雖然日本的明治維新沒有中國的洋務運動來得早，可是在中國派出留學生以前，日本也向外國派出了留學生，時間比中國派出留美幼童大約早10年。日本著名政治家，明治維新以後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就是在1863年偷渡出國，到達英國的。在馬禮遜學校校長布朗先生帶容閎等三個中國小孩去美國讀書以後，布朗先生又去了日本，從日本也帶回一批日本青年。但日本沒有發生像中國這樣，因懼怕留美幼童對傳統產生的挑戰，而把留學生叫回去的事情。這似乎和他們另一個傳統有關，那就是向外國學習。中國隋唐時期，日本就派出遣隋使、遣唐使以學習中國，日本人從那以後改穿中國服裝。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開始學習西方，又穿起洋服。同時日本派往外國的留學生數量更是直線上升，他們不但向西方學習各種知識和技術，還把西方的教育體製搬回日本。
李鴻章與日本當時的駐華公使森有禮的一次談話，意味深長。李鴻章問：“先生去過西洋？”森回答：“自幼出國，在英國學習了三年，後來又繞著地球走過兩圈。”“西學學問怎麼樣呢？”“我認為西學有十分都是有用的，中國的學問卻隻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還是老樣子，已經沒有用了。”李鴻章又問：“你們日本連衣服都改穿洋服，我感到有點不理解，衣冠是憶念祖先之物，後人應該世代相傳才對啊？”
森回答說：“倘若先祖們還在世，他們也會像我們一樣做的。一千年前，他們改穿了漢服，就是因為發現中國的服裝比我們穿的要好。”
所以，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不但大膽地脫下由漢服改造成的和服，換上了洋裝，西方的政治和教育製度他們也毫不遲疑地請了進來。沒啥舊的可留戀，所以學習新東西也就更徹底了。中國把西方的技術拿來了，思想卻還是被森有禮說的三分有用七分已經沒有用的傳統思想禁錮著。在中日甲午戰爭的較量中，敵對雙方中有很多都是當年哈佛、耶魯、霍普金斯的同窗學友，可是我們敗了。
不過，就像前麵說過的那位留美幼童蔡紹基（他也是耶魯大學的學生，後來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北洋大學第一任校長，北洋大學即天津大學的前身），在他從哈特福德中學畢業時的演講上慷慨激昂地說的那樣：“中國沒有死，她隻是睡著了，她終將會醒來，並注定會驕傲地屹立於世界。”
曾經被傳統文化禁錮的傳統中國，如果沒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沒有容閎，沒有留美幼童，沒有蔡紹基，沒有那些有識之士，傳統中國恐怕還要繼續延續下去不知多少年。而這些人其實也是在傳統文化的熏陶下長大的，但是，他們懷著一顆對祖國的赤子之心，以極大的勇氣挑戰了傳統，挑戰了過往的權威和習慣力量，他們如同挑戰了自己的母親。但他們學會了玩，也喜歡上了玩，是玩家的思想讓他們不顧一切地衝破了傳統的藩籬，他們所做的一切為祖國母親的一個新時代—現代中國的到來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