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最高層次聚落中心的形成。
我們還可以從聚落的層次性來理解紅山古國的出現。因為聚落分化已達到產生最高層次中心聚落的水平，是古國時代的又一重大特征。牛河梁遺址群就是紅山文化最高層次的中心遺址。
牛河梁遺址所在的遼西努魯兒虎山穀，正處於紅山文化分布區中央部位而偏向於靠近華北平原的西南一側，這一帶既屬於大淩河流域又距老哈河的河源不遠，向北沿老哈河河川可通往內蒙古赤峰並繼續向更北的廣袤蒙古草原深入，向南側順大淩河南部支流，可抵達渤海海濱；向東沿大淩河通向朝陽和阜新地區，更可直達遼河西岸；向東北，沿努魯兒虎山穀可通達內蒙古敖漢旗及周圍的教來河和孟克河流域；向西沿大淩河西部支流經河北省承德地區，並鉞燕山山脈直下華北平原，以上這些地區大多數是紅山文化遺址分布的密集區。可見，牛河梁遺址就處於紅山文化分布區四通八達的中心部位。把牛河梁遺址選擇在具有這種地理優勢的位置，顯然與充分發揮和延伸最高層次中心邑落的彙聚力和控製力有很大關係。
牛河梁作為一個宗教祭祀場所，在廟區內外上百平方公裏範圍，不見任何居住遺址的跡象，這表明當時牛河梁祭祀遺址群的基本已遠遠超出了以家庭為單位、在生活區內設祭的家庭祭祀，也遠遠超出了以氏族為基本單位，以設在聚落以內如“大房子”一類的祭祀場所的氏族祭祀，而是遠離生活住地專門營建的獨立廟宇、廟區和陵墓區，形成了一個規模宏大的祭祀中心。這已絕非氏族、部落所能擁有，而隻能為紅山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所有，是把紅山文化人們凝聚在一起的崇拜先祖的聖地之所在。
同時，在這樣廣大的紅山文化分布區內，積石塚墓製和玉禮器都保持著高度的統一性。積石塚作為紅山文化特有的一種葬製，見於大淩河及其支流的各流域，以阜新縣的胡頭溝墓地為例，這是最早發現的紅山文化墓葬，這處墓地位於大淩河支流牤牛河東岸，也坐落在山岡之巔，塚的結構為方圓結合，塚上有成群彩陶筒形器排列，也具有一座中心大墓，那些成對的玉龜、玉鳥等一批精美的玉器，就出在這座中心大墓中，胡頭溝西距牛河梁200多公裏，在積石塚的形製和玉器造型特點上彼此之間沒有多大差別。就是在紅山文化分布區最北部的西拉木倫河流域，發現的紅山文化墓葬也有為積石塚性質，且也具有中心大墓的線索。尤其是西拉木倫河以北出土的幾批紅山文化玉器，如造型各異的方圓形玉璧、變化多端的勾雲形玉，特別是高度抽象化的以玉雕龍為代表的各種動物形玉，經每一種玉類的形製都十分獨特，多變化，也都同牛河梁所出基本一致。墓葬製度和玉禮器的高度一致性，是中心邑落對周圍地區政治控製力在考古學上的表現。
牛河梁壇廟塚遺址群規模之宏大，氣勢之雄偉，組合之完整，不僅在中國是唯一的，就是與世界上古史著名文明古國遺址相比，也毫不遜色。以它作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古國的象征和民族聖地，當之無愧。
3.通神及其獨占權。
這是中國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象征，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特點的表現，而以紅山文化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
（1）“唯玉為葬”的習俗和製度
史前墓葬都有以陶器為主要甚至唯一的隨葬品的塟俗，隻有紅山文化是個例外。紅山文化的墓葬裏，極少見有陶器以及石器隨葬，而隻葬玉器。據統計，在牛河梁已發掘的有隨葬品的墓中，隻隨葬玉器的墓占80%以上，中心大墓和較大型的墓葬都隻葬玉器，個別有陶、石器隨葬的都是較小型的墓，表明隻葬玉器已是牛河梁積石塚埋葬的一種特定製度。在牛河梁遺址一文所見的紅山文化墓葬，也都是具有相同的情況。本來紅山文化已具備相當發達的製石和製陶工藝，大型打製石器、磨製石器、細石器三大類石器並用和石犁耜的大量使用，為同時期其他史前文化所不及。細石器更講究選料的硬度、色澤、紋理和通體精細加工，有的已是精致的工藝品。紅山文化的製陶業，有以壓印之字紋陶和彩陶器為代表的南北文化融為一體的陶器群，積石塚成百上千使用的大型陶筒形器已屬批量生產的產品，尤其是在東山嘴和牛河梁遺址都發現了一批與祭祀有關的特異型陶器，如牛河梁女神廟出土的大型彩陶鏤孔器和彩陶方器，都是燒製技術甚高的祭禮器。但在紅山文化正處於由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過渡的社會大分化大變革時期，墓葬規模及隨葬品的數量、質量是反映人與人等級差別最主要的標準，該文化卻以非實用的玉器作為幾乎唯一的隨葬品而“排斥”陶、石器等與生產生活有著千絲萬縷聯係的器物，這種極其特殊而又特定的現象說明，紅山人在表達人與人關係時，在十分強烈地表現一種精神重於物質的思維觀念。聯係王國維對“禮（禮）”的解釋：為“象二玉事神之器”，表明玉與禮的特殊密切的關係。有學者以“禮”為政治上的“貴”，而與物質財富上的“富”有所不同，就有別於物質財富而言，此說與紅山文化的有關現象頗具相同之處，不過紅山文化表現禮時那種對玉的情有獨鍾，似寓意更深，因為禮器本有多種類別，就史前時期諸文化而言，用作禮器的材料、功能也是多種多樣的，尤其是與玉器共出的是大量陶質禮器，獨以玉作為“禮”字創意時的依據，隻有紅山文化的“唯玉為葬”與之相吻合，這就是不僅證明玉器是最早的禮器，而且清楚地表明，“唯玉為禮”才是“禮（禮）”的初意。同時，玉器是具有通神功能的神器，唯玉為葬，也就是唯玉才能通神，這是紅燒肉的一個重要思想觀念。這種思想觀念在紅山文化玉器的製作工藝特征上也有很突出的表現。
（2）玉本質的最大發揮
這在紅山文化的製玉工藝上有著強烈的反映。如紅山文化時期玉料加工已普遍使用切割成材技術，經切割後的玉材，棱角銳利，形狀趨於規整，但是紅山人並不直接利用這些成形的有利條件，而總是要再加工使這些棱邊圓潤光滑，這當然是一道很費工夫但又是必備的工序。又如紅山人對器物外表進行裝飾的意識本來很強，在夾砂粗陶罐上滿飾整齊密布的各式壓印紋就充分表明了這一點。在玉器上飾紋雖然比陶器上飾紋難度大得多，不過從已發現的有紋飾的玉器看，紅山人也已掌握了在玉器上刻畫複雜花紋的技術。但他們對在玉器上刻畫裝飾卻極為慎重，一般除動物的頭部和鳥類的羽翅等進行必要的刻畫以外，皆通體拋光，並不另加任何額外裝飾。就是僅見的裝飾中，也很有特點，如以極淺的圓雕技法表現動物頭部五官，各部位皆準確卻甚不顯露；在報班式玉件表麵，磨出寬窄深淺都十分均勻規矩的瓦溝紋，這些紋飾製作難度甚大，觸之有感，直觀卻隻有隨著光線照射角度變化而時隱時現，從而最大限度地突出了以玉質本身來表現的一些特殊效果，如立體感、層次感和神秘感，這種為使玉器自身的特性，如圓潤、光澤得以充分表現出來的刻意追求，目的在於表達一種不是靠更多外加的人為因素，而是靠玉本身自然特性的最大限度發揮來達到人與神之間溝通最佳效果的思想觀念，這應是人與自然和諧關係在思維觀念上的體現，也表明在中國傳統的玉文化發展過程中，紅山文化已達到一個高峰。
《越絕書》曾記載春秋時期一位名叫風胡子的人，在與楚王談論治國之道時，講到從上古起兵器冶鑄技術發展史：“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
張光直解釋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把古史分為石、玉、銅、鐵四個階段，大致相當於傳統古史中的三皇（軒轅、神農、赫胥）、五帝（黃帝）、三代（禹）和東周四個階段。第二點是將這四個階段的進展變化與政治力量相結合。這兩點都很正確地將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經過的本質變化撮要出來了。西方考古學講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比起中國來中間缺一個玉器時代，這是因為玉器在西方沒有在中國那樣的重要。玉器時代在中國正好代表從石器到銅器的轉變，亦即從原始社會到國家城市社會中間的轉變階段，而這種轉變在中國社會史上有它自己的特征。”
“玉器時代”或“玉兵時代”的提出和討論，隨著玉器近年在史前時期遺址和墓葬中越來越多的出土及其與“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的相互對應，在考古界盛興一時，其實，如從紅山文化“唯玉為葬”“唯玉為禮”的習俗和製度來看，以玉作為黃帝時代特點的寫照，其社會的、特別是思想觀念方麵的含義，原本還要深刻得多。因為紅山人既然用玉來表達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那就不是將玉作為生產工具對待的，也不隻是用以劃分等級和掌握通神獨占權的“神物”，而是賦予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關係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的載體。還是孔夫子更了解其中的原意。《禮記·聘義》記載了孔子回答子貢“貴玉而賤瑉”時關於“君子以玉比德”的那段有名的話：
“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對,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雲，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在這裏，孔子把玉的質地、光澤、結構、聲響等自然特性都賦予了道德價值的屬性，他們顯然是從史前已形成的以玉的自然特性表達人與自然諧調關係的思想觀念向人際關係的延伸，從中可以看出玉器由“以玉事神”到“以玉比德”，由我們起源標誌物到中華傳統美德載體的演化過程，同時，“以玉為兵”的黃帝時代，有與紅山文化對玉的情有獨鍾而賦予新意，自然，黃帝時代對後世傳統觀念影響之深遠，也由此而有了進一步的理解。
（3）紅山人十分看重人與自然諧調關係的思維觀念
這觀念在遺址群的布局方麵也有相應的反映。因為牛河梁遺址群依山勢定方向的嚴格布局，是以與當地自然環境完全和諧一致而實現的，這除了女神廟的選址是以向南遙對那座酷似某種動物（熊或豬）的神山為標準，從而形成遺址群的主軸線以外，置有積石塚的諸山岡岡頂的高度，都十分相近，它們以蔓延的山梁相連接，有的岡塚間距離也相同相適，其中那座金字塔式巨型建築與東西兩側的積石塚所在的三個山岡，已近於等距。而且三點連成一線，還與遺址群的主軸線保持大致垂直方向，這種大範圍的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的巧妙結合和將人文景觀融於大自然之中的奇特效果，已經超越了建築群所反映的以一人獨尊為主的人與人的等級關係，而是具有人與自然諧調關係的深刻含義，即人與天、地之間的關係在內，以至令今人身臨其境也會產生一種“神秘感”。聯想到牛河梁壇塚都十分講究方圓結合與變化，可知當時祭天地與祭祖是共同進行的。看了古代帝王所舉行的“禘”、“郊”、“燎”，確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五帝前期。
五帝時代，是中國的古國時代。神權至上，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時代特征。五帝時代作為中華大地造神運動的時代，在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時期已發達到如此高度，其影響必不限於紅山文化範圍。“紅山女祖”為“中華共祖”，背景極為深厚廣闊，那是各地古文化頻繁交彙取得觀念認同的結果。
編者按：今年（2014年）80歲高齡的馮永謙先生考古60年，著述上千萬字。馮先生學識淵博、治學嚴謹，重視以實物說話。紅山玉件經他手成百上千，破解紅山玉器之謎時，他發現了深藏其中的“黃帝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