篳路藍縷 牧墨心疆（後記）
在你視覺疲軟的遠方我存在著。
存在，是每個人生經營的過程形態或個人存在的方式和現實。
回望自己一路走來的深處，天蒼蒼，水茫茫，“篳路藍縷”，跌跌撞撞!
人活著何其難，然難也要做人；披蘿戴荔，三閭大夫談何容易？卻感而賦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又何簡單，則吟而成癖，非他人授托，乃自家秉性、追求使然，所謂“受命不遷，生南國兮。身固難徙，更壹誌兮”“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牧墨”言之輕鬆，卻並不比“牧羊”來的浪漫；心的疆土和疆域，已全盤賒給了自己的人生愛好和追求，故而，幾十年風雨如一日，映月讀書，硯田勤耘，折枝劃沙，丹青不輟，用汗水、更用用自己的肝腦塗起了自家一塊聊為子孫收藏抑或把玩的“墨錠”——是為《牧墨心疆》。
我的熱血年華，都毫無保留地消費給了自己一生的生活曆程。說生活曆程不是說奮鬥曆程，蓋因生活裏就充滿了奮鬥的種種，“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如此這般，與一出生就含著金湯匙落地的寶貝蛋子，草民能比嗎？
農曆丙申年我出生在鄂西一個地道的農村家裏。三歲時家遭火難，大難不死已是不幸中之萬幸了。至今我還記得一個細節：我家遭火那天，恍惚覺得人聲嘈雜，自己好像也睜眼看見大火上房，火光肆掠，夜如白晝，二舅奶奶從村頭趕到村中偏南我家時，我的小腳奶奶已把我和我一個同歲的姨從火屋裏搶了出來，不僅如此，奶奶還搶出了母親出嫁時陪來的一隻皮箱。而與我毗鄰而居的天足男人領著三個孩子一個都沒逃出來的慘狀比較，從此，我的小腳奶奶在我心中成了一個永遠的大英雄！
我本一個農村孩子，偏偏走上了一條寫作和繪畫之路，實在是與先天遺傳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分不開的。我的母親原本是宜城市北街裏的人，且識墨端字，母親是在一個特定時間的背景下定親給了大字不識一升的赤坡張家的，1940年那年，日本飛機投彈炸宜城，就是我們抗日名將張自忠與日寇戰死宜城那年和那天，我姥姥領母親在魏家崗上躲避戰難，看守店鋪的姥爺不幸被日本飛機投彈炸死，還有炸毀了店鋪，姥姥遇到了她人生中最叫人崩潰的苦難和難題。姥姥以為城裏的戰爭一時半會兒不會結束，好長一段時間都在鄉下崗上居住，就這樣魏家有人求姥姥把她最心疼的三姑娘——我的母親許給了赤坡崗上老實巴交的張家，沒多少年解放了，母親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頂大轎抬到了張家，從此母親就成了一個城裏人嫁鄉下的少有的例子。
我出生後最開始的記憶始於火難那年，我記得火難的第二天，我父親的舅舅那支人把我領到我已著完火的自家門前，房屋已全部燒空，黢黑的過火殘門和禿牆狼藉一片，房屋的正中有一群人在慰勸一位傷心女人，那是我的母親，母親的哭聲十分淒慘，直到四十七年之後，我從北方趕到老家侍候住院的母親之時，我還問及那一幕。母親說：“家著火那陣兒我帶著你才一歲的弟弟在西山出工，趕了幾十裏路回來時，家都空了，咱家原有一口放在牆角的壇子，裏麵有全家人靠個把月的勞動換來的半小壇麵，你們當時沒奶吃，都是打糊糊喂你們的，沒想到家著火當時，在我們家房後學校教書的潘德底來搶救，就乘火打劫把壇子抱走，我趕回來找到他的時侯，他正在用從我們家搶來的麵粉烙餅吃，我說，‘潘老師我們家都遭這麼大的難，兩個孩子還餓著，你不能讓我雪上加霜啊！’可是，壇子裏麵他已吃完了，我隻拿了個空壇子回來，那點麵在現在不算什麼，但在‘五九’年挨餓那年，它就是你和你弟弟的命，家燒得什麼都沒有了，沒把你燒死再餓死了，還有天理嗎？”
我的寫作，緣於我的感受，我的感受又緣於我耳聞目睹的城鄉差別，和城裏人對農村人的冷漠目光。我與別的農村孩子的不同，就是我有城鄉兩地的特別血緣。既有父親吃苦耐勞的一麵，又有母親靈氣好學會畫的稟賦。小的時候我時常與母親上姥姥家，姥姥家在宜城南街蠟樹園宋玉寺邊上50米處，有關宋玉楚辭的詩話是舅舅的常話，再則，舅舅書法寫得好，我們家每年的對聯都是找舅舅寫的。畫也不錯，當時縣城提起鄭文茂名字，少有人不知的；還有，母親當年陪舅舅上學所學文化雖然是旁聽的，但卻又是舅舅最認的。所有這些讓我耳聞目染的成長環境未必是所有人可以偏得的。
然而，現實結果往往會羞辱你的稟賦和自尊。那年，我的幾個姨娘的孩子剛讀完小學就被抽工吃上了皇糧，按稟賦我能更勝任社會的工作，甚至比他們能做更多的貢獻，但按社會地位——農村，我則隻能繼續“麵朝黃土背朝天”去土裏刨食。城鄉沒有現在這樣相對公平擇業機會。投生錯門隻能死路一條。是故，母親常常為我們著急，我看在眼裏也急在心裏，為此，我從小就好學上進，到成年，我基本掌握了畫畫、木匠、寫作等等的立人立戶的生存技能，我是高中一畢業就因為會畫畫和寫作而被當時的公社書記調到了鄭集供銷社，在供銷社組織了一個文藝隊，整個一台節目都是我來寫作、譜曲，排練等等。許多時候我還跟我畫畫的老師金光丁給下鄉住隊“蹲點”的縣委書記那裏畫大批判畫，和寫些“農業學大寨”之類的大字塊標語。
1976年，我真的想走出去“經風雨，見世麵”，於是就報名參了軍。在部隊我因為在團部出的一本小冊子上發了幾組詩歌，於是，部隊宣傳隊負責人就拿著小冊子找到了我，從此我在部隊宣傳隊就幹上了編劇一角，一年後，因刷大字塊引起了團部領導注意，結果宣傳隊一解散，我就調到電影組放電影兼管圖書，那一段時間我在電影劇本的寫作上較下了些功夫，並寫過一個電視劇本投到當時的中央電視台石沉大海了，未久我得信北京剛成立的電影學院首批招生，我當時報了編劇班，報名沒久，不料部隊突然開始移防到南方，在馬鞍山市兩個月後我收到從遼寧本溪轉到我手的北京電影學院報考信，結果時間已過去十五天，為此我怨恨無由，宣傳股長給我好個做工作。那次若果報考成功，攀大個說句話，我就與後來才知道的張藝謀正好是校友或同學，他當時是學攝影的。
之後，我一心讀書，搞幻燈創作。1988年，我搞了個幻燈節目的創作還在軍區的一個比賽中獲得一等獎。完了團部給記營嘉獎一次，三等功一次。之後，我在管理圖書館時，在地方學習認識了馬鞍山市一鐵廠圖書館館長、著名的安徽省畫家、科普作家、詩人和社會活動家鄧紹康先生，在他的影響之下，我的第一篇變成鉛字的文字是《綠帆》科普詩，發表在馬鞍山市與省科協共同主辦的《科學文化》上，之後在馬鞍山《電影之花》上還發表了《談欣賞》等三篇文藝創作談，此後便愈發不可收拾，先後在《馬鞍山日報》《新華日報》小有斬獲。有一次在馬鞍山新華書店裏與有過同樣放電影經曆的小說家張弦不期而遇，在短暫的交流後，我有了寫小說的欲望，而正當我搞了幾個短篇小說創作時，由於這個軍不軍，民不民的基建部隊不正規性，我成了單位領導之間不和的犧牲品，犧牲就犧牲吧，反正早晚也是要退伍的，可人家一定要找一個正當理由來“名正言順”地把我整掉，當時我除了放電影、畫幻燈、管圖書外，還把團裏的文體器材也交給我管，當時我手裏有些籃球和球隊的衣服、鞋啥的，有人找首長簽字問我要，我是見首長的簽字就發放，首長也不知簽了多少字，忘了，那陣兒我正好有四年沒探過一回家，母親去了，當時還提及有沒有打紙炮的“發令槍”找一把給弟弟玩，我呢真有好幾把在那兒，因從來沒帳，所以，如果我願意拿出來也沒人會有根據去追究我的，可是我堅決沒有給小弟弟拿。我父親有話說過“餓死不做賊，氣死莫告狀”，我秉性就是這個樣子，也必須這麼做的。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團裏有嫉妒我包括要找茬的人，在我回家探親時，就跟領導說我少了東西之事，我探家回來，領導就叫我檢討，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那天我就做情況說明，我把領導的簽字條一一拿出來說300來塊錢的去處，結果領導大為光火說我態度不好，要處分我，我前後與領導談心，我說我沒錯，你處分我沒有依據啊，誰知領導說了我這輩子都忘不了的一句話：“毛主席那麼偉大的人都有錯誤，你能說你沒錯誤？”嗚呼，我什麼話都不能說，如果不是怕卷了領導的麵子，我會 “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地說：“我們都帶原罪、都有錯，你領導還當領導，幹嘛不處分自己，卻要無端地處分我呢？”其實至此我什麼話也不用說，於是我就在1981年1月份退伍來到了我一片陌生世界的本溪，安家落戶、娶妻、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