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開放後，濱城市的馬路上出現了車門噴寫著TAXI字樣的出租車。最初僅幾台，漸漸地十幾台，到九十年代中期，濱城市的出租車已達到六千八百台，成為這個城市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這道風景線是由幾種不同身份的出租車組成：一種是家底厚實的司機，他們先是自己買個出租車的營業牌照（大約要5萬元人民幣），然後再買輛新車（大約要7萬元人民幣），掛上牌照就可以拉活了。拉的都是白天的活，他們早晨愛什麼時候出車就什麼時候出車；晚上想什麼時候收車就什麼時候收車。再或聯係一個固定的客戶，比如：大款家上學的孩子，企業家身邊喜歡逛街的“小蜜”等，每天早晨送一趟，晚上接一趟，一天除了這兩趟活，其餘的時間隨心情：想多賺點，就再拉兩趟散活；不想多賺，還可以去路邊的遊戲廳拍拍“老虎機”，自由得很。這叫“個體出租車”。
比“個體出租車”低一檔的是：沒有能力購買營業牌照，但卻買得起車的司機。他們就用這筆買車的錢，到某個出租車公司包一台車，包車的合同一簽就是八年。幾乎所有的司機，在包了出租車的同時，也都再雇傭一個替班司機。替班司機專拉夜裏活，他們拉活的時間大致是每天從下午的5點左右到第二天早晨7點，這叫人停車不停。包車的司機人稱“車主”，給他打替班的就是“車主”的“店小二”了。“小二”在黑夜裏開車拉客時，要極其小心，車體不能出現剮碰的痕跡，愛護車輛就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不然在第二天早晨交車時，車主發現了會給臉子看的。因為這些車主都是交納與車價等同資金後，才將出租車承包到自己名下的。這筆巨大的資金，在當時，對一個月收入不足百八十元的普通工人家庭來說，簡直就是個天文數字。
有很大一部分車主的包車錢，都是東家挪西家湊才勉強湊足的。把車包到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拉客掙錢還債。一個人即使再能拉，最多拉上一天再加上個小半夜，到夜裏10點左右就得收車回家。天長日久就是鐵打的人也頂不住，所以都不得不雇傭夜裏拉客的替班司機。這樣不僅還債快，還可以積攢出買營業牌照的錢，也幻想著等合同到期後，能有一台屬於自己的“個體出租車”。
最不容易的就是夜裏拉活的替班司機。因為所有的替班司機都是既沒有錢也沒有湊錢的本事，所以才不得不給車主打替班。替班司機又分兩種：一種名為“超級替補”。這超級替補的司機沒有固定的車主，就像足球場上的替補隊員一樣。他們不定時不定位，哪台車的車主有事，他就上哪台車拉活。好處是不用花很多錢就可以幹出租車，另外在拉客的過程中，一旦車體有什麼不適的情況，或發生了剮剮碰碰的交通事故，把車扔給車主就一了百了。車主把車維修好，再把交通事故處理完了，他就又可輕鬆地上車拉客。另一種是專給固定的車主幹夜班的。他們隻要向車主交2000~3000塊錢的風險金，就可以天天晚上拉客幹活。夜班拉客不僅掙得多麻煩少，而且還很有規律，不用滿大街溜道就能掙到錢。比如白天拉的大部分都是“起步價”的小活，司機口稱“磨地頭”。這既掙不了大錢不說，還時不時地碰上上級管理部門——出租汽車管理所，簡稱“車管所”的稽查人員巡查。他們查的內容不複雜，例如：車況好不好，車內衛生幹不幹淨，有沒打計價器，等等。一旦罰款是很不客氣的，少則五十，多則上百。而夜裏拉活的就沒有這些煩心的事，他們5點接班後就直奔火車站拉客，7點到10點間再彎到飛機場拉客。尤其值得一提是，這些拉夜活的替班司機在機場拉客時，他們見下飛機的客人個個不是著急回家，就是忙著找旅館，收費根本不按計價器上顯示的數字收，而是喊價。一般的，幾乎都是司機喊多少，乘客就給多少，沒有講價的。
正常的白天從機場拉個乘客到市內，車費一般在二十元上下，但在夜裏就可以翻倍地喊，從四十喊到一百元。等淩晨三點到五點再去碼頭接下船的。午夜十一點到淩晨三點，因活少，這些人便三五成群聚到一起，有的在路邊攤點吃燒烤，有的找個街巷深處的小巴巴館吃碗拉麵，聊聊天。還有一小部分的司機，隔三差五的去洗腳房按按足底。開這些店的老板都非常喜歡接待這些午夜開車的司機，還給他們冠了個浪漫的名字——“午夜出租車”。
我要說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午夜出租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