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早期，先後聳峙著兩座高峰：一座是“詩經”，另一座便是“楚辭”。“詩經”居北，古樸蒼茫，俯瞰著一瀉奔騰的九曲黃河；“楚辭”居南，瑰麗雄肆，拔出於流貫南國的萬裏長江。“詩經”、“楚辭”，實際上代表著春秋戰國時代高度發展的中國古代文明。其所孕育和影響著的，也不隻是獨標一幟的中國古詩藝術，而是整個華夏民族的精神及其風貌。
“楚辭”的含義有二：一是指繼《詩經》的集體歌唱之後，在南方楚國發展起來的一種新體詩歌，它的創立者和繼承者，便是以個人獨立的創作，開辟了詩歌發展新紀元的偉大詩人屈原及其弟子宋玉。因為這種新體詩歌的傑出代表作，乃是“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的《離騷》，故後人又稱其為“騷體詩”。二是指漢人劉向所編輯的以屈、宋辭作為主，兼及漢初擬騷之作的詩歌集，集子之名即為《楚辭》。
作為一種詩體形式，“楚辭”的濫觴大抵可追溯到傳說中的舜禹時代。如《屍子》記載傳為虞舜所作的《南風歌》，《尚書大傳》所載《卿雲歌》，以及《呂氏春秋》所記禹之妻塗山氏女《候人歌》等，即均有“托體兮猗”的特點。在《詩經》“十五國風”中，亦有不少詩章接近此體，如《召南·摽有梅》、《鄭風·野有蔓草》、《魏風·伐檀》等。至於南方傳唱的騷體民歌，如《滄浪歌》、《越人歌》等，其出現亦在屈原以前。但是，這種詩體倘若不被偉大詩人屈原所采用和改造，並在《離騷》、《九歌》、《九章》等詩作中，放射萬丈光芒，就不可能以其獨特的形式拔聳於“詩三百篇”之外，成為“一代文學”之代表而雄步詩壇。從這個意義上說，把屈原視為“楚辭”的開山之祖，是理所當然的；漢代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張湯傳”中，稱屈宋之辭而冠之以“楚”字，也是完全正確的。
倘若單從詩體形式看，屈原創立的“楚辭”，主要在於打破了《詩經》以四言為主的句式，而代之以五、六言乃至七、八言的長句句式，並保留了詠唱中的歎聲詞“兮”。這就使“楚辭”的句式，於參差中見整飭，既富於“長以取妍”的聲情，又擴展了它的涵容量。“楚辭”的體製，也突破了《詩經》以短章、複疊為主的局限，而發展為“有節無章”、波瀾壯闊的長篇巨製。這就更適合表現繁複的社會生活內容，抒泄在較大時空跨度中經曆的複雜情感。“楚辭”與音樂仍保持著較緊密的聯係，所以在辭中時有“倡曰”、“少歌”、“重曰”的更弦發唱，結尾大多有“眾音畢會”、“交錯紛亂”的合奏所伴和的“亂曰”。
不過，倘若隻將這些形式上的因素視為“楚辭”的特點，還未免是皮相之見。“楚辭”之所以稱“楚”，最重要的乃在於它的聲韻、情調、思致和精神風貌，帶有鮮明的楚地特點。“楚辭”作家生活於江流清碧、翠嶂插天、“氣象常並吳越”的南國。由於曆史的原因，楚民族的發展較之於中原民族，還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這裏原始的“巫風”尚未消歇，神怪思想還相當濃重；楚人的民族性格尚未受到北方“詩禮”文化的約束，而更多傾向於“情感型”的躁急、偏執和狂放不羈。同時，由於它在曆史上長期遭受殷人、周人的歧視和排斥，多次遭到侵伐和傷害，隻是靠了自身不屈不撓的奮鬥，才贏得自立於南方的獨立地位，故其宗土觀念、民族自尊意識也特別強烈。另一方麵，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原的理性精神，在南北文化的交流、撞擊和融合中，又強有力地影響和衝擊著南方，並在這片土地上，造就了一批富於革新精神和開拓勇氣的誌士仁人。而屈原，正是在深厚肥沃的楚文化孕育下成長，並受到中原理性精神洗禮，而巍然屹立的賢哲兼偉大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