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數月前，接到學兄王綿厚先生的電話，請我為他與樸文英合著的《中國東北與東北亞古代交通史》寫序言，接著就收到了寄來的打印書稿。望著眼前厚厚的一摞書稿，頗為躊躇忐忑 ：一是王綿厚學兄學養深厚，多年筆耕不輟，著述頗豐，學術造詣非我所及，為其力作寫序，感到汗顏；二是我對於古代曆史地理特別是我國東北和東北亞的曆史地理，完全是門外漢，為這樣的學術著作寫序，無異於班門弄斧。但學兄之命難違，隻能在拜讀兩遍書稿之後，以感言強充為序。
《中國東北與東北亞古代交通史》全書共50餘萬字，按時代順序清晰詳盡地論述了我國東北與東北亞地區，從上古至清王朝的海陸交通發軔、發展、繁榮的曆時過程。雖然王綿厚先生在“自序”中謙遜地表示，這部著作是對20世紀他與李健才合著的《東北古代交通》的修訂，是對“舊著的某些補充、拓展和完善”，但新著無論在研究所涉地域跨度、內容深度，還是在學術信息量和文字數量上，都遠遠超過舊著，可稱是一部全新的學術著作。
綜觀全書，可以明確看出作者撰寫理念的四大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體例嚴謹，論證嚴密，圖文並茂。全書按時代順序共分11章，體現了這一地區古代交通，從“自然交通”向“部族交通”再向“社會交通”的曆史發展演變順序。而第三章之後各章，即秦漢以後的社會交通，無疑是作者研究和論述的重點，全書的精華點也正在這些章節中。正如作者所說，其中的“每一節都可以成為東北亞古代交通史的獨立專題”，可當做獨立的學術論文來閱讀。在重要章節的後麵，都附有繪製精美的交通路線圖，使讀者可以圖文對照，一目了然。在論述各時期主要海陸交通路線的章節中，條分縷析，章法森嚴。一般是先確定其始點和終點，闡釋其意義和價值，然後將交通路線上重要節點的郡縣城邑和關隘山川等逐一確定地望，考訂建置時間，最後再利用發生在這條交通路線上的重大曆史事件和《行程錄》加以論證。遼代以前的交通路線，多以正史中記載的軍事行軍路線為證；遼金以後的交通路線，多以使節的《行程錄》、地方官吏的《行部誌》和帝王東巡記載為證。使人在讀每一章節時，都像是隨著作者的筆觸而穿山涉水。
第二個特點是充分利用了考古學的成果。曆史地理學離不開文獻，但僅依賴文獻恰恰是曆史地理學的大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曆史地理學越來越成為一門實證的學科，而為其提供科學支撐的正是日益發達的當代考古學。通觀全書，作者幾乎對每條古代交通路線上的郡縣城邑、山川關隘和古道港口，都利用考古學成果進行了令人信服的論證，其中多處糾正了文獻記載和前人研究中的訛誤。一部邊疆地域交通史著作能夠融會、吸收如此巨量的考古學成果和信息，在當代史地著作中堪稱獨步。
第三個特點是高度重視少數民族對交通史的貢獻。我國東北地區古代少數民族眾多，社會發展極不平衡，表現在交通史上，是郡國交通與部族交通的長期共存和互補。在這部著作中，作者不僅通過對“朝貢路線”的考訂，清晰、準確地勾勒出早期部族交通概況，而且對古代少數民族政權的交通文化進行了係統闡述。漢魏晉以後，東北地區先後出現了高句麗、三燕、渤海、遼、金、蒙元等少數民族政權，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北魏、遼、金、元等起源於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北方王朝的重要領地。這些少數民族政權的東北與東北亞交通文化按時代展現在不同的章節中，其中遼、金、元時期設專章作了詳述，而對於影響巨大的渤海國的交通文化，雖沒有設置專章，也在第五章用兩節的篇幅進行了論述，並附表詳列了渤海國與日本的交聘往來。全書鮮明地展示了古代東北各少數民族對交通文化的重大貢獻，揭示了它們融入中華民族的曆史進程。
第四個特點是重視與交通史跡相關的社會人文內涵的發掘和闡釋。在論述重要的交通史跡時，將相關的曆史事件、曆史人物一並進行介紹，使文化遺產與鮮活的人的曆史活動水乳交融，凸顯了交通史跡的重要作用。對於與東北亞古代交通史相關的重大曆史文化事件，如騎射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東傳，也進行了翔實的論證。這種重視曆史與文化的編寫理念，極大地豐厚了全書的人文內涵。
通過這部著作，兩位作者全方位地向我們展現了我國東北與東北亞古代交通史跡和交通文化，使我們深切感受到從這一地區各條古交通線上傳來的行政、軍事、經濟和文化的強烈曆史脈動。諸多重大學術懸疑的破解，使這部著作成為我國東北與東北亞古代交通的一部信史。就筆者陋見，這是目前所見中國邊疆史地專著中學術含量最高的一部著作。當然，這是兩位作者特別是王綿厚先生多年學業積累和辛勤學術耕耘的結果。
王綿厚先生勤勉好學，敬業篤誠，沉毅多思，敏於行而慎於言，有恂恂君子之風。早在大學期間，就被師友們期以日後必有大成。觀其學術之路，顧炎武先生的“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治學風範，實為其成功的秘訣。從著作中，讀者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深厚的曆史學、考古學和民族學素養，體味到他“讀書破萬卷”的苦讀精神。但他絕非書齋學者，而是一位善於和愛好“行萬裏路”、跋山涉水去實地進行考古調查的實踐型學者。在北京大學通過考古學訓練所養成的專業興趣，成為他實踐考古調查的驅動力；而東北地域交通史的重大學術課題，又為他的考古調查實踐提供了寬闊的用武之地。從書後附錄的他的曆年主要業務活動大事記可以看到，這種針對交通史跡的考古調查，從其大學畢業就職開始直到本書完稿，40餘年間從未中斷過。他曾坦言考察過長江以北所有各代古都，而中國東北地區與交通史跡有關的重要郡縣城邑、山川關隘、古道港口等遺址，幾乎都留下了他考察的足跡，甚至俄羅斯遠東地區和朝鮮半島、日本的一些重要交通史跡，他也進行了實地學術考察。令人敬佩的是，大部分考察，是他在遼博研究室的十年和擔任遼寧省博物館館長時及退休後，利用個人休假和各種專業工作會議期間抽空完成的。這種酈道元、徐霞客式風格的實地考察，使這部著作完全超脫了咬文嚼字的陳詞濫調，帶有一股親曆實證的泥土清香；偶爾又穿插幾句實地考察中的精美詩文，使人又有如身臨其境。這部著作成為信史，其原因正在於此。在這部著作中，他緊扣學術難題，意氣風發，文獻學和考古學證據如探囊取物般地信手拈來，揮灑自如而又遊刃有餘，在對各條古交通線的探索中都有所創新，有所突破。在此僅舉他對兩晉南北朝時期高句麗“南北二道”的考訂為例，以視其對破解學術難題的鍥而不舍和用力之深。高句麗“南北二道”，南道又稱“南陝”，北道又稱“北置”。由於對文獻記載的理解不同，百餘年來國內外學界對“南北二道”聚訟紛紜，三說並存，莫衷一是。為了破解這一學術懸疑，他自20世紀80年代起的30年間，會同李健才、薑念思等同仁五次跋山涉水進行實地踏察。通過對文獻記載的梳理和實地踏察的研判，他認定已有的三說缺乏文獻和考古學的依據，不足憑信。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南北二道”均應在當時的高句麗境內，其西部發軔點應在漢代“第二玄菟郡治”，即今遼寧省新賓縣永陵南。其“南道”從新賓永陵南漢城出發，沿二道河子東南行，經桓仁縣樺尖子、二戶來、四道河子到達高句麗早期都城五女山城，再東行到達今吉林集安的高句麗都城丸都城。其“北道”亦由新賓縣出發，沿蘇子河北岸東行，經汪清門到達吉林通化縣城（快大茂），再南行過渾江，沿葦沙河越老嶺到達集安的高句麗都城丸都城。兩條路線中，南道山高穀深，險狹難行，而北道相對平闊易行，與文獻記載完全相合。更重要的是，在這兩條線路上，分布著多處重要的高句麗的山城和關隘遺存，證明這兩條路線確實是當時高句麗境內的通衢。一個學術難題的破解曆時30餘年，可以想見，整部著作融注了他的多少心血！他自己也無限感慨地說，這部著作的完成，“占去了（他）最寶貴的黃金歲月”，“庾信文章老更成”。這部著作，是王綿厚先生厚積薄發、凝聚畢生心血和才華的學術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