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生死事大，解脫亦然。這是我們遲早都要麵對的問題，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正確對待。《壇經》就是一位名叫慧能的中國和尚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在傳到我們手中之前，這部書已在東亞數百萬人中間心手相傳，其所受尊崇，其他中國佛教著作無一能比。
慧能是中國禪宗第六祖。一千多年以來，他已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之一的最受尊崇的大師。慧能於638年出生於中國南方的一個小城，距今中國香港不遠，713年他在此地去世。這部包含了他的教理的經文大約在700-720年間由其弟子法海編集而成，被冠以《壇經》之名，是因為構成其核心的說法是在高壇之上為上千人開講的。自編集成書之後，在宣揚大乘佛教支派禪宗的所有經文中，它一直是被研習最多、引述最廣、影響最大的經典。
《壇經》經文由禪宗修習者代代相傳，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但直到八十年前才開始有人研究它的傳承曆史。1923年，日本佛教學者矢吹慶輝在查閱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敦煌手稿時，發現了一本《壇經》，它與中國大藏經中保存的宗寶本《壇經》差別很大。矢吹發現的抄本的長度隻有宗寶本的三分之二，內容編排也大為不同。隨後對其紙張及書法的分析表明，此本遠早於此前已知的任何版本；這方麵的專家得出結論認為此本大約書寫於850年，甚至更早。其他學者根據經文的內容認為該版本成書年代更早，應該在733年至801年間。菲利普·揚波爾斯基花了數年時間研究敦煌抄本，他更傾向於保守的估測，得出如下結論：“可以肯定地說，《壇經》敦煌本成書於830-860年，是某種早期版本的抄本，其中的一些材料可以追溯至780年。”（《六祖壇經》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98頁）
矢吹發現這一早期版本時，它的編號是S5475。這個數字表明了它在奧萊爾·斯坦因（Aurel Stein）從絲路綠洲敦煌帶回的上萬本文獻中的排序。S代表著斯坦因。斯坦因帶回英國的抄本中有幾百處錯誤，但矢吹整理出了一個修訂本，為便於研究探討，他將其分為57節。成本收錄於1928年日本出版的大正大藏經第48卷。
幾年後，鈴木大拙又對經文進行了審閱，並於1934年出版了一個更好的版本。雖然鈴木保留了矢吹把經文分為57節的做法，但他又依據明代大藏經宗寶本進行了大量的修正。鈴木本後來被陳榮捷於1963年譯成英文，名為《The Platform Scripture》，再後又有菲利普·揚波爾斯基的英譯，名為《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六祖壇經》）。據我所知，這是矢吹和鈴木修訂本僅有的兩部英譯本。其他所有的英譯本（自1930年黃茂林開始，共有十幾種），均是以宗寶本的不同版本為底本翻譯的。
由於在大英博物館發現了早期手抄本，而且人們意識到經文自首次編撰以來經曆了相當大的演變，學者們開始檢索其他資料庫的收藏。隨後幾年，日本的幾家寺院裏發現了法名惠昕的中國僧人於967年修訂的《壇經》。惠昕本與兩種敦煌本所依據的底本基本相似，但也有一些內容差別很大。人們還發現了另一種版本，或者可以說，至少有足夠的段落可以湊成一種版本。這個版本由中國僧人契嵩於1056年編集而成，篇幅更大、內容及結構安排與目前流行的宗寶本更接近。其他一些版本也陸續被發現，其中包括一種於1071年譯成西夏文字的版本。而且，不僅發現了《壇經》的早期版本，還有一些引用或提及壇經的其他經文。由於這些資料的發現，我們現今對《壇經》的演變曆程有了更深的了解，當然隻是一個“可能”的演變曆程。
人們記憶中，使用最普遍的是1291年中國僧人宗寶修訂的經文。但是據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發現並研究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出，宗寶修訂的經文大部分是以1056年的契嵩本為底本，而此本可以向上追溯到967年由惠昕編集的版本。盡管這有點像探索人類祖先的起源一樣，大多都是靠推測，而且對於實際情況的處理也可能過於簡單化，但我們至少可以了解到惠昕、契嵩和宗寶本從敦煌本的底本一路演變而來的曆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中國佛教協會現任副會長淨慧大師提出了有理有據的報告，認為宗寶本應該更接近“原本”，並且認為敦煌本很可能經過了神會追隨者的竄改 （見《壇經一滴》 第209-219頁）。
無論我們選擇哪種情況，有一點我們依然無從得知，那就是，究竟是否有一個“原本”存在。在《傳燈錄》中，慧忠悲歎當時的《壇經》已經曆多次改動，對此他深感惋惜。由此我們可以判斷，至8世紀下半葉，至少有幾種不同的版本在流傳，而傳到敦煌的則隻是其中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