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時習貴踐履
各種實踐互關聯
孔子把學放在第一位，認為人的長進全在於學。他提出不好學的六種弊端，這是他最先告誡子路的時候說的。
孔子：由呀，你聽說過六種品德和六種弊病了嗎？
子路：沒有。
孔子：坐下，我告訴你。愛好仁德而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受人愚弄；愛好智慧而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行為放蕩；愛好誠信而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危害親人；愛好直率卻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說話尖刻；愛好勇敢卻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犯上作亂；愛好剛強卻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狂妄自大。
同時，孔子認為，隻有將學典與習行結合起來，學以致用，學思結合，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
“學而時習”
孔子和柏拉圖一生主要從教。他們都是特別勤奮的人。
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習（習）”是會意字，從羽，本義是小鳥反複地試飛。《說文》：“習，數飛也。”甲骨文的寫法：。《禮記·月令》：“鷹乃學習。”引申到人的行為上，即是踐履、實踐。柏拉圖則用客觀唯心的方法論闡述了唯物的原理，並在從感覺到理性的飛躍上下功夫。
◎習禮於大樹下
公元前492年，孔子一行途經宋國。一天，孔子正和弟子們在一株大樹下演習禮儀，隻見宋國最高軍事長官司馬桓魋領著一隊士兵殺氣騰騰地直撲過來。孔子立即明白，這是衝自己來的，就從容地帶著弟子們從大樹下走開。桓魋怒不可遏，竟砍倒大樹。弟子們勸孔子快些撤，孔子藐視地說：“正義在我這裏，桓魋嚇不倒我。”孔子知道，桓魋之所以這樣恨自己，是因為自己的批評觸到了桓魋的痛處。桓魋為了死後屍體保存時間長一些，竟不惜耗費眾多財力和人力為自己打造厚重的石棺。孔子批評道：像這樣以奢侈追求不朽，還不如讓屍體爛得快點兒好。桓魋確實被孔子的堂堂正氣震懾了，砍倒大樹後，沒敢繼續追趕，呆呆地看著孔子一行遠去。弟子們也親身感受到正義的力量和孔子人格的偉岸。後來，桓魋的弟弟司馬牛竟然也來到孔子的門上學習，並宣布他不承認桓魋是他的哥哥。孔子勸他不要憂愁，不要恐懼，隻要內心無愧就是做到了“仁”。
孔子拿寒冬鬆柏作比喻，深情而堅毅地說道：“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鬆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導行子張
孔子教誨弟子，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導之以行。子張即將上任就職，臨行前，關於踐履，他與弟子子張有一段意味深長的交談。
子張：如何才能使自己到處都能行得通？
孔子：說話要忠信，行事要篤敬，即使到了蠻貊地區，也可以行得通。說話不忠信，行事不篤敬，就是在本鄉本土，能行得通嗎？站著，就仿佛看到忠信篤敬這幾個字顯現在麵前，坐車，就好像看到這幾個字刻在車轅前的橫木上，這樣才能使自己到處行得通。
子張把這些話寫在腰間的大帶上。
孔子讀書，通過思考，形成自己的基本觀點，做到融會貫通。而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忠實弟子，他對蘇格拉底的教導言聽計從。僅從下麵的一件“作業”即可從側麵看出柏拉圖的執著。
◎檢驗
一天，柏拉圖同他的弟子來到長滿野草的曠野，他手中拿著一本書。
柏拉圖：我要問弟子們一個問題。
弟子：老師請講。
柏拉圖：你們談一談，如何除掉這塊地的雜草？
弟子甲：鏟掉。
弟子乙：用火燒。
弟子丙：將這些草斬草除根。
……
柏拉圖：好，給你們留個作業，你們用自己的方法分別除去一片雜草，一年後，我們再來這裏看看。
一年後，弟子們前來觀看，發現原來雜草叢生的荒地變成了長滿穀物的良田。
幾十年以後，柏拉圖去世，弟子們發現老師拿著的那本書的最後補了一章：“要想鏟除曠野裏的雜草，方法隻有一個，那就是在上麵種上莊稼。同樣，要想讓心靈無憂，唯一的方法就是用美德去耕耘……”
孔子和柏拉圖都將學習作為生命的第一需要。孔子說：“即使隻有十戶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有像我這樣講忠信的人，隻是不如我那樣好學罷了。”可見，孔子是從實踐中對知識廣泛涉獵。孔子的母親教子有方，艱苦的家境使孔子養成了剛強好學的性格，更培養了孔子的自學能力。孔子的刻苦鑽研、勤奮好學，如同兩筆儲蓄，其紅利將使孔子受益一生。
在這短暫的人生中，孔子認為學習與踐履是人生最愉悅的事。而與來自遠方的朋友進行交流，也是令人振奮欣喜的事。在交流中，當別人對自己的主張不了解的時候，能夠做到不怨恨，做到一往如常地注重個人的修養，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嚴格要求自己，這不也是君子的高風亮節嗎？孔子一貫抱著向他人學習的治學態度，他頗有興致地說：“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曾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主張以文章學問作為結交朋友的手段，以互相幫助培養仁德作為結交朋友的目的。
孔子對弟子倡導勤奮好學。什麼是勤奮好學呢？孔子說：“君子人吃飯不求吃飽，居住不要求安適，做事勤勞敏捷，說話小心謹慎，到有道德的人那裏去匡正自己，這樣可以說是好學了。”一個勤奮好學的人，應該克製追求物質享受，把注意力放在塑造自己道德品質方麵。
孔子在“學”和“習”中更重視“習”，即把踐履放在第一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表明，孔子治教是以道德修養為中心的，重在實踐中培養學習者的德行。而學習者高尚道德的培養，要從躬行孝悌開始。在充分踐行之後，再進一步地研究典籍文獻。
孔子的學生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當了老師，效法孔子的重行態度，認為“行動”比“文藝”更重要。子夏說：
一個人能夠看重賢德而不以女色為重；孝敬侍奉父母，能夠竭盡全力；侍奉君主，能夠獻出自己的生命；與朋友交往，說話誠實而恪守信用。雖然說沒有學習過《禮》《樂》《詩》《書》等典章文獻，但我也一定說他已經學習過了。
孔子認為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應用。否則雖然書讀得多，又有什麼用呢？從《論語》中的記載來看，孔子的弟子很多，其中很多人都有專長，通過學習都能出仕為官，並能把學過的東西，用於治理國家，而且很有能力，這都說明孔子學以致用的教育是有成效的。
在《論語》中，孔子提到子路是最多的。子路對孔子言聽計從，聽之即行。子路在聽到一條道理但沒有能親自實行的時候，唯恐又聽到新的道理。
博學多識
孔子無所不學，融會貫通的學習能力非三年兩載之功，而是經過多年的修練。《論語·述而》有一段話，“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對這句話有多種理解。下麵選擇三位學者錄之。
孔子說：“大概有一種自己不懂卻憑空造作的人，我沒有這種毛病。多多地聽，選擇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多多地看，全記在心裏，是僅次於‘生而知之’的。”（——楊伯峻）
先生說：“大概有並不知而妄自造作的吧！我則沒有這等事。能多聽聞，選擇其善的依從它，能多見識，把它記在心，這是次一級的知了。”（——錢穆）
孔子說：“有那種無知而憑空造作的人，我沒有這個。多聽，選擇其中好的而遵行；多看而記住，這就是知的次序、過程。”（——李澤厚）
這裏，孔子提出對自己所不知的東西，應該多聞、多見，努力學習，反對那種本來什麼都不懂，卻在那裏憑空臆造的做法。綜合地說，他不是自己不懂卻憑空編造的人，而是多聽，選擇其中合理的部分接受；多看，並且把它記下來，這是僅次於生而知之的知。孔子實際上是說“生而知之”的人是沒有的，“不知而作”是不應該的，正確的學習態度還是應該努力學習，隻有學而後知才是真實的，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才是正確的學習方法。
同樣，子夏表達了孔子這一思想，他說：“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思是，廣泛地學習，堅持自己的誌趣，誠懇地發自內心並且認真思考當前的問題，仁德就在這裏麵了。這段話今天看來，還是有道理的，在學習過程中，正確處理好學和思的關係，對於提高學習質量，是很重要的。
孔子之所以成為一個學識淵博的人，在於他愛好古代的文化典章製度和文獻圖書，而且勤奮刻苦，思維敏捷。他總結自己“學養”時承認：“我不是生來就有知識的人，而是愛好古代的東西，勤奮敏捷地去求得知識的人。”孔子和柏拉圖敏而好學，畢生勵誌自學。
◎陳國識箭
《國語·魯語下》和《史記·孔子世家》均載：孔子在陳國時，有一天，許多隻隼（sǔn）落在陳國的宮廷中死了，有楛（hù）木做的箭穿在身上，箭頭是石頭製作的，箭長一尺八寸。陳閔公派使者向孔子請教，孔子說：“這些隼是從很遠的地方飛來的，這是肅慎部族的箭。從前周武王伐紂滅商，加強了與各少數民族的聯係，讓九夷百蠻各族都貢獻各自的地方特產，叫他們不能忘記自己的職責和義務。於是肅慎部族獻來楛木做的箭和石頭製作的箭頭，長一尺八寸。周武王為了顯示他的美德，就把肅慎部族的箭分給長女太姬，後來太姬嫁給了虞胡公，虞胡公又封在陳國。當初王室分珍寶玉器給同姓諸侯，是為了表示重視親族；把遠方的貢品分贈給同姓諸侯，是為了讓他們不要忘服從周王朝，所以把肅慎部族的箭分給陳國。”陳閔公聽了叫人到過去收藏各方貢物的倉庫中去找一找，果然找到了這種箭。
孔子在楚國時，葉公向子路問孔子是個什麼樣的人，子路不答。孔子對子路說：“你為什麼不這樣說，他這個人，發憤用功，連吃飯都忘了，快樂得把一切憂慮都忘了，連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如此而已。”
孔子從自己長期的教育實踐中認識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就是說，隻有把學習當作樂趣，迷上了學習，才能取得最好的學習成效。
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他對禮、樂、射、禦、書、數“六藝”精通，被稱讚為“博學好禮”，又膂力過人。
孔子正確處理學問與能力的關係。他說：“欲知則問，欲能則學。”
◎入太廟每事問
孔子無處不學，無時不研。孔子來到祭祀周公旦的太廟，每件事都要發問。有人說：“誰說鄹人（紇）的兒子懂得禮呀，他到了太廟裏，什麼事都要問。”孔子聽到此話後說：“這就是禮呀！”魯文化造就了孔子。因魯國原為周公的封國，素有“禮樂之邦”的稱謂。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劄觀樂於魯，歎為觀止。魯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書後讚歎“周禮盡在魯矣！”孔子崇拜周公。“子入太廟，每事問”。
孔子到魯桓公的廟堂上參觀，看到一隻傾斜易覆的器皿，就向守廟的人發問。
孔子：這是什麼器皿？
守廟人：這是放在座右，用來警戒自己的。
孔子：我曾聽說過這樣的器皿，空了它便傾斜，適中時它就端正，滿了就會傾覆。英明的君主以此來作為最好的鑒誡，所以常常將它放置於座位的右邊來警惕自己。
孔子（回過頭來對弟子們）：放水進去試試看。
於是，一位弟子把水灌了進去，恰到好處時，它便端正，然而繼續加水，水滿了它就傾覆了。
孔子：唉！哪有灌滿了而不翻倒的道理呢？
子路：敢問夫子，要保持滿而不覆的狀態，有什麼辦法嗎？
孔子：你記住四句話，“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這是所說的謙抑再加謙抑的方法啊！
孔子樂觀地對待一切問題。他說：“默默地記住（所學的知識），學習不覺得厭煩，教人不知道疲倦。（這些可貴的品質）我身上有多少呢？”
持之以恒
孔子說：“譬如用土堆山，隻差一筐土就完成了，這時停下來，那是我自己要停下來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盡管隻倒下一筐，這時繼續前進，那是我自己要前進的。”學習有了要求，才能學到知識。
◎韋編三絕
《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係》《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意思是，孔子晚年樂於研讀《周易》，翻來覆去地讀，竟使編聯《周易》的牛皮繩斷了多次。孔子編撰了《彖》上下、《象》上下、《係辭》上下、《文言》《序卦》《說卦》《雜卦》等，合稱《易傳》又稱《十翼》。
一般學者認為《周易》作於殷末周初，而《易傳》則成於戰國。《十翼》雖非孔子一人所作，但由孔子發起是確定無疑的。《史記·儒林列傳》還有孔子傳《易》的記載。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殘卷附錄《易傳》六篇，其中《二三子問》中記載孔子與子貢等學生討論《周易》的對話。後人對《十翼》進行研究，常有“子曰”字樣，可見，《易傳》的形成係始由孔子口述，傳於後人。傳《易》者采納孔子以來曆代傳《易》者的說法，整理成書。
《論語》中記載許多孔子重視學習的言行，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吾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等。
在個人修養中，孔子將學習放在第一位。一次，他與弟子子路開展關於學習的對話。
孔子：由呀，你聽說過六種品德和六種弊病了嗎？
子路：沒有。
孔子：坐下，我告訴你。愛好仁德而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受人愚弄；愛好智慧而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行為放蕩；愛好誠信而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危害親人；愛好直率卻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說話尖刻；愛好勇敢卻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犯上作亂；愛好剛強卻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狂妄自大。
孔子加強六種品德修養和克服六種弊病，學而時習。一次，孔子和子貢有一段關於學習的對話。
孔子：賜啊！你以為我是學習得多了才一一記住的嗎？（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是啊，難道不是這樣嗎？（對曰：然，非與？）
孔子：不是的。我是用一個根本的東西把它們貫徹始終的。（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這就是孔子成為中國聖人的全部訣竅。
◎堅持到底
一天，蘇格拉底讓弟子們每天做300下前後甩手運動。
過了一個月，蘇格拉底問學生們：“哪些同學堅持做呢？”
有九成學生舉手。
又過了一個月，蘇格拉底又問。
有八成學生舉手。
一年過去，蘇格拉底再一次問堅持甩手運動的學生。
隻有柏拉圖一人舉手。
◎何以解惑
孔子和柏拉圖都注重對弟子解難辨惑，而且他們自己也有好多好多的疑惑。
樊遲陪著老師在舞雩散步，借機向老師請教。
樊：請問怎樣提高品德修養？怎樣改正自己的邪念？怎樣辨別迷惑？
孔子：問得好！先努力致力於事，然後才有所收獲，不就是提高品德了嗎？檢討自己的邪念了嗎？由於一時的氣憤，就忘記了自身的安危，以至於牽連自己的親人，這不就是迷惑嗎？
為了解惑，孔子堅持首先要踏踏實實地做事，多檢點自己，注意克服感情衝動，這是在倫理實踐中對弟子踐履的指導，也是他自己的思想方法。關於崇德辨惑，子張也向老師提問。
子張：怎樣提高道德修養水平和辨別是非迷惑的能力？
孔子：以忠信為主，使自己的思想合於義，這就能夠提高道德修養水平了。
孔子多次提到主忠信，他說：“君子不莊重就沒有威嚴；學習可以使人不閉塞；要投靠忠誠和信賴的人，不要與自己不同道路誌向的人親近；有了過錯不要怕改正。”
從孔子的言行中可知，在認識論上他是傾向於實事求是的實踐觀點的。
孔子從不主張死背硬記，而是要“學而時習”，學以致用。例如，《詩》是孔子教授學生的科目之一。課堂上彈瑟吟詩，是為了把詩的思想運用到指導政治實踐和倫理實踐之中。他教訓弟子們說：“把《詩》三百篇背得爛熟，讓他處理政務，卻不會辦事；讓他當外交使節，卻不能獨立地辦交涉，雖然背得多，又有什麼用呢？”再請看，關於柏拉圖的愛情是一個難解的思緒，這的確是一個引人深思的佯謬。
◎愛情悖論
一天，柏拉圖向老師蘇格拉底詢問何為愛情，從而引出了愛情的悖論。
柏拉圖：什麼是愛情？
蘇格拉底：你去麥田裏摘一株最好的麥穗回來，隻允許摘一株，並且隻能往前走，不能回頭。
柏拉圖照做，許久，空手而歸。
蘇格拉底：什麼原因呢？
柏拉圖：整個麥田，卻找不出一株最好的。
蘇格拉底：這就是愛情。
後人有人評論愛情是：一種美好的感覺，生活的精神支柱；一種浪漫的溫馨，人生的崇高價值。
其中，“美好的感覺”“浪漫的溫馨”屬於感性範疇，而“精神支柱”“崇高價值”屬於理性範疇。前者是如馬斯洛的“原始需要”的一種——情欲，而後者是柏拉圖的精神追求——至善，是道德、義務、責任。
柏拉圖有關愛情的闡述主要見於其《會飲》篇。柏拉圖認為：“當心靈摒絕肉體而向往著真理的時候，這時才是最好的。而當靈魂被肉體的罪惡所感染時，人們追求真理的願望就不會得到滿足。當人類沒有對肉欲的強烈需求時，心境是平和的，肉欲是人性中獸性的表現，是每個生物體的本性，人之所以是所謂的高等動物，是因為人的本性中，人性強於獸性，精神交流是美好的、是道德的。”
一個是“仁愛”的聖人，一個是“至善”的哲人，他們在愛情問題上都選擇異乎常人的方式，孔子半路離婚，柏拉圖一生單身。這說明，起碼在他們心中，將愛情分為“愛︱情”兩個範疇。
到底是愛，還是情？如果說形而上的至善和形而下的情欲是不能同日而語的，那麼，是“情”就不能是“愛”，是“愛”就不能是“情”，看來，愛情是由古至今乃至以後的一個最大的悖論。“悖論”來自希臘語para+dokein，意思是“多想一想”；英語是paradox，亦稱佯謬，似非而是，是違背直覺的正確論斷，其命題本身是矛盾的。而邏輯和知識是有限的，所專注的隻是屬於我們感興趣的特殊，當特殊情況與其相反的情況相遇時，就會產生某種與我們的常識相悖的結論，從而導致邏輯的困境和認識的危機。而這樣的事實是經常碰到的。對它們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助於思維的發展。
如果說愛情是悖論之花，那麼，比這一悖論之花更大的悖論乃是愛情之果。請看下麵命題——
人的自然“早產”悖論
人所共知，一個健康的嬰兒是自然生產的，但他（她）必須是“早產”的，不“早產”就不是自然的。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悖論。
人的“早產”的具體含義是：在胚胎發育中，人的大腦體積迅速不斷地增大，使嬰兒無法在母體內孕育而較之哺乳動物和其他靈長類動物過早地降臨人世的一種生殖現象。
在猿類和人類的個體發育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的趨向，即腦子的發育快於身體的發育；就是說，腦量在生命史的早期就迅速達到成年個體的水平。猿類新生兒的腦量平均約200毫升，是其成年腦量400毫升的1/2。人類新生兒的腦量平均約400毫升，占其成年腦量1400毫升的1/3.5。如果現代人類也像猿類那樣生出具有一定自助能力的新生兒，即人像猿一樣後天腦量是先天腦量的2倍，那麼新生兒的腦量就應該達到700毫升。但每一個產婦都知道，即便是分娩腦子體積正常的——400毫升左右的——嬰兒也確實是艱難的。常言說“婦女產前產後”，就是新生兒降生的過程中，對母親來講是生命攸關的。根據人類大腦演化的生物考古學，從腦子體積不斷擴大與骨盆尺寸和產道出口有限的數理計算，導致了人的“早產”和無力自助的進化的事實。
綜上，人的大腦發展模式可能代表了由於不斷進化而產生的一種優勢策略。
人出生悖論之解：實踐
人類新生兒出生以後，他（她）的大腦仍以胚胎速度繼續生長，一直到四五歲腦量才接近成人水平，達到1400毫升左右。然而事情並不是這樣單純，由此引發人的生命的一係列突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人類文明的進步與腦的進化和“早產”有著天然的聯係。因為整個自然界生物進化史同胚胎學是高度一致的。這是通過基因記錄並且通過人的後天經曆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表達的結果。
從表麵的現象上看，在人出生後的十幾年內，大腦最外層的多褶皺部分——大腦皮層——正重演著人類從猿類中分化出來並進一步演化的曆程。短短十幾年，足足走過了從猿到人進化的2500萬年。在大約2500萬年前，人類和短尾猴擁有共同的祖先。但自那以後，人類大腦經曆了超速發展，變得異常巨大而複雜。雖然並非所有變化都牽涉大小和形狀，人類同時也發展出了嶄新的基因係統，並且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運行，但所有這些變化都毫無疑問屬於人類進化曆程的一部分。而在嬰兒時期，人類大腦尚未發育完全，因而顯得非常幼小。這種幼小的大腦生長的延續說明了什麼呢？
人生來就不具備“上帝”和動植物的完善性、完成性和確定性，人類的出生的悖論造成了人類與地球上其他生命體的本質區別：與完美的“上帝”和動植物相比，人具有不完善性、未完成性和不確定性。為了使人的不完善性趨於完善，使人的未完成性趨於完成，使人的不確定性趨於確定，人需要自己走一條與地球上其他所有生命迥異的道路——實踐。實踐是人的全部生命中的一切思想和行動的宗旨，“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
實踐的受動性和能動性
實踐是感性的受動性與理性的能動性的統一。實踐區別於所謂上帝的單純理性的能動性，也區別於動物的單純本能的受動性。
◎柏拉圖—黑格爾：人是理性的存在者
黑格爾沿襲柏拉圖偏重理性的傾向，在他的“宇宙精神”的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體係中，對實踐的範疇給予擴展，提出能動“活動”的實踐觀。黑格爾的實踐觀提出了勞動和藝術屬於實踐範疇的思想，指出了實踐具有目的性、中介性和直接現實性的特征，並把理論同實踐統一起來並闡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觀點。但他的實踐觀強調的是“精神活動”。這是一種頭足倒置的實踐觀，表現為精神在前行動在後。他以思維至上性的人性觀來對待人與自然、社會和人與人的關係。因此，理性的能動性就是人的主體性，思維是決定一切現實性的“最高裁判”，“絕對精神外化出整個世界”。
人對動物而言是超越性的存在物。人如何對動物超越，在於人有意識地對待自然界。馬克思又對黑格爾並且也可以說由黑格爾上溯到柏拉圖的人的主體作用的“思維活動”進行揚棄。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指出，新哲學“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
馬克思還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曆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曆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這樣的曆史活動，一切曆史的一種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人是自然科學的直接對象；因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對人來說直接是人的感性（這是同一個說法），直接是另一個對他來說感性地存在著的人；因為他自己的感性，隻有通過別人，才對他本身說來是人的感性。但是，自然界是關於人的科學的直接對象。人的第一個對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質力量，正如它們隻有在自然對象中才能得到客觀的實現一樣，隻有在關於自然本質的科學中才能獲得它們的自我認識。”
◎費爾巴哈：人是感性的存在者
費爾巴哈在對黑格爾能動“活動”實踐觀批判的同時提出受動“感性”的實踐觀。他簡單地把實踐看作是感性直觀的反映論，否定實踐是人們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
馬克思首先對費爾巴哈的“感性直觀”進行揚棄。馬克思指出：“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這些機能脫離人的其他活動領域並成為最後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那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
馬克思：人是“感性”“活動”的存在者
馬克思變革了柏拉圖—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同時也批判了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主義，吸收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和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提出“感性”“活動”的辯證唯物主義實踐觀。在馬克思的思想體係中，當然也包括對作為黑格爾“宇宙精神”淵源的柏拉圖的理念的批判。
現在，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的受動性是指人對客觀事物的依存性，表現為自然的製約，即人的感性活動，是直接的現實性；人的能動性是指人的主體性，表現為自覺認識世界、利用世界的能力，表現為人的理性活動，即自覺的能動性。從感性理性關係得知，人的受動性是能動性的前提，能動性是受動性的飛躍。馬克思把“感性”的受動性，和“活動”的主動性有機結合起來，再現生動的曆史和具體的現實生活世界，在邏輯上完成了受動的能動性或能動的受動性的“合題”，創立了科學實踐觀，即實踐是受動的能動性和能動的受動性的統一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