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踏過時空的隧道，步入人類知識的殿堂，穿越在經典之間，東西方聯袂，在智慧的海洋中遨遊，是世界一體化的客觀要求。
曆史的印證與展拓
公元17世紀初，當西方傳教士跨進中國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度時，竟把這裏誤認為是他們的老祖宗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令他們難以理解的是，一個凝聚著數十個民族、有著億萬子民的大帝國，依靠什麼思想而如此和睦相處呢？後來他們發現，支撐著這個泱泱大國的思想基礎就來自那個東方的文化巨人，他就是中國儒家思想的創始人，人們都尊敬地稱他為孔子。
推溯到2500年前的中國和希臘，我們得天獨厚地享受到跨時空的“教育場所”。孔子和柏拉圖都是世界古代聖人，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他們把畢生精力獻給了人類的教育事業，其思想學說輝煌璀璨，交相輝映。
當今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世界一體化新的曆史條件下，人類將迎來知識文明暨生態文明的新時代。中國人民正在同心協力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促成孔子柏拉圖的教育思想合璧（以下簡稱“合璧”），對教育創新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合璧”的理論依據
孔子柏拉圖教育思想合璧有四個方麵的理論依據。它們是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係統科學整體優化原理、軸心時代理論、矛盾共性個性理論和“文化平行理論”。下麵一一論述。
◎曆史唯物主義理論依據
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揭示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關係。在此基礎上揭示了曆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和人的自覺活動關係的原理。孔子柏拉圖都生於古代亂世，處在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都是以改良的方式在曆史轉折時期尋求曆史進步的道路，通過辦教育，承擔起自己的曆史責任。
中國在公元前1046年，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滅商後建立周（史稱西周），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殺為止，曆經275年，是中國奴隸社會的鼎盛時期。西周後期，社會階級矛盾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趨激化，對土地以及政權的爭奪，加速了西周的滅亡。國人暴動動搖了西周統治的基礎，公元前771年，西北的少數民族犬戎攻破鎬京，殺死周幽王，西周滅亡。後諸侯擁立原先被廢的太子宜臼為周平王。他即位第二年，鎬京被戰火破壞，又受到犬戎侵擾，便遷都洛邑（史稱東周）。東周的前半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為諸侯爭霸的春秋時期，後半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為群雄兼並的戰國時期。春秋中後期，由於鐵器農具的廣泛使用和牛耕的普及，生產力空前提高，“廢井田，開阡陌”，促進了經濟的迅速發展。在一些諸侯國內部，新興地主階級迅速崛起壯大，展開向奴隸主奪權鬥爭，形成了公室失權、政出私門和大國稱霸的局麵。到春秋末期愈演愈烈，整個社會禮壞樂崩，周代政權江河日下，周天子受諸侯霸主挾製；諸侯國內部頻頻發生“庶子革命”和兼並；連續幾百年的“春秋無義戰”，餓殍遍地，殺人盈野。據《太史公序》載：“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另據《左傳》正記弑君事件四十一起，追記兩起，為弑君四十三起。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生逢春秋末期的亂世，目睹了奴隸製被封建製代替的最後過程。孔子死後四年（公元前475年）即是戰國的開端，從此中國進入了兩千四百年的封建社會。
同孔子相似，柏拉圖（約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亦出生在古希臘曆史大轉折時期的亂世。早在克裏特-邁錫尼時期，希臘就成為世界古代五大文明地區之一，後來由於地震海嘯而衰落。在前蘇格拉底時期，鐵器得到推廣，取代了青銅器；海上貿易也再次興盛，新的城邦國家紛紛建立。希臘人使用腓尼基字母創造出了自己的文字，並於公元前776年召開了第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標誌著古希臘文明再一次進入了興盛時期。希臘文明在“那種小邦林立，相互競爭中，個人創造性發揮到頂點”。（顧準，1982）波希戰爭的勝利把希臘人推上了榮譽的頂峰。波希戰爭後，雅典成為希臘各邦的霸主。雅典的民主製也在伯裏克利執政時達到了巔峰。由於希臘雅典新興的工商力量崛起，以雅典為首的城邦聯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城邦聯盟，為爭奪希臘霸權進行了一場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戰爭使燦爛的希臘文明上空布滿陰霾。戰爭初期雅典以海上優勢遏製斯巴達。戰況發展，戰事正酣，不料一場黑鼠瘟疫襲擊雅典，嚴重損耗戰鬥力，最為不幸的是大政治家伯裏克利染疾去世。接著，主帥克裏昂陣亡和將軍阿爾西比亞德叛變，雅典的海軍遭到沉重的打擊，完全喪失了海上的主動權。公元前405年，雅典海軍被全殲。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與斯巴達訂立城下之盟，承認斯巴達的希臘霸權地位，放棄大部分屬地，曆時27年的戰爭以雅典失敗而結束。柏拉圖出生時伯羅奔尼撒戰爭已進入第四個年頭。
作為世界古代東西方聖哲，對所麵臨的政局持何立場呢？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序言中談到社會革命時，提出兩種變革的理論。
……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麵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麵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
馬克思闡述了社會變革並不是以單一的形式來實現的，它既可以是突變的，也可以是漸進的。而前者多是暴力鬥爭，後者多是意識形態變革。前者以疾風驟雨的形式為多，但也不排除改良的方式；而後者隻能以改良的形式進行。孔子和柏拉圖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倫理—政治哲學的大師，走的是改良的道路。
早在1945年，郭沫若就在《青銅時代》（文治出版社）一書中提出，孔子的思想是“奴隸解放的要求在意識上的首先的反映”。他又在同一年的《十批判書》（群益出版社）一書中評論孔子的“仁”時提出：“這種所謂仁道，很顯然是順應奴隸解放的潮流的，這也是人的發現。”
1961年9月27日，馮友蘭在北京哲學會舉行的關於孔子思想的報告中指出，孔子是奴隸主貴族轉化來的地主階級的思想代表，也可以說是向地主階級轉化的奴隸主貴族的思想代表，他的思想具有一定進步的曆史意義。
孔子伴隨著新興地主階級的奪權鬥爭，積極參與意識形態和政治兩個方麵的鬥爭，從而建樹了他的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的光輝思想。孔子要打造一個“大道之行”的東周。他提出“克己複禮”的主張。但孔子不是原封不動地恢複周禮，而是在“禮”的外殼下充實“仁”的內核。他曾對禮仁的關係做出“繪事後素”（詳見第8章）的比喻，並對弟子們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可見，孔子“克己複禮”是借助周禮的形式，而充實進“仁”的內容，包括原始人道主義即父權製氏族社會的仁愛倫理，把“仁”從人們的祭祀中提取出來，能近取譬，推己及人，推己及物。
同樣，柏拉圖打造一個“理想國”，是承繼古代神話和傳說的文明憧憬。柏拉圖談道：
如果曾經在極其遙遠的古代，或者目前正在某一我們所不知道的遙遠的蠻族國家，或者以後有朝一日，某種必然的命運迫使最善的哲學家管理國家，我們就準備竭力主張：我們所構想的體製是曾經實現過的，或正在實現著，或將會實現的……
孔子柏拉圖順應曆史的潮流實行社會改良，從整體策略上看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馬克思對這種活躍在曆史舞台上的“行動者”進行了精辟的論述：
曆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麵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麵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
但活躍在曆史舞台上的“行動者”身上發生的曆史行為，是充滿策略的理性活動，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隻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幫助，借用他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曆史的新場麵。
孔子在拋棄了西周以來的神權意識後，從社會生活本身提煉出人的價值並用“仁”進行詮釋，同時吸收黃帝、唐堯、虞舜、夏、殷、周（“六代”）重民思想加以完善，從而形成了“仁”的學說。孔子借用堯舜文武周公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曆史的新場麵”。可見，孔子克己複禮，不是恢複西周護衛血緣關係的禮治，而是實現一個充滿仁愛的理想社會。
柏拉圖的“理想國”是集本國文化和東西方文化於一身，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1872—1970）評價柏拉圖的《理想國》時說，這篇作品有一個藍本，是斯巴達和他的立法者萊庫格斯。柏拉圖將斯巴達軍事共產主義製度和埃及等國的等級製度進行重構，吸收塔林敦（位於今意大利南部塔蘭托。它是唯一由斯巴達人建立的殖民城邦）執政者阿基達的品德、政績、學識和更久遠的克裏特文明時的政治智慧等及對“大西洲傳說”的向往，麵對雅典社會的政治塌陷，將其糅合在一起，創建一個和諧正義的理想國家形態。
孔子不但在意識形態領域鬥爭中實行改良的方式，而且也試圖在政治奪權鬥爭中采用改良的方式，在不傷害社會秩序的前提下實現政治變革，以去殘勝殺，和平過渡，根據新的曆史境遇設計一個新型的政治體製。為此，他要尋找一塊“根據地”。孔子五十歲時，公山不狃利用費邑反叛季氏，派人征召孔子。孔子遵循周道修行很久，但處處受壓抑，沒有施展才能的地方，沒人能任用自己，他說：“周文王、周武王起於豐、鎬之地而稱王天下，如今費邑盡管小，但或許有希望吧！”準備前往。子路不高興，阻止孔子。孔子說：“他們召請我，豈能徒勞無益呢？如果任用我，我將在東方複興周道！”然而最後沒有成行。過了一年，孔子在魯國任中都宰，“政行一年，四方則之”。所轄區域男守忠信，女知貞節，萬民樂業，達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良好社會風尚。孔子任中都宰一年升任大司寇。孔子在教化世人、穩定社會、安邦治國方麵為後人提供了有益的經驗。中國社會自秦以後德主刑輔，不能不說與孔子的倫理思想有直接的關係。
柏拉圖則以至善建立一個正義的國家，也是力圖找到一個“實驗場”。例如，他一生三訪西西裏島東部霸主敘拉古，試圖把政治理想付諸現實，但他一次又一次重蹈民眾笑談泰勒斯時所說的“當能夠認識到天上的事物時，就再也看不見他腳前麵的東西了”的覆轍；在歐洲，“君從敘拉古來”的一句質問即宣告改革失敗的下場。足見柏拉圖淒淒慘慘，三訪敘拉古均成泡影。
當然，孔子和柏拉圖在順應曆史發展潮流進行改良的同時，並不排除暴力鬥爭。孔子和柏拉圖都不是一個唯唯諾諾者，不但不排除政治鬥爭的軍事力量，而且大力強化國家的武裝力量。長期以來，人們以為孔子是一個保守派，反對一切戰爭。其實，麵對異族對周的侵犯、各諸侯國相繼發生的“庶子革命”和兼並，孔子提出的教民，當然包括軍事科目，在所教“六藝”中有兩藝為軍事科目。這是因為，當時各國往往是兵戎相見，有的對老百姓不加任何訓練就推上戰場。所以，孔子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可見，他習射不單是為了射禮，駕車也不單是為了遠行，而是尚武，授予弟子；他大力倡導足食、足兵，積極備戰，更注重研究軍事。這與孔子出身微賤，是一個失去士地位的“庶子”不無關係。孔子曾指揮過曲阜武子台之戰；流亡時，齊、衛、陳、楚君均曾問以兵事；冉求打了勝仗，自稱其兵學受之於孔子；戰國著名兵法家吳起有《吳起兵法》傳世，乃出自孔子親傳弟子子夏的門下。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用大量的篇幅書寫對國家護衛者軍人的培養，足以見證對暴力鬥爭的支持。他們都竭力主張軍人戰死沙場的鬥誌。例如孔子的“殺身成仁”、柏拉圖的去掉《荷馬史詩》中的怕死詩句和懦弱意識等，都高度表現了愛國主義的正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