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考
在國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處理同友黨友軍的關係問題時，需要遵循 “團結－批評－團結”（即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鬥爭達到新的團結）這一公式，這已被曆史實踐所證明。那麼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處理同國外的友黨友軍的關係時，這一公式是否仍然適用呢？《彙集》甲61第337頁所載有《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以具體而鮮活的曆史經曆對這個問題作了明確的回答。
這封信寫作的時間是1941年9月15日，檔案提由注明是“關於野營遊擊隊的工作及領導原則問題的意見”，為了考證方便，在解讀正文之前，先把野營和授信人王新林的背景情況作一簡要說明。
所謂“野營”是指1939年底隨抗聯領導幹部過境的部隊，在蘇聯遠東軍的幫助下，相繼建立了的南北兩個駐屯所（或訓練處），以便統一領導與管理，後來逐漸轉為被派往東北開展活動的“抗日遊擊小部隊”。抗聯在習慣上把臨時駐屯所稱為野營。野營有兩個，在伯力附近的駐屯稱為北野營，在雙城子附近的駐屯稱為南野營。因北野營附近有個叫費·雅斯克的小村莊，故當地人稱北野營為“雅斯克野營”。蘇聯人稱黑龍江為阿穆爾河，俄文為（Aмур），取字頭A，而讀俄文字頭“A”諧音，這樣北野營稱之為A野營。南野營（即沃羅什諾夫［現在稱烏蘇力斯克］Bopщилов），讀俄文字頭為“B”的諧音，南野營又稱之為B野營。當時在北野營的蘇聯軍官有五名，大尉楊林主任，上尉吳剛，中尉李季南任翻譯和一名青年醫官等，南野營蘇方也配備了相應管理人員，但與北野營相比，他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相對較弱。因為南野營由雙城子駐軍領導人代管，而北野營則由駐伯力的遠東軍總部的王新林直接領導。
至於授信人王新林本書前邊已經說過，是蘇聯遠東紅旗總部派出的負責與東北抗日聯軍進行聯絡的主要負責人的稱號，最初的代表為瓦西裏，後為便於東北抗日聯軍同誌稱呼和保密，遂用“王新林”這個諧音。這裏的王新林是第二任王新林（蘇聯遠東情報部少將部長索爾金），這封信就是周保中寫給索爾金的。該信分前後兩個部分，前部分是提出三方麵原則意見，後麵是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四點辦法。
敬愛的王新林同誌：
最近許多工作問題有關涉到原則方麵，我不能不向您提陳意見：
一、Bopщилов城遊擊隊野營那邊，我很久以前就一再請求你準許我到那方麵。這不但是我的責任應該，並且對於我們東北遊擊隊人員領受蘇聯負責同誌的工作任務，在為工作更多利益與必需方麵，我也應該到那方麵去巡視我們遊擊隊的工作。尤其是昨天由李海同誌交給我那封金日成來的信，金日成是南滿第一路軍現在唯一重要的幹部。楊靖宇、魏拯民兩同誌犧牲以後，隻有金日成能繼續負起南滿遊擊指導之責，而這個問題關乎南滿金部問題。目前，按照中共黨組織係統的規定，隻有吉東黨和第二路軍指揮部才能討論決定，並且必須討論決定。金日成部隊春天由Bopщилов城派回滿洲，是由ΧаБаровсk方麵決定和給予的任務。金日成既於八月二十八日回到B城，三十日給我來信，除報告經過以外，還有許多有關南滿、東滿遊擊運動問題，金日成要求和我見麵討論決定，這是必需的。但是我昨天才得到金日成的信，同時昨天金日成又已被B城派走，我什麼工作也不能進行，金日成為工作任務的要求也沒有得到結果。我不明白，B城負責同誌為什麼這樣辦？
從信中陳述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雙城子駐軍領導人不顧南滿抗戰的要求，不同抗聯領導人商量就調金日成執行偵察任務，於情於理都是錯誤的。不符合雙方商定的原則，也不利於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周保中對於這些做法不滿意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周保中是1941年3月31日給南野營金日成寫信部署小部隊派遣工作，直到5月7日金日成才收到這封信，派往東北小部隊季青、崔賢、陶淨非已經出發，南野營不得不另派交通員返回東北去找季青。同樣南野營8月由於有許多事情必須向周保中當麵報告，但也因為蘇方的命令沒能如願以償。9月初金日成已經再次被遠東軍派出執行偵察任務。這一時期，南野營的蘇軍軍官按遠東軍意圖，在沒有征得周保中、張壽篯同意的情況下，把一些指戰員調出執行偵察任務。這種違反《三一九提綱》的工作精神和霸道作風使周保中忍無可忍。蘇方個別軍官違反雙方達成的君子協定，越俎代庖，粗暴幹預抗聯內部決策的錯誤做法，以前就多次發生過。在《三一九提綱》通過之前的一次雙邊會議上討論東北抗聯與蘇聯遠東軍關係問題時，蘇方代表中雙城子駐軍負責人，就曾提出過一個將東北抗聯與中共組織“分開”的提案，這實際上就是取消中國共產黨對抗聯的領導，取消抗聯的獨立性。周保中等當即駁斥了這種錯誤論調，他義正詞嚴的發言，得到了遠東軍總部和伯力駐軍負責人的認同，這樣反映雙方互相支持平等合作的《三一九提綱》才能得以通過。不料一年後在第二次伯力會議期間，王新林（即第一個聯係人瓦西裏）又提出一個所謂“關於黨的工作和黨的領導組織問題的”指示提綱，發給抗聯各路軍領導人要求答複。提綱以中蘇雙方在反對日本法西斯戰爭利益一致為由，主張把兩國軍隊合到一處，統一由王新林指揮。周保中等抗聯領導人堅決反對，認為這不僅違反共產國際規定的不幹涉各國黨內部事務的原則，而且會使“日寇、國民黨都有進攻的口實”。雙方爭執不下，決定上報共產國際執委會。現據季米托夫日記所載：1941年1月16日，哈巴洛夫斯科的遠東軍事委員會委員及比留科夫等到季米托洛夫辦公處商議東北遊擊隊和黨組織問題，決定“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局和派遣黨的工作者至東北。”明確否定了王新林擔任抗聯總司令的荒謬提案。一個月後抗聯領導人得到通知，原來的王新林已被蘇方撤銷聯絡員的職務並調離軍職。新上任的蘇方聯絡員仍叫王新林（索爾金），在筵請周保中等抗聯領導人時宣布，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完全同意周保中等中國同誌的意見，“不同意前任遠東方麵軍司令對待抗聯同誌的那種做法”。
有了以上兩次鬥爭勝利的經驗，周保中等抗聯領導人從1941年夏至1942年3月底，一麵多次口頭和書麵要求王新林改變這種錯誤的工作方式，一麵召開野營黨委會議，明確規定沒有經周保中、李兆麟批準，任何人無權在野營調人。由於抗聯指戰員上下一致據理抵製，蘇方隨意調人的情況有所好轉，但隨後又發生了調出人員不能按時返回的問題。
我們南滿第一路軍重要幹部之一伊峻山同誌，今年春天，我們親自問過B城負責蘇聯長官同誌，他答複我：“不錯，伊峻山同誌已到了我們這邊來，我們把他派走了，不久以後他回來，再要他到你那邊去解決問題……”但直到現在伊峻山同誌沒有下落。又有第一路軍的韓義和同誌及其部隊亦由B城直接和他發生關係，支配他的行動，並不經過我們的關係。又第五軍五常部隊的重要負責幹部陶淨非，聽說他也到B城來找我，B城負責同誌直接支配處理，不知道把他派到什麼地方去。又七月二十四日“瑞金”同誌由B城來X，在您指示的原則下，規定派遣季青小部隊往寧安方麵去，安吉小部隊向金日成部隊方麵去。並且規定，季青、安吉、金日成等各小部隊在行動中，都應互相聯絡。但現在的事實就金日成來信看出，安吉並不曾向金日成方麵去，季青、安吉和金日成各部隊也沒有得到B城指示聯絡方法。結果，這些小部隊，成為沒有中共黨組織領導，沒有滿洲遊擊隊係統聯係，盲目的各自行動著。
我認為這是由於B城方麵的負責同誌，違反XAБAPOBCK集中統一指導的原則決定。不錯，目前蘇聯邊防對滿洲的偵查工作是萬分必要，正是因為萬分必要，更應該有係統的來進行，不能把這種重要性的工作，視為一時的局部利益。同時B城負責同誌這樣的支配工作方式，完全忽略了蘇聯政府援助東北遊擊運動的根本用意，忽略了國際兄弟黨的工作誠懇性，這樣是很不妥當的。
二、今年夏天到現在由A野營前後共派遣出六個小隊，還有個別臨時派遣的人員，大約五十名以上。這還不算以前所派的。對於這些工作人員，也應更多注意到他們的工作可能的條件以及人員的配合，天候季節，派遣的時間快慢等等。例如在這些小隊派遣人員中曾有因列換小隊人員不相當的，如袁鳳山小隊，因而就發生欺騙報告和違反指令的行動。又如陳玉華本係一體格極弱的女子，把她派同小隊活動，根本欠考慮。金元積單個的派他穿軍衣帶武裝遠去富錦、同江偵查，這事各方麵都不妥當，而金元積因沒有攜帶護照，到了饒河遊擊隊後方，被認為是逃犯，而被槍斃了。刁永昌、宋殿選是不能執行獨立工作的，因此我最初的決定是要他們跟隨夏振華行動，但後來改變了，要刁永昌、宋殿選獨立工作，結果毫無成績。
今年六月初，由於您的決定，把安置在蘇維埃農莊的一百十一名人員轉送到A野營集中管理教育和分配工作，這是最正確的、最好的辦法，但是後來沒有實行，結果這部分人是零碎的分散處理了。這部分人被挑選出做工作的人員，並未經過遊擊隊負責人員方麵的嚴格審定，請求你對於他們的工作支配上是須注意的。
文中的伊峻山應為伊俊山，原名伊紹宗，吉林蛟河人，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任抗聯一路軍第一方麵軍政治部主任。韓義和應為韓仁和，他所率領的部隊是抗聯一路軍總部教導旅。陶淨非原名陳明亞，吉林省德惠人，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共黨員。時任五軍二師政治部主任（即政委）。伊俊山於1941年春被遠東軍雙城子駐軍領導人調走執行任務，直到9月份沒有下落。韓仁和、陶淨非同樣被遠東軍調派不知去向。周保中在給王新林的信中強調“由Bopщилов野營出發之金日成部隊，請你注意該部隊的行動消息，確保聯絡”。8月末，金日成從小部隊返回南野營，要求與周保中見麵，但蘇方不征求周保中的意見，金日成又被B城蘇方負責人派走。周保中在信中指出，由於抗聯的這些重要幹部被調出後，不經周保中等抗聯領導人的同意，采取“劉備借荊州”的辦法，使他們“成為沒有中共黨領導沒有滿洲遊擊隊係統的聯係，盲目的各自行動著”，顯然這對中蘇雙方的對敵鬥爭各部是不利的。從1943年6月，遠東軍從南、北野營和教導旅 內先後派遣小部隊偵察人員共有213名未能歸還原隊。抗聯也因此被嚴重肢解。因此周保中指出王新林的這種做法是十分錯誤的。
三、關於工作派遣和工作進行，我認真請求您注意到時間效率。過去許多工作進行是很遲緩的，不很適合於軍事行動的要求。我們遊擊隊的工作進行也應該包括在軍事行動性質範圍以內。不錯，我們遊擊隊自己有許多行動上的缺點和錯誤。例如直到現在北滿四個電站不通電報，來密碼的信不能翻譯等等。正是因為這樣，對於北滿的交通聯絡，更應該講求迅速補救的方法和貫通工作指導。但是北滿七月初到了X城的交通員，直到現在還不能派往回走。王效明、薑信泰部隊，早在七月底決定，而到八月底才實行派走。B野營給我的七月九日的信，我九月初才接到手。其他的工作進行也是有許多遲緩的地方。這樣不適合於工作要求，即不適於軍事要求。
……
B請求您給予A、B兩野營降落傘員或非降落傘員，應該給以“馬術教練”、摩托車、汽車司機的訓練。對於婦女，我聽說您已經挑選她們學習降落傘。我想，同時應該給予“看護”“醫藥”進一步的訓練。並且對於男女人員如果有時間，有可能的話，應給與軍用俄語的教育。
周保中在公開信的最後一部分請求王新林要“注意到時間效率”，在“過去許多工作進行很遲緩的，不很適合軍事行動的要求。”同時，他還認真檢討自身存在的缺點和問題，例如“北滿四個電站不通電報，來密碼的信不能翻譯等等。”當然要克服這些缺點，解決存在的問題，就需要得到蘇方的幫助，於是提出了請求蘇方幫助培養技術人才的問題。實際上在1941年的春開始，周保中就已經注重留守在南、北野營的抗聯指戰員的軍事基本訓練問題。抗聯老戰士李在德回憶說：“周保中派我去學習發報業務。我擔心自己文化水平低學不好，他就鼓勵我說，你有決心就能學好。……蘇聯派人教授了無線電原理，收發報機的結構和性能，平時自己練習收發報，還學習無線電的使用和維修。”周保中向王新林提出要給予A、B野營降落傘員或非降落傘員，應給以“馬術教練”等等訓練。這些要求和建議，在以後的日子裏，蘇方基本上滿足了這些要求，進而保證了軍事訓練的質量。
總之，東北抗聯在野營期間同蘇聯遠東軍始終進行著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提高了抗聯領導幹部對東北黨和軍隊集中、統一領導的認識，為東北黨組織的統一，奠定了思想基礎。同時，抗聯指戰員繼續保持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精神，處理好同友黨友軍的關係，遵循 “團結—批評—團結”這一原則，為維護東北抗聯和黨的獨立性進行著不懈的努力。
?周保中縱論辛亥革命
——《為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而作》考
東北抗日聯軍是一支文明的隊伍。在緊張激烈的戰鬥和軍事訓練中，他們仍不放鬆學習革命理論、研究中外曆史、洞察世界風雲，用以提高指戰員的思想政治素質和文化品位。《彙集》甲65所載周保中在抗聯教導旅中共黨組織全體黨員和青年團員代表談話會上的報告綱要《為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而作》，就是他們重視這方麵工作的佐證。
報告綱要寫作時間是“1944年10月9日”也就是“民國33年”雙十節的前一天。地點是抗聯教導旅旅部所在地，也就是設在前蘇聯境內伯力城附近的北野營。周保中他早年投身革命，參加過“靖國護法”和北伐戰爭，因戰功數擢至國民革命軍第十八師少將副師長。九一八事變後受黨中央派遣到東北發動和領導抗日遊擊戰爭，時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總指揮、抗聯教導旅旅長，是抗聯後期的主要領導人。
周保中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是一員“儒將”。他的這篇報告綱要寫得很精彩。綱要分兩大部分，前麵是總結過去，分析辛亥革命以來33年的是非得失；後麵是麵對現實，分析抗日戰爭的形勢和發展前途。通篇有理有據，堪稱是以史鑒今、古為今用的佳作。
在綱要的第一部分，作者開宗明義，指出包括當時的抗日戰爭在內的以往33年的曆史是“中華民族為獨立解放和自由進步而鬥爭的三十三年”。
這不僅是對辛亥革命的性質和意義的高度概括，而且也是對當時抗聯所從事的抗日戰爭所給予的恰當的曆史定位，明確告訴人們，抗聯的鬥爭，歸根到底是辛亥革命的繼續。
談到辛亥前的中國，作者寫道：具有悠久的曆史文化的中華民族，“進到新時代，自己是不甘落後的”。“然而昏庸腐敗的滿清貴族封建主統治著中國，束縛著中國的文明進步，排斥科學進化，壓製人民意誌，企圖把中國的曆史進步與世界分隔開來。”就是說他們完全背離了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背離了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願望，當人民起而反抗他們的倒行逆施時，他們又“殘酷鎮壓”（如太平天國運動），“甚至連稍有的改良都不肯實行”（如康梁變法運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辛亥革命崛起了”。
作者對辛亥革命的悲壯場麵進行了生動描述：“優秀的黃帝子孫、中華兒女前赴後繼，為獨立自由而灑滿鮮血。從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到黃興、宋教仁、秋瑾、陳其美、廖仲愷、蘇兆徽和千千萬萬的工農先烈一往直前地為推翻專政建立民主自由而奮鬥。”“舊曆八月十九日夜武昌駐軍暴動推翻反動的滿清官僚，揭起大漢光複的旗幟。這個運動很快遍及長江流域及西南各省，並且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民主革命運動的先驅者、導師孫中山先生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宣布了五族共和與臨時約法。”辛亥革命雖然因內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而陷於失敗，但它趕跑了封建皇帝，開創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新紀元，其意義是極其偉大的。
因為是在抗日戰爭時期談論辛亥革命，話題的重點自然不能少了日本。於是作者筆鋒一轉，提出並論證了“日寇是中國人民革新進步和生存的敵人”這一命題。作者指出：“獨有日本強盜、軍閥帝國主義者，既在辛亥革命以前以戰爭屈服中國，在辛亥革命以後，勾結中國民族敗類，保皇黨、軍閥官僚政客，幫助他們複辟。”綱要列舉了袁世凱的洪憲稱帝、張勳抬出宣統皇帝複辟以及連年不斷的軍閥內戰等事實，指出這一切都“使我中華民國五族共和、民主憲政的國體無由完整實現”，可見“東鄰日寇實為禍首”。由此得出結論，“日寇是中國人民之世仇死敵，遠在九一八以前已經鑄就。”
作者進一步指出：“偉大的孫中山先生，領會了辛亥革命以來曆次失敗的教訓”，“相信隻有依靠廣大群眾；並且要有適合中國現狀的政綱；要有意誌統一、思想純潔，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利益，肯自我犧牲的黨員而團結起來的黨來領導革命，革命才有成功之可能之保證”。基於以上三個方麵的基本經驗，孫中山於1924年改組了國民黨，規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召開了國民黨一大。於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同盟合作，結成人民統一戰線，揭起反封建反帝國主義鬥爭旗幟”，掀起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促成了“北伐軍順利進展”，“如果不是像今天民族叛徒、人民公敵汪精衛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國民黨人，盤踞國民革命的領導，動搖革命的營壘。那麼，國民革命必不至於中途破產；不致於迫得中國共產黨單獨去領導中國工農繼續革命鬥爭； 不致於造成日寇占領東北的侵略條件的藉口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