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階級社會和國家
1.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曆史上被壓迫階級在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常有的遭遇一樣。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麵，革命靈魂。他們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覺得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這可不是說著玩的！那些德國的資產階級學者，昨天還是剿滅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現在卻愈來愈頻繁地談論起“德意誌民族的”馬克思來了，似乎馬克思培育出了為進行掠奪戰爭而組織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聯合會！
在這種情況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歪曲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複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當然，大段的引證會使文章冗長，並且絲毫無助於通俗化。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談到國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一定要盡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證，使讀者能夠獨立地了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發展，同時也是為了確鑿地證明並清楚地揭示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這些觀點的歪曲。
我們先從傳播最廣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書講起，這本書已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了第６版。我們必須根據德文原著來譯出引文，因為俄文譯本雖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譯得不全，就是譯得很糟。
恩格斯在總結他所作的曆史的分析時說：“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勿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麵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麵。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麵，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麵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製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這一段話十分清楚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曆史作用和意義這一問題的基本思想。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正是從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點上開始的，這種歪曲來自兩個主要方麵。
一方麵，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們迫於無可辯駁的曆史事實不得不承認，隻有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這樣來“稍稍糾正”馬克思，把國家說成是階級調和的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而照市儈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論家們說來（往往還善意地引用馬克思的話作根據！），國家正是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抑製階級衝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看來，秩序正是階級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抑製衝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來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手段和鬥爭方式。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當國家的意義和作用問題正好顯得極為重要，即作為立刻行動而且是大規模行動的問題在實踐上提出來的時候，全體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一下子就完全滾到“國家”“調和”階級這種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麵去了。這兩個政黨的政治家寫的無數決議和文章，都浸透了這種市儈的庸俗的“調和”論。至於國家是一定階級的統治機關，這個階級不可能與同它對立的一方（同它對抗的階級）調和，這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始終不能了解的。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布爾什維克一直都在這樣證明），而是唱著準社會主義的高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他們對國家的態度就是最明顯的表現之一。
另一方麵，“考茨基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論上”，它既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但是，它忽視或抹殺了以下一點：既然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既然它是站在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那麼很明顯，被壓迫階級要求得解放，不僅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體現這種“異化”的國家政權機構不可。這個在理論上不言而喻的結論，下麵我們會看到，是馬克思對革命的任務作了具體的曆史的分析後十分明確地得出來的。正是這個結論被考茨基……“忘記”和歪曲了，這一點我們在下麵的敘述中還要詳細地證明。
2.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恩格斯繼續說：“……國家和舊的氏族〈或克蘭〉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
我們現在覺得這種劃分“很自然”，但這是同血族或氏族的舊組織進行了長期的鬥爭才獲得的。
“……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不再同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這種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製機關，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蘭〉社會所沒有的。……”
恩格斯在這裏闡明了被稱為國家的那種“力量”的概念，即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概念。這種力量主要是什麼呢？主要是擁有監獄等等的特殊的武裝隊伍。
應該說這是特殊的武裝隊伍，因為任何國家所具有的公共權力已經“不再”同武裝的居民，即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直接符合”了。
同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樣，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覺悟的工人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觀念認為最不值得注意、最習以為常的東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說是頑固不化的偏見奉為神聖的東西。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政權的主要強力工具，但是，難道能夠不是這樣嗎？
19世紀末，大多數歐洲人認為隻能是這樣。恩格斯的話正是對這些人說的。他們沒有經曆過，也沒有親眼看到過一次大的革命。他們完全不了解什麼是“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對於為什麼要有特殊的、居於社會之上並且同社會相異化的武裝隊伍（警察、常備軍）這個問題，西歐和俄國的庸人總是喜歡借用斯賓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幾句話來答複，說這是因為社會生活複雜化、職能分化等等。
這種說法似乎是“科學的”，而且很能迷惑一般人；它掩蓋了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這個主要的基本的事實。
如果沒有這種分裂，“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就其複雜程度、技術水平等等來說，固然會不同於拿著樹棍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組成克蘭社會的人們的原始組織，但這樣的組織是可能有的。
這樣的組織所以不可能有，是因為文明社會已分裂為敵對的而且是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如果這些階級都有“自動的”武裝，就會導致它們之間的武裝鬥爭。於是國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裝隊伍建立起來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壞國家機構的時候，我們都看到赤裸裸的階級鬥爭，我們都清楚地看到，統治階級是如何力圖恢複替它服務的特殊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又是如何力圖建立一種不替剝削者服務，而替被剝削者服務的新型的同類組織。
恩格斯在上麵的論述中從理論上提出的問題，正是每次大革命實際地、明顯地而且是以大規模的行動提到我們麵前的問題，即“特殊的”武裝隊伍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我們在下麵會看到，歐洲和俄國曆次革命的經驗是怎樣具體地說明這個問題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恩格斯的論述。
他指出，有時，如在北美某些地方，這種公共權力極其微小（這裏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罕見的例外，指的是帝國主義以前時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數的地方），但一般說來，它是在加強：
“……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裏，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經使公共權力猛增到勢將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的高度。……”這段話至遲是在上一世紀90年代初期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6月16日。當時向帝國主義的轉變，無論就托拉斯的完全統治或大銀行的無限權力或大規模的殖民政策等等來說，在法國還是剛剛開始，在北美和德國更要差一些。此後，“侵略競爭”進了一大步，尤其是到了20世紀第二個10年的初期，世界已被這些“競爭的侵略者”，即進行掠奪的大國瓜分完了。從此陸海軍備無限增長，1914—1917年由於英德兩國爭奪世界霸權即由於瓜分贓物而進行的掠奪戰爭，使貪婪的國家政權對社會一切力量的“吞食”快要釀成大災大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