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詩畫交融的新篇章
也說有爭議的“近代”分期
中國曆史進入近代，題畫詩也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期。這時期，傳統的題畫詩，一方麵得到延續；另一方麵，題畫詩的表現領域又有新的開拓與進展，開啟了新篇章。
中國近代文學，一般以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為開端，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為止。但是如果從思想領域的嬗變看，早在乾隆十四年 （1749） 前後，中國文學便開始進入近代期。這是因為在這一階段時間裏，在思想上，出現了新學說。戴震所提出的人的“情”、“欲”淩駕於“理”之上的觀點，從根本上否定了程朱理學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論。應當看到，這絕不是戴震的偶然所悟，而是在現實生活中，總結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基礎上而提出來的，所以具有一定的劃時代意義。至於近代文學的終結時間，比較流行的看法是爆發五四運動的1919年。但是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卻認為是1949年。最近郭鬆民又認為當是1953年，其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至1949年雖然全國已基本解放，但中國仍然不能證明其具有保衛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能力；二是中國仍然不能證明其有能力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即仍受到《雅爾塔協定》的製約。直到1953年抗美援朝的勝利，上述兩個問題才得到解決。此外，中國的土地改革也在1953年全麵完成①。聶振斌也認為，“從1840年到1949年，雖然可以區分為若幹不同發展階段，但卻同屬於近代資產階級的社會曆史範疇。社會生產關係決定著這一百多年所進行的政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徹底鏟除封建主義生產關係、推翻封建主義製度，實現民主、共和，發展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②。因此，中國近代史的界標應是1949年而不應是1919年，況且文學藝術的發展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雖然受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變化的製約和影響，但是又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無論在形式上、時間上都不是和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變化同步的。而就中國題畫詩的發展曆史而言，其分期更不能機械地套用一般的社會史、政治史的分期，而要根據題畫詩發展的實際而定。其一，中國繪畫自1919年的五四運動後，雖然西畫漸興，但中國畫仍為畫壇的主流。其二，中國詩歌，1919年之後雖然白話詩大量湧現，但為繪畫所題之詩，仍以古、近體為主。其三，為畫題詩的畫家、書家多為長壽者，他們中的許多人跨越清、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時期，而按一般文學家界定的近代史時間又較短，很難把他們劃分為兩個時代的詩人。經曆了五四運動，盡管他們的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化，但反映在創作上，特別是在藝術風格上，並無截然不同的變化。因此，中國題畫詩史的“近代”時間，似應延至1949年，乃至1953年。但也不會到某一年即戛然而止，也應還有一個適當的延宕期。
急風暴雨中的政壇與文苑
1838年，道光皇帝任命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不久，林則徐將繳獲的數萬箱鴉片，在虎門銷毀。道光皇帝還下令永遠斷絕同英國的通商貿易。英國政府於是以此為借口，於1840年6月派出遠征軍陸續抵達廣東珠江口外，封鎖海口。鴉片戰爭自此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這場戰爭以失敗告終，並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接著美國、葡萄牙、挪威、瑞典等國也紛紛要求利益均沾，清政府先後又與美國簽訂了《望廈條約》，與法國簽訂了《黃埔條約》等。各口岸開放後，外國貨像潮水一樣湧入中國，使中國傳統的手工業遭到滅頂之災，大批手工業者失業、破產。此時的農村土地兼並愈演愈烈，高利貸橫行，大批農民因失去土地而流亡。加之鴉片肆虐，白銀外流，危機一觸即發。於是在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率眾起義，建國號為“太平天國”。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後，西方各國紛紛乘機向清政府提出無理要求，俄國此時也加入進來，利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簽訂中俄《璦琿條約》，割去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中國領土60多萬平方公裏，並將烏蘇裏江以東40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劃為所謂中俄“共管”。1859年，英、法又覺得《天津條約》取得的利益還不夠，便率軍艦突襲大沽炮台，很快英法聯軍進至北京德勝門外，攻占了皇家園林圓明園。1860年10月，英法聯軍洗劫並燒毀了這座融彙中外建築藝術精華的萬園之園。接著，清政府又同侵略者簽訂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條約》。災難和不幸接踵而至，1884年，爆發了中法戰爭，簽訂了《中法新約》，1894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簽訂了《馬關條約》。這些條約的簽訂，無一不是以割讓土地、出讓主權、賠償白銀為條件，使中國人民一步步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各地反抗情緒不斷高漲，在山東興起了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義和團運動。英、美、德、法等八國趁此機會再次瓜分中國。並於1900年8月攻入北京，不久又簽訂了條件更為苛刻的《辛醜條約》，清政府竟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成為“洋人的走狗”，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被瓜分的危機，促使廣大知識分子的覺醒。1895年，康有為等發動1300餘名在北京應試的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機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但是這次變法隻進行了100餘天，便以失敗告終。在國將不國的危難時刻，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於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義，推翻了清政府。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二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清帝溥儀也被迫退位。統治中國2000餘年的封建專製製度終於宣告結束。但是，掌控北洋軍隊的袁世凱卻與民國臨時政府分庭抗禮，並逐漸竊取政權，使辛亥革命的成果喪失殆盡。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後，又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恢複帝製，結果在全國人民的憤怒聲討聲中，他隻當了83天皇帝就暴病而死。此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為內閣總理。當時北洋軍閥已分裂為皖、直、奉三大派係。他們在外國列強的操縱下，你爭我奪，戰亂不已。黎元洪為對付與他政見不合的段祺瑞，召定武軍張勳入京相助。而張勳入京不久卻要求黎元洪下台，請溥儀複辟。但這場複辟的鬧劇僅僅上演12天，就在萬人唾罵聲中收場了。此時的中國，思想極為混亂。袁世凱執政時，下令尊孔讀經，倡導複古。對辛亥革命後“舉國禮壞樂崩”局麵極為仇視的康有為，又舉辦《不忍》雜誌，攻擊共和。而廣大百姓更不知是應該相信觀音，還是玉皇大帝。中國思想文化界被鬧得烏煙瘴氣。
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以“民主”和“科學”為口號，掀開了五四運動的序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19年1月，美、英、法、日等國在巴黎召開所謂“和平會議”。中國軍閥政府在人民的壓力下，要求帝國主義放棄在華特權，遭到拒絕，而軍閥政府的代表竟擬在和約上簽字。消息傳來，舉國憤怒，於是在5月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接著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工人罷工，商人罷市③。這次運動是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也是一場徹底的反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在曆史上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五四運動後，一方麵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深入工人群眾，傳播馬克思主義，領導罷工鬥爭，促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在思想上組織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另一方麵，北洋軍閥各派係輪番上台，對各地罷工者展開血腥的鎮壓，不斷製造慘案。而1927年蔣介石的“清黨”運動，屠殺數千名工人領袖和富於戰鬥精神的工人，尤為震驚中外。但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特別是1936年12月發生的“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達成了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張。1937年爆發的盧溝橋事變，更激發了軍民的抗日鬥誌，進而掀起了全麵抗戰的高潮。但內戰的陰雲卻一直籠罩在中國的上空，是三年的解放戰爭的槍聲驅散了烏雲，迎來了黎明的曙光。
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和民國以後急劇變化的政治形勢，必然會影響到文壇和畫苑。這時期無論是詩歌還是繪畫，其主題內容和藝術形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自1840年以來，隨著列強入侵和西方資本主義的進入，中國逐漸淪為帝國主義宰割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一曆史變局給中國的敏感知識階層，特別是作家帶來的變化是前所未有的。表現在文學創作上以繼承感時傷事的傳統為主流，抒寫愛國激情和對現實的憂慮、憤懣。但近代文學的前期，處於清王朝的後期，人們對傳統思想、文化、製度的信仰，尚沒有產生根本性的動搖，所以文學總體麵貌變化並不顯著。不過一些經世派作家，在詩詞領域則力求改變文壇舊貌，唱出了新聲，翻開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龔自珍、魏源、王韜等是其代表，龔自珍尤為其中佼佼者。龔自珍“以深邃的史識為詩，撕下‘盛世’的麵紗，把清王朝統治的腐朽本質及其沒落形勢，清晰地揭示給人們，特別具有警世和驚世的力量”④。與龔自珍同時或稍後的詩詞作家，還有林則徐、張維屏、張際亮、朱琦、姚燮、魯一同、貝青喬等。他們的作品除反映民生疾苦外，痛斥侵略，抨擊投降，表現了中華民族反對侵略、熱愛祖國的崇高感情。這時期的詩詞領域，還有以程恩澤、祁寯藻為首的所謂“宋詩派”，他們以“開元、天寶、元和、元祐諸家為職誌”（陳衍《石遺室詩話》），其創作傾向則是受當時學術主潮漢學的影響，表現出一種獨特的藝術趣味。但其總體卻不出封建倫理範疇和正直士大夫的標格，具有很大的保守性。主要作家多是出自程恩澤之門的何紹基、鄭珍、莫友芝以及曾國藩，其中以鄭珍成就最高。在詞的領域，以推崇張惠言詞論的周濟最為著名。他的詞超越抒寫士子際遇感慨的範圍，更加注重社會內容，開擴了詞的境地。此外，蔣春霖的詞在藝術上也取得了較高成就。
近代中期，即中日甲午戰爭前後至五四運動爆發。這時期，文學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進行維新與革命鬥爭的武器，因而激起文學領域中的廣泛“革命”，湧現了以黃遵憲、梁啟超、柳亞子為代表的一批詩人和作家。梁啟超雖然是“詩界革命”口號的最先提出者，但成為“詩界革命”旗幟的詩人則是黃遵憲。他關心現實，主張通今達變以“救時弊”，較早地描寫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隨近代科學而出現的新事物，拓寬了題材和反映生活的領域，寫出了古典詩歌所沒有的新內容，形成了獨具特點的“新詩派”，被梁啟超譽為“獨辟境界，卓然自立於20世紀詩界中”（《飲冰室詩話》三二）的“詩界革命”的巨匠。這時期改良派的主要詩人，還有康有為、夏曾佑、譚嗣同、蔣智由、丘逢甲等，而屬“同光體”或受其影響的詩人則有陳三立、劉光第、林旭以及嚴複、林紓等。所謂“同光體”，照“宋詩派”倡導者陳衍的說法，就是“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也就是以杜、韓、蘇、黃為模仿對象的宋詩運動的餘緒和發展。此外，還有以王闓運為代表的漢魏六朝詩派等。此時的詞壇，以常州派為主，主要詞人有譚獻、王鵬運、朱孝臧、況周頤等，以朱孝臧最為著名。
近代文學的後期，即一般文學史所謂的現代期，時間是從1919年至1949年。在這30年間，中國文學發生了深刻變化，文學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新、舊勢力的鬥爭從未停止。新文學的奠基人魯迅、郭沫若等開拓前進，掀開了中國文學的新一頁。這時期，湧現出眾多文學社團，出現了大量的文學期刊和文學流派。其中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分別以標榜為人生的寫實主義和鼓吹重藝術的浪漫主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兩大流派，對後來的文學發展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於1930年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標誌著革命文學運動進入到新階段。它根據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的經驗，初步製定了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的文學理論綱領，提倡文藝大眾化，宣傳無產階級文藝思想，同各種非無產階級文藝思想作鬥爭，對無產階級文藝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這時期的後階段，隨著抗日高潮的掀起，作家紛紛走出書齋，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積極宣傳一致抗日和愛國主義思想，不僅出現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街頭詩、獨幕劇等，而且創作出大型的借曆史人物之口，表達人民正義呼聲的曆史劇，如郭沫若的《屈原》《虎符》等。在解放區，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解決了一係列五四以來重要的文藝理論和實踐問題，因而出現了新文學以來前所未有的新主題、新題材、新形式，湧現出一大批具有民族風格、民族氣魄的作家和作品，顯示了實踐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國統區和淪陷區，作家們主要圍繞反侵略、反壓迫和爭取民主運動的展開，創作了具有諷刺性、揭露性的作品，全麵而深刻地暴露和諷刺了黑暗現實。但是，新文學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同守舊勢力和各種思想派別的鬥爭。如從20年代的“國粹派”、“學衡派”等，到30年代的國民黨政府“文化圍剿”、“法西斯民族主義文學”，直至40年代的“戰國策派”、“戡亂文學”等，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學正是在同以上形形色色文學思潮的不斷鬥爭中發展、壯大的。
近代文學所發生的這些新變化和所呈現的新特點，都無一不影響著近代題畫詩的創作和發展，使題畫詩的主題、題材以及藝術形式都產生了與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都迥然不同的新趨勢和新特征。
這時期的繪畫仍呈繁榮發展趨勢，但充滿了新舊交替、中西混融、變化過渡的特色，表現出錯綜複雜的新格局。
近代畫苑，大致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傳統的寫意畫派，主要指活躍在北京地區的京派畫家和上海、浙江等地的畫家，前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錢杜、費丹旭、湯貽汾、戴熙等。這時期的畫家結社活動雖不如清代中期那樣活躍，但於1839年蔣寶齡等創辦的“小蓬萊畫會”也有一定影響。後期的代表畫家是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等大師級畫家。他們反對摹古泥古，力主“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尊重藝術個性，將傳統繪畫推向高峰。一種是改革創新派，主張中西融合，開辟新路。這主要是活躍在上海的“海派”和興起於廣東嶺南的“嶺南畫派”。前者以任頤、吳昌碩為代表，他們善於把詩、書、畫融於一體的文人畫傳統與民間美術傳統結合起來，又從古代金石藝術吸取營養，描寫民間喜聞樂見的題材，將明清以來的大寫意水墨畫技巧和強烈的色彩相結合，形成雅俗共賞的新風格，如任頤的代表畫作《鍾進士斬狐圖》。後者以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為代表，簡稱“二高一陳”。“二高一陳”都曾留學日本，歸國後倡導改革中國繪畫。他們主張“調和古今，折中中西”，注重寫生，題材多為南方風物，創立了色彩鮮豔明亮、水分飽滿、暈染柔淨的新風格。第三種是向西方學習的油畫。鴉片戰爭以後，由於中外交往頻繁，西方的宗教繪畫、商業性繪畫的複製品開始傳入中國，使中國知識分子初次了解到與中國繪畫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繪畫。曾留學日本的李叔同是中國最早從事油畫教學和影響最大的西畫家。早期油畫家多從事美術教育。1912年，劉海粟、烏始光興辦的上海圖畫美術院，是中國正規美術學校的開始，對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在20至30年代，還出現了一些西畫以及以西畫為主的畫會，如以林風眠為骨幹的留法學生在斯特拉斯堡建立的霍普斯會，上海的天馬會，北京的阿波羅學會等。抗日戰爭爆發後，油畫家們以油畫為武器，積極投身於救亡宣傳活動，創造出一係列既富有戰鬥性又充滿生活氣息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