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官外用
乾隆七年五月，袁枚終於背起行囊，收斂了勃勃雄心和滿腹牢騷，告別了依依不舍的京城和學友，踏上征程，奔赴江南溧水就任他的知縣去了。
袁枚任溧水知縣不足兩個月的時間。由於第一次任知縣之職，有諸多不習慣，一方麵人地兩生，舉目無親，另一方麵官道上的應酬周旋，還很生疏。但因為他博學多聞，“敏而能斷”，很快就贏得當地百姓的好感。上任不久，袁枚想接父親來溧水一住，以盡孝心。袁枚的父親此時正在廣西桂林，他得知袁枚已任知縣，擔心袁枚年輕才薄，難以勝任官職，便隱姓埋名，身著布衣，頭戴草冠，裝作過路的普通老者，悄悄來到
溧水縣，遍訪鄉民百姓，了解大家對袁枚的看法，聽到的卻都是“你是說少年袁知縣嗎？此人斷案敏捷、公正，為人善良、厚道，真是個大好官啊！”袁枚的父親聽了這些話，才如同一塊石頭落地，心裏頓時踏實多了。於是，他既沒有更換服裝，也不通知袁枚，便直闖入袁枚的住所。看到父親的突然到來，袁枚十分驚慌，總以為因有失遠迎，定會遭到父親的責備，急忙跪伏請罪，然而，出乎意外的是，父親不但不怪罪於他，反而異常興奮地極言兒子的廉吏風範。
袁枚在溧水就任知縣期間，有一位名叫李名世的外縣秀才，偶爾到溧水聽了袁枚斷案，十分佩服袁枚的才幹，特意遷居溧水，每次專聽袁枚辦案，回家後便向眾人宣傳袁枚辦案的敏捷和公道，聽者無不稱道。在溧水任職時間雖短，袁枚卻頗有政績。正因為如此，當他改任江浦離開溧水時，溧水百姓含淚為他送行，並將繡有全城百姓姓名的“萬民衣”披在他身上，以表達對他的一片真情，這是當時老百姓所給父母官的最高禮遇。袁枚在他的一首詩中這樣描繪當時的情境：
任延才學種甘棠，不料民情如許長。
一路壺漿擎父老，萬家兒女繡衣裳。
早知花縣此間樂，何必玉堂天上望。
更喜雙親同出境， 白頭含笑說兒強。
（《隨園詩話補遺》卷十）
袁枚於京城失落的心境在這裏重新找到了慰藉，百姓的認同，父母的稱道，使他暫時忘卻了京城失意的煩惱，對仕途的希望之火又重新燃燒起來。
這年夏秋之交，袁枚離開溧水，改任江浦知縣，並一直幹到年底。第二年，他又被調任沭陽知縣。
沭陽位於江蘇東北部平原，有新沂河、薔薇河流經本縣，原本是一個物產豐富、經濟富裕的地區。可袁枚到沭陽時，正逢沭陽連續數年遭受自然災害，旱澇交加，蝗蟲肆虐，糧田荒蕪，民不聊生，一片慘敗景象：
沭陽八年災，往歲猶為酷。我適蒞此邦，一望徒陵穀。田廬化為沼，春燕巢林木。泛濫有魚頭，澎亨無豕腹。百死猶可忍，餓死苦不速。野狗銜髑髏，骨瘦亦無肉。……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苦災行》）
如此惡劣的境況，並沒有將袁枚嚇倒，反而給他提供了施展才幹的機會。一到沭陽，他就將災情上報朝廷，請求獲準免
征沭陽八年的農業稅，並及時開倉放糧賑濟災民，這一舉措確實起到了穩定民心的作用；緊接著，他又緊急動員全縣百姓捕捉蝗蟲，組織青壯年修築防洪堤壩，與自然災害做鬥爭；與此同時，他大力扶持蠶桑業，全力以赴恢複和發展生產。在處理獄案方麵，盡力做到及時公允，鑒於當時百姓深受自然災害之苦，袁枚在斷案時靈活掌握尺度，酌情量刑，適度定罪，以防止造成冤案，袁枚這一做法在當時是很得人心的。一位淮安呂姓秀才，在沭陽姓吳的家裏做家庭教師，剛好趕上吳家子弟應童子試，呂秀才便代他去參加考試，被袁枚查獲，這種案子在當時本應治罪，但袁枚念其生活窘迫且很有才氣，不但沒有處罰他，反而招他作了自己的幕友。在袁枚的感召下，當時的沭陽社會安寧，人心穩定，百姓在嚴酷的自然災害麵前，“寧死不為寇”。在沭陽任職期間，袁枚以他的才幹和勤奮，深得老百姓的擁戴。正因為他的清正廉明，當他離開沭陽時，才會再次出現百姓齊相送，“五步一杯酒，十步一折柳；使君乘車行，吏民攀車走”的感人場麵；也正因為袁枚是當地百姓心目中父母官的形象，他所種植的那株紫藤至今仍根深葉茂地生長在沭陽的土地上。
這期間，袁枚在認認真真地當好知縣這七品芝麻官的同時，以他豐富的生活體驗，潛心於詩歌創作，寫下了在他所有詩作中最為輝煌的詩篇：《沭陽雜興》、《苦災行》、《征漕歎》、
《捕蝗曲》等，這些作品都深刻地反映了現實生活，表達了作者對民眾疾苦的關心與同情；這些詩歌也正如他所親手栽下的那株紫藤一樣，深深地植根於沭陽百姓的土壤之中。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的早春時節，三十歲的袁枚改任江寧（今屬南京）知縣。江寧是個大縣，是古代水陸交通的要鎮，居住和來往人員較雜，曆來較難治理。三月初七深夜，突然刮起大風，水西門附近一戶人家起火，剛剛上任的袁枚就率領部下奔赴現場撲救。這位新任江寧知縣所處理的第一樁公務居然是救火，盡管在任期間，袁枚未必就能時時救民眾於“水火”之中，但這一舉動的確給人們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在這裏，袁枚一幹就是四年，這是他為官以來時間最長、政績也最為卓著的一次任職。
因有前三個縣任職的經驗，他對知縣這一職務似乎已經得心應手了，而且頗有一些辦法。任職期間，他對府內的下屬管束嚴格，禁止他們仗勢欺人、胡作非為，這一做法博得了百姓的好感，也融洽了官民之間的關係；對於本縣的盜賊和惡少，則將其醜行劣跡一一登記在冊，並張榜公布其姓名，置其於百姓的監督之下，同時明令規定凡三年不再犯者，一律擯棄前嫌；對百姓的訟案，他照例盡快處理，從不積壓，且平時升堂斷案，不著官服，允許旁聽。
在江寧期間，袁枚充分展示了他處理獄案的才能。在中國
古代，能否及時、公允地斷案，是衡量地方官吏是否稱職的約定俗成的標準。而袁枚以他的公正、勤奮、敏捷和才學向世人證明了他是一個判案的能手。就在袁枚就任江寧知縣這年五月的一天，大風驟起，天色晦暗。城裏一個十八歲的韓姓女子，被風吹至距城九十裏的銅井村，村民問明姓名和住址，第二天送她回家。可她新婚不久的丈夫李某絕不相信有大風吹人至九十裏之外的怪事，懷疑其中必有奸情，於是告到了官府，要求退婚。袁枚接案後便對這位丈夫說：“古代就有風吹女子至六千裏以外的事情，你可知道？”李某不信。袁枚隨手取出元代郝經的《陵川集》給李某看，上麵有一詩寫道：“黑風當筵滅紅燭，一朵鮮桃落天外。……自說吳門六千裏，仿佛不知來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婦，詔起高樓榜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讀完此詩，袁枚接著說：“郝經乃一代忠臣，難道會說假話騙人？”李某無言以對。袁枚又開玩笑地說：“隻是當年被風吹走的吳門女子，最後竟嫁給了宰相，恐怕你家是沒有這份福氣了。”袁枚的旁征博引終於說服了李某，他高高興興地偕妻子回家去了。又有一次，一隻販布的商船在江中與一艘戰船相撞，致使一名兵士溺水身亡，當兵的便將商船扣下，並告到官府。袁枚心裏非常明白這隻不過是由於一時過失所致，如果治罪，商船主人必然會無端落得個傾家蕩產、家破人亡。於是，袁枚便想出一個主意，他親自來到現場，讓商船
乘風張帆，演示當時相撞的情形，實際上暗示商船乘風而逃。商船逃走後，袁枚將原本用來埋葬死者的銀錢發給那些兵士，了卻了這樁案子。
袁枚總是兢兢業業，全身心地投入公務，常常不辭辛苦地到很遠的地方去辦案。一次，銅井村一醫生診死病人，他連夜趕赴處理。途中他無住所，隻得在寺廟中過夜，他在《宿海會寺題壁》一詩中敘述了當時的情景：
……銅井診死人，促我車馬忙。我時受卑濕，兩足頗患瘡。笑為民父母，痛癢真親嚐。出城九十裏，一宿無所將。晚投海會寺，敗草鋪繩床。青苔古殿冷，梅灰脫疏梁。我與三尊佛，彼此同燈光。
詩中不乏豁達、樂觀的情緒。的確，袁枚總是竭盡全力、滿懷熱情地去處理公務和獄案。因而，在他手上很少有案件積壓的現象，對此他也很是自得。在一個春光明媚的上午，袁枚處理完公務，走出大堂，心情十分舒暢地在庭院中踱步，隨即吟詩一首：
槐花春暖滿衙青，不著烏靴上訟庭。
牒少卷無三寸厚，心虛判許萬人聽。
紛紛雀角風將息，漸漸蒲鞭響亦停。
笑問諸曹功事畢，手籠詩草下西廳。
此時的袁枚在知縣這把交椅上，不僅坐得得心應手，而且坐得有滋有味，昔日的煩惱與苦悶似乎早已煙消雲散了。全身心的投入，使他在審理獄宗方麵總結出了一套經驗：“餘為縣令理訟，每判是非，有原告是者；有被告是者；有原告被告俱不是者；有原告被告俱是，而不是乃在中證者；有原被告、中證俱是，而不是乃在暗中唆使、卷內無名人者；有性本糊塗，誤以非為是者；有初意本是，後乃激成，而為不是者。辦案有愈詳細而愈妙者，有愈草率而愈妙者。以詳細為妙者，人所易知；以草率為妙者，人所難知。總在一片心情、圓通、領悟而已：一關天分，一由閱曆。”這確實是一席難得的循吏經驗談。
就任江寧知縣期間，是袁枚短暫仕途最為愉悅的一段曆程，這除了他在處理公務方麵得心應手非常順利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頗得上司的賞識。就在袁枚移任江寧時，他在翰林詞館最為要好的老師尹繼善，也調任兩江總督，來到江寧。兩人隨著交往的頻繁，感情也日益加深。他們除了公務上的來往外，還經常在一起酬詩唱和、談古論今，相處得十分融洽，稱得上是意氣相投、親密無間。
尹繼善比袁枚大二十多歲，詩文功底很深厚，是一個很有些才氣的文官，他待人謙和，風趣幽默，善解人意，絲毫沒有封建士大夫身上的那種官氣，用袁枚的話說，就是“尹文端公出將入相，垂四十年，常謙謙然不自喜。”尹繼善很年輕就已任巡撫、總督之職了，第一次於江蘇任河道總督時才三十來歲，人稱小尹。當時海寧有位叫楊守知的詩人，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尹繼善因他德高望重，特賜予厚獎。老人十分高興，便指著自己的長須感歎道：“承蒙尹公一片盛情，可惜本人老了——‘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啊！”尹繼善隨口應道：“不然。君不曾聽說‘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麼。”老人聽了十分驚訝，逢人便稱尹繼善乃風流儒雅之士。袁枚與尹繼善在一起時，也從未把他當上司對待，而隻視他為詩友、兄長，因而兩人常在一起開玩笑，彼此戲謔，毫無嫌隙。一次，袁枚從江北督收稻穀歸來，與諸友人在尹繼善家飲酒夜談，時間已經很晚了，尹繼善已經休息，見他們這麼晚了還不散，便將一紙劄讓人從後堂帶出，上麵寫著：“山人從外地歸來，家中妻子一定很是想念，為何還不早早回去？”袁枚看後便於紙的背麵題詩一首：“夜深手劄出深閨，勸我新歸應早回。自笑公門懶桃李，五更結子要風催。”有一年除夕，尹繼善派人送些食物給袁枚，袁枚深知尹繼善才思敏捷、落筆如風，與人酬詩，有唱即和，從不甘落於人後，此時他靈機一動，想與尹公開個
玩笑，便作詩一首讓來人帶回。詩中這樣寫道：“知公得句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輸一著，新詩和到是明年。”尹繼善讀罷不禁捧腹大笑。由此便可知袁枚與尹繼善的交往非同一般了。尹繼善也十分欣賞袁枚的為人與才幹，遇事總是放手讓他大膽地去幹，對此袁枚十分感激，視他為人生又一難得的知己。在任江寧知縣期間他曾作《不係舟賦》來表達自己對尹繼善的感激之情。其中有“功高百辟，心在一邱”的恭維讚譽之辭。尹繼善於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病逝，袁枚為之親作《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文，並賦詩《哭望山相公六十韻》加以悼念。此為後話。
袁枚本想做一個“好官”，可在當時的社會中，要做“好官”談何容易。清朝的官場，有許多清規戒律，比如：下級參見上級，須先要在一定的距離內跑步上前，作小跪姿勢，而且還不能發出聲響，獲準後才能起身入座；參見的名帖上書寫職銜的字跡要小，否則將視為不敬，處處要體現出等級之間的差別。對此種種繁文縟節，袁枚極不習慣，且深惡痛絕。他曾在《謁長吏畢，歸而作詩》一詩中寫道：“書銜筆慣字難小，學跪膝忙時有聲”。但是，他又不得不像當年對待八股文一樣，委曲求全，一一學著來做，否則他恐怕連那七品芝麻官的位子也難以坐得住了。袁枚在江寧任知縣時，江寧將軍岱林布的旗丁
張升，因敲詐勒索犯案。在當時，這些大人物手下的小嘍囉也是碰不得的，可為平民憤，袁枚不得不下令杖責張升，儼然是剛正不阿之舉，然而，事後他卻向岱林布寫信懺悔請罪，轉眼間又是一副卑躬屈膝的麵孔。可見袁枚也漸漸學會官場中的應酬與油滑。的確，為百姓服務，他可以做到盡心盡力、無怨無悔，可對達官顯貴，他卻一籌莫展、無可奈何，有時不得不“降心俯首”，對此袁枚深有感觸：“苦吾身以為吾民，吾心甘焉耳；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台參耳，迎送耳，為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齁齁熟睡而不自知也。”（《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六《答陶觀察問乞病書》）袁枚正是經曆種種矛盾與痛苦的磨煉，才得以在知縣的位置上順利地坐了下來。
然而，不管袁枚如何“上下求索”、左右逢源，依然難逃宦海沉浮的捉弄。在他任江寧知縣時，尹繼善曾推舉他做高郵州知州，卻不知何故，未獲朝廷的批準。這件事極大地挫傷了袁枚的積極性，於是，乾隆十三年，袁枚借口患病，請假休養。三年後，朝廷又下文書將袁枚召至京城。“十年辭闕竟重還，一檄文書又赴官”，十年後重返京城，三年後再涉仕途，這時袁枚的心情，酸甜苦辣難以名狀。迫於經濟的壓力和家人的規勸，袁枚懷著矛盾的心情，抖擻精神，接了文書，前往陝西任職。重涉官場的袁枚，盡管很想再試身手，幹一番事業，
可當時的陝西總督黃廷桂並不像尹繼善那樣惜才，因而，他雖上萬言書以表心誌，黃廷桂卻全然不睬。對這個黃廷桂，袁枚並不陌生，就在袁枚任江寧知縣時，這個行伍出身的黃廷桂也曾做過兩江總督，他從不把文人學士放在眼裏。一次，他以一種嘲弄的口吻問袁枚：“你字為‘子才’，是不是自命為才子？”袁枚回答：“自然。”黃延桂又說：“既然如此，我命你即刻作一篇文章，你能行嗎？”袁枚說：“可以，請出題。”黃廷桂高聲道：“作《江賦》一篇，字數一萬，三個時辰之內完成。”這無疑是在刁難。袁枚二話沒說，提筆就寫，一揮而就，文中密密麻麻的盡是一些加有三點水的怪異字，這些字恐怕在《康熙字典》中也難以查找得到。黃廷桂這一介武夫哪裏看得出名堂，捧在手上讚不絕口，連聲道：“你真是名副其實的才子啊！”袁枚哭笑不得。袁枚再度出山時竟遇到這樣一個昏聵愚鈍的上司，也算是倒黴透頂，萬言書如泥牛入海也在情理之中。正在袁枚再度心灰意冷的時候，他的父親病故了，於是他回家守孝，從此告別仕途。這年袁枚三十七歲。
袁枚以短短七年知縣的微職，結束了他的仕途生涯。知縣官職雖小，可袁枚還是兢兢業業、小心翼翼地去做的，而且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他的確取得了不少政績，實踐著他“此去好修《循吏傳》”的意願。但是，無論他如何苦心經營、上下周旋，高官厚祿的大門卻始終未能向他敞開。而幾年來一直與
他相依相伴的那支筆，卻始終沒有拋棄他，不斷地給他展現著人生的另一佳境，袁枚自己似乎也已看到隻有在文學創作的天地裏，他才能自由馳騁，有所作為。或許正因為文學創作的魅力徹底戰勝了功名利祿的誘惑，才使得他最終下定決心棄官從文的吧！
四、退居隨園
乾隆十三年秋天，袁枚還在江寧任知縣時，用三百兩銀子買下當時金陵城郊的一座廢舊莊園，進行修葺改造，並更名為隨園。隨園坐落在金陵城西北的小倉山北麓，原是雍正時江寧織造隋赫德的私人花園，故人稱“隋織造園”。
由金陵城東門橋向西行約二裏，有不算很高的兩道山梁，這便是小倉山。小倉山自清涼山分嶺而下，中間有清池和水田，山間有樹木掩映，鬱鬱蔥蔥，直至北門橋而止。每逢夏天到來，山間樹木茂盛，繁花錦簇，百鳥爭鳴，溪水淙淙，因而這裏曆來便是皇親貴族們的避暑之地。當時的金陵城名勝很多，城南有雨花台，城西南有莫愁湖，城東有蜿蜒起伏的鍾
山，城東北有依山而建的孝陵、雞鳴寺，登小倉山時這些名勝錯落有致地展現在眼前。盡管今天小倉山早已被大都市的樓宇屋舍所淹沒，隨園也很難尋找到舊日的痕跡，可在當時，小倉山的確是一個景致宜人、環境幽靜的美妙去處。曆代不少文人墨客喜愛這個地方，據說，當初李白曾經到過這裏，十分迷戀這裏的景色，便希望將自己的墓地修建在這裏。袁枚一到此處便深深地為其獨特環境所吸引，並決定將此地作為自己意絕仕途後的歸宿。
在袁枚購得之前，隨園因長期無人看管、年久失修，幾乎成為一座荒園，園內亭台頹廢、雜草叢生、樹木枯萎、百花凋
零，一片慘敗景象。袁枚買了此園之後，按照自己的意願和審美情趣，像是進行一項藝術創作一樣，對此荒園進行精心的修葺和改造：
茨牆剪闔，易簷改塗。隨其高，為置江樓；隨其下，為置溪亭；隨夾澗，為之橋；隨其湍流，為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為綴峰岫；隨其蓊鬱而曠也，為設宦茭。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夭閼者，故仍名“隨園”，同其音，易其義。
由此可見，袁枚精心修造的新的隨園處處體現一個“隨”字。實際上，這也正是他當時內心世界的反映。經曆了幾年的個人奮鬥、宦海浮沉，他的人生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此時他所追求的不再是金榜題名、仕途升遷，而是遠離塵世的煩囂，順應自己的情感和願望，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地生活，他是在尋找著一個能夠實現他這一願望、能夠“隨心所欲”地生活的世外桃源，因而，袁枚對隨園的修葺和改造，實際上是在營造著自己的“精神家園”。
經過幾年的修葺，隨園的景色煥然一新，更加迷人秀麗。後來有人曾這樣描述隨園的景致：“頗饒亭榭，水木清華，仿
西湖為堤井，為裏外湖，為花港，為六橋，為南北峰。長廊複房，琉璃施窗，琴書尊罍，玉石之屬，橫陳幾榻。梅百枝，竹萬竿，桂十餘叢。小倉山色在戶牖間。”（《鶴征後錄》卷八）因袁枚深愛西湖景色，便依照西湖的景點來設計和改造隨園，經過精雕細刻，隨園的確已成為江南園林中的優秀之作，它融山光水色、樓台亭閣為一體，比景點比較分散的杭州西湖更為精巧別致。難怪當時的文人墨客、達官顯貴都以能到隨園一遊而自豪。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袁枚借口有病，辭去江寧知縣職務，歸居隨園養病。這一住就是三年。在這三年裏，袁枚對他前半生的人生道路進行深刻反思，最終促成他一生中重大轉折。初歸隨園時，袁枚的內心世界是十分矛盾的。起初他還是十分懷念曾令他興奮並帶給他許多歡樂的仕途生活，特別是每每想及昔日身居翰林時的榮耀，官宰江南時的光彩，覺得就此草草告別仕途，不免有些黯然神傷、難耐寂寞了：“傷哉出山時，意氣淩八表。一自識行藏，不複恥溫飽。何因大鵬翼，化作小山草。”（《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三《偶然作》）顯然，他自視才高，深為自己的才能不被世人所用而惆悵，而憤懣，而於心不甘。然而，仕途的坎坷、世態炎涼，卻又使他覺得前途渺茫，從而失去了於官道上進取的信心。久久凝思之後得出的結論是，還是“急流勇退”的好：“三十休官人道早，五更
出夢吾嫌遲。”對於“急流勇退”他曾在《隨園詩話》中幾次提到，他說：“唐太宗雲：‘泥龍竹馬，兒童之樂也；翠羽明珠，婦女之樂也。’餘亦雲：‘急流勇退，後起有人，士大夫之樂也。’（《隨園詩話》卷十三）”他又說：“餘常謂收帆須在順風時，急流勇退，是古今佳話（《隨園詩話》卷十六）。”凡此種種，他隻不過是尋找借口，進行自我安慰罷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才漸漸認識到急流勇退的真正益處：“餘常謂陸放翁（陸遊）、康對山（康海），俱一人權門，名為小損。然士大夫寧為權門之草木，勿為權門之鷹犬，何也，草木不過供其賞玩，可以免禍，恰無害於人；為其鷹犬，則有害於人，而己亦終難免禍（《隨園詩話補遺》卷一）。”他深刻地意識到，如若再於宦海中苦苦掙紮，其結果不是重蹈陸遊、康海之覆轍，就是充當朝廷的鷹犬和爪牙，不但名聲受損，甚至很有可能“難免於禍”，喪身宦海。
於是，就在赴陝任職受挫，又得父親病故的噩耗時，他終於下定決心正式上書朝廷請求終養。兩年後，他的請求得到朝廷的批準，高興之餘，他寫下了《喜終養文書，部複已到》一詩：
一紙陳情奉板輿，九重恩許賦閑居。
身依堂上衰年母，日補人間未讀書。
花竹千竿環子舍，牙簽四麵繞吾廬。
此中便了幽人局，門外浮雲萬事虛。
在居家守孝、修造隨園的過程中，他也開始勾勒自己後半生的生活藍圖，從此開始了他近五十年的文學創作生涯。
一旦擺脫塵世煩囂的襲擾，步入流光溢彩的文學殿堂，袁枚的心境頓時變得超然灑脫、悠然自得起來，有時甚至不免有些喜形於色。一天，一位朋友的兒子，年輕好學，拿著詩作來求教，袁枚讀後，歎賞不止，沒想到此人告別時卻說：“本人不好名，先生千萬不要把我的詩拿給別人看。”袁枚聽了十分鄙夷地自言自語：“此人矜情作態，局麵太小。”在他看來，能以詩文得名於天下，理所應當，沒什麼見不得人的，很正常的謙虛自持，在他眼裏反倒成了一種遮遮掩掩的扭捏作態。袁枚在任知縣時，很是謙虛自重，從不誇耀自己，聽到別人談論自己的政績，也會“聞之兩頰紅”的，可當他退居隨園以後，對於自己的詩文的好名聲卻十分看重，從不掩飾。有位官人自稱不好名，袁枚聽後逗他說：“人之所以與禽獸不同的地方，正是因為人好名也。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子還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大聖人尚且如此重名，何況你呢？”過分的自誇和炫耀，往往會使人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相傳袁枚曾在隨園中掛出一副對聯：“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
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有位名叫汪容甫的文人聽說後，專為此聯登門求教，袁枚知其來意避而不見，汪便對袁枚的仆人說：“告訴你家主人，就說我要借他的《墳》、《典》、《索》、《丘》四部書一讀。”據史書記載，這四部上古典籍早已失傳，實際上是否真有其書，至今仍然是個謎。袁枚自知誇了海口，自然不敢麵見客人。
乾隆二十年，袁枚舉家遷入隨園。上有老母，下有妻妾子女、內外奴仆，再加上隨園還需要繼續修繕改造，其日常開支是可想而知的。朝廷的供養俸祿畢竟有限，維持這樣一個大的家庭，單憑朝廷所給的那點銀兩是遠遠不夠的。生活迫使袁枚通過賣文開辟新的經濟來源，此時，常常埋頭於應製時文的寫作，雖不是興趣所在，但已成為生活上的一種依靠，實際上居住在隨園中的這個大家庭的大半費用都是袁枚賣文所得。他時常為一些達官顯貴撰寫碑銘傳記，這類逢迎之作，如神道碑、墓誌銘、墓表、行狀行略等，
在他的文集中占有很大比重。寫這類文章盡管有時不得不說一些違心的恭維奉承之辭，但其收入的確是可觀的。由於袁枚的文才和聲望，使得他所寫的碑銘傳記的價錢也日益看漲，有時一篇碑文竟能換得千兩酬金。袁枚的孫子袁祖誌在他的《隨園瑣記》中記述：“……五十年中，賣文為活，竟有一篇墓誌贈銀萬金者，以故可以擴充園圃結構。”可見其賣文的收入不但能養活一家幾十口人，還可拿出一部分用於隨園的擴充和改造。當然，從事時文寫作除使他在經濟上受益外，更讓他在文人仕宦階層中很快就成為名聲顯赫的人物。一次，他出遊天台山，到了錢塘江邊一時找不到渡船，正著急時看到一位官人乘船赴任在此處逗留，袁枚使人報上姓名想借船一用，沒想到，這位新官聽說是袁枚在此，親自跑來拜見，且激動不已地說：“在下正是因為讀了先生的時文才考取進士的，讓先生用船以報師恩，也算是我的一分榮幸。”隨即將船讓給袁枚。又一次，袁枚路經處州，想到仙都峰一遊覺得路途太遠，不敢妄行。夜晚住進一家客棧，店主聽說是袁枚在此，便將六七個兄弟都叫來拜見。幾個人手執蠟燭上下打量著袁枚：“先生就是那位有名的袁太史嗎？”得到肯定的答複後異常驚訝地說：“我們讀先生的文章，總以為是古人再世了呢，沒想到先生還這麼年輕！”馬上收拾東西的收拾東西，扛行李的扛行李，七手八腳、爭先恐後地將袁枚接到自己家裏去住。而後又陪著袁枚遊
覽了仙都峰。
收入的增加，使得袁枚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整個隨園的生活氛圍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改觀，變得日益奢華排場起來。隨園的景致經過幾年的精心修建日趨完善，每逢春天到來，園內呈現紅綠間映、鬱鬱蔥蔥的景象，堤岸上，萬紅千紫，芳菲滿目，間有禽鳥低飛輕舞，宛囀嬌啼；湖水中，柳枝輕拂，碧波蕩漾，時有輕舟蕩槳，縱橫競渡。這時袁枚總是攜妻妾子女，陪親朋好友，或漫步花樹之間，吟詩作畫，或蕩舟輕波之上，飲酒賞月，其生活可謂悠閑自得。再加上隨園四麵並無牆籬阻隔，金陵城內才子佳人們踏春遊園，蜂擁而至，園內更是熱鬧異常。特別是每逢老母壽誕前後，子女們輪番置酒設宴，為老人祝壽，老母親也要設宴答謝，往來歡宴，濟濟一堂，隨園上下，熱火朝天，時間長達月餘。
隨著時間的推移，隨園逐漸引起江南文人的矚目，有不少文人學士向往著能到隨園一遊，而會聚天下文人騷客於隨園談古論今、吟詩作畫，也成為袁枚生活中最為愉悅的事情。到後來，隨園幾乎成為江南文人們經常聚會的場所，不時地就有人拿著詩作或登門求教，或與袁枚共同吟唱品評，使隨園更加具有文化氣氛。若得到好的詩作，袁枚總是將其精心挑選出來，並彙編成集，刻印發行。袁枚自稱：“好詩如好色，得人佳
句，心不能忘。”一次，袁枚送一位友人出門，走到大門口時，天要下雨了，這位友人突發靈感，隨口吟道：“雨聲猶在雲，風色已到樹”。袁枚一邊為他擊掌助興，一邊仔細品味，認為是難得的佳句，馬上讓門人將這兩句詩記錄在來訪客人登記簿上。看到這般情景，友人不禁樂了：“想不到先生喜歡詩句竟到了如此癡迷的程度。”的確，正是因為袁枚對詩歌如此鍾愛，才贏得天下文人的青睞，也才使得隨園不僅成為袁枚自己的“精神家園”，也成為江南文人們的“精神樂園”。因而，每逢秋天考試之時，袁枚總是要把來自各地的文人學士們邀請至隨園一聚，袁枚以美酒佳肴相待，客人們則以詩歌繪畫作答，往來應酬，氣氛十分融洽。到了晚年，袁枚以詩會友日益頻繁，來往唱和的詩作已達萬餘首，於是，袁枚便在園中修建了一條長廊，將這些詩作貼於廊壁之上，以供眾人觀賞，並稱之為“詩城”，這件事一時傳為詩壇佳話。袁枚對此也頗為自得，他在《詩城詩》一詩中這樣寫道：“十丈長廊萬首詩，誰家鬥富敢如斯？請看珠玉三千首，可勝珊瑚七尺枝。”袁枚和隨園的聲望，使得他結交了不少朋友，以至“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當然，來訪的未必都是儒雅之士，一次，一位太守也來隨園，吟花賞月，附庸風雅，沒想到酒後失態，竟於園中扯開下衣，隨地便溺起來。袁枚聽說後，氣惱之餘，於第二天寫了一首小詩
加以嘲諷。
雲集天下詩才，勤於筆耕應酬，使得他和隨園更是名滿天下，前來求詩索文、酬詩唱和的更是與日俱增。到了晚年，袁枚編撰的《隨園詩話》刻行後更使他名聲大振，於是，眾多文人如雲而至，都想讓袁枚將自己的詩作錄入《詩話》。對此袁枚十分無奈，但又不願挫傷眾人的積極性，有時真是有苦難言：“殊不知詩話非選詩也，選詩則詩之佳者選之而已，詩話必先有話，而後有詩，以詩來者千人萬人，而加話者唯我一人，搜索枯腸，不太苦耶？”特別是碰到親戚朋友、達官顯貴們慕名而來，其詩作雖不甚佳，但又不好推辭，隻好硬著頭皮從中挑選。時間一長，搞得袁枚焦頭爛額，苦不堪言。有人讀了袁枚的《隨園詩話》，認為收取太濫，大為不滿，對此袁枚心裏非常清楚，他曾發出過沉重的歎息：
選家選近人之詩，有七病焉，……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情，七病也。末一條，餘作《詩話》，亦不能免。
（《隨園詩話》卷十四）
盡管如此，有些實在不忍卒讀的詩句，他也隻好作罷。曾
有一名門弟子拿詩來求入選《隨園詩話》，袁枚看後，實在覺得沒有味道，讀著就覺兩眼發困，隻想睡覺，但是當著本人的麵又不好發作，於是便對此人說：“詩甚清老，頗有工夫，然而非之無可非，刺之無可刺也，選之無可選也，摘之無可摘也，……”此人聽後，隻得紅著臉，悻悻而返。又有一次，一太史捧來自己所作詩集四十多卷，想讓袁枚從中挑選一些錄入《詩話》。袁枚與此人平時有一些交往，自然不好推拒，便讓自己的門生周午塘代為先讀。周讀後，覺得無一可取，便作一詩戲謔道：“何苦老詞壇，篇篇別調彈；披沙三萬斛，校得寸金難。”袁枚讀了這首詩，忍俊不禁，隨即和詩一首道：“消夏閑無事，將人詩卷看。選詩如選色，總覺動心難。”盡管《隨園詩話》有許多不足之處，但還是瑕不掩瑜。《隨園詩話》一經刻行於世，便以它獨到的見解，豐富的內容，贏得當時詩壇眾多的讚歎和欣賞，成為頗有影響的傳世之作。而且，當時就有人不斷地翻刻盜印。
袁枚於隨園中近五十年的辛勤筆耕，於詩文創作中取得很大成就，使得他在身前就早已名聲大振，在當時世人的眼中，袁枚與趙翼、蔣士銓並稱為詩壇三大家，而三人中又首推袁枚。當時，他的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姚鼐《袁隨園君墓誌銘》）。達官顯貴也爭相購買，極為推崇，甚至連海外琉球、高麗國也有人前來求購他的書。
傳說中有這樣一個故事：福建富豪徐某，平日裏很喜歡讀袁枚的作品。一天深夜，一夥盜賊破門而入，將主人捆綁起來準備行竊，盜賊頭目在翻箱倒櫃時，突然發現書架上擺放著宋版的《文選》和袁枚的《小倉山房詩集》，便笑道：“這家夥能讀隨園先生的詩文，可見並非一般世俗之人，可以放了他。”說完便招呼眾盜賊停止行竊，隻抱著這兩部書揚長而去。這個故事雖未免有些誇張，但從這裏便可以看出袁枚在當時的聲望之高，影響之大了。
袁枚成名之後，並沒有完全沉浸在孤芳自賞當中，他很是注重提攜後學。特別是到了晚年，他於隨園中招募了大批門生弟子，他教學生，無論男女老少，不計貧富貴賤，一視同仁，一心隻為培育詩才。在他的門下，就有很多女弟子，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對於晚輩學生的每一長處和進步，哪怕隻是微不足道的一點，他也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勵。當時有位名叫張問陶的學生曾拿著詩作向袁枚求教，袁枚讀後，大加讚揚，並且幽默地說：“我之所以老而不死，正是因為我還沒有讀到你的詩呢！”又一次，袁枚看到他手下一個年輕的抄書人桌上放著隨手寫下的詩句，讀後認為寫得非常之好，於是馬上賞給他一鬥米，以資鼓勵。
也許，隨園獨特的環境造就了袁枚獨特的個性，晚年的袁枚除獎掖後學外，更是樂善好施，熱心幫助別人，特別是肯於
向那些處境困難的人們伸出援助之手。一次，他出遊杭州，在西湖邊散步，走到斷橋時，碰到一少年問路，當他發現這少年滿麵愁容，便問其原因，少年回答：“我是平湖秀才，來西湖一遊。進錢塘門時，不慎行李被人偷走，此時身無分文，也無處投宿，不知如何是好。”袁枚聽了少年的敘說後，十分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但又覺得不能輕信，不知其中是否有詐，便問道：“你既然自稱為秀才，會作詩嗎？”秀才說：“當然。”袁枚就讓他作詠落花詩一首，少年欣然從命，就地作起詩來，很快就寫完了，其中頗有佳句，袁枚看後欣喜不已，對這個秀才也就深信不疑了，於是，馬上慷慨解囊，送了許多銀錢給這位少年，打發他上路了。還有一件事也是十分感人的：袁枚有個叫程晉芳的朋友，因生活困難，曾借過袁枚五千兩銀子，後來程晉芳因貧病交迫而死，袁枚聽說後，當即將借據焚燒，並拿出錢來資助程晉芳的家人。
袁枚的後半生，“極山林之樂，享文章之名”，過得可謂瀟灑飄逸、超凡脫俗。他曾作（大樹）一詩，以樹自喻，借樹詠懷：
繁枝高拂九霄霜，蔭屋常生夏日涼。
葉落每橫千畝雪，花開曾作六朝霜。
不逢大將材難用，肯住深山壽更長。
倚樹有人問名字，為言南國老甘棠。
這首詩既是他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也是他隨園後半生生活的典型概括。也正是在與隨園的相依相伴中，袁枚完成了他個性的塑造。
南京隨園
袁枚行書四言聯
五、“所好軒”主
袁枚曾自稱不喜好佛、道二說，然而，人生在世，有所不好，必有所好。
袁枚在隨園中修造了一間用於藏書的屋子，起名為“所好軒”，並專為此作了《所好軒記》一文，可見袁枚所好者乃詩書文墨也。然而，細讀他的這篇《所好軒記》，就不難發現，袁枚之所好又何止是詩書文墨呢。他在《所好軒記》中這樣寫道：
所好軒者，袁子藏書處也。袁子之好眾矣，而胡以書名？蓋與群好敵而書勝也。其勝群好奈何？曰：
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圭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
好書隻是排在眾所好之尾，可見袁枚喜好的不隻是書，其興趣可謂廣泛也。對於這一點，他從不隱諱，他曾在許多詩文中表露過這一心跡。在他看來不隱諱自己的所好，正是胸襟坦蕩的君子風範：——“聖人不自諱其私”。於是，他公開承認：“解愛長卿色，亦營陶朱財。”在他四十四歲時所作的一首《子才子歌示莊念農》中更是將這一點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
……不嗜音，不舉觴，不覽佛書，不求仙方，不知青烏經幾卷，不知樗蒲齒幾行。此外風花水竹無不
好，搜羅雞碑雀篆盈東廂。牽鄂君衣，聘邯鄲倡，長劍陸離，古玉丁當。藏書三萬卷，卷卷加丹黃。栽花一千枝，枝枝有色香……
不喜音律，不善飲酒，不信佛道，不嗜賭博，喜愛風花雪月，古玩字畫，山光水色，美女優倡，稱得上“憎愛分明”了。
袁枚好色，對此他毫不隱諱。他曾在《子不語·妓仙》中借妓仙之口表達了自己的思想：“惜玉憐香而心不動者，聖也；惜玉憐香而心動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獸也。”在他看來，憐香惜玉，男女歡愛，本人之天性，是無可厚非的。他在《子不語》中還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小和尚跟隨師傅在深山老林修行數年，一日，師徒二人下山，小和尚看到什麼都覺新鮮，見到牛馬雞犬，全不認識，師父就一一指給他認：“這是牛，可以用來耕地；這是馬，可以騎；這是雞犬，可以打鳴報曉，可以看家守門。”小和尚一一點頭，記在心裏。忽然，一少女從眼前走過，小和尚問：“這又是什麼？”師父怕他動心，便非常嚴肅地告訴他：“這是老虎，人一旦靠近，必被咬死吃掉，而且連骨頭都不剩。”小和尚又點了點頭。晚上回到山裏，師父問他：“你今天山下所看到的東西，可有心裏老惦記的嗎？”小和尚回答：“所見到的東西都不
曾想，隻是那吃人的老虎，心裏總也割舍不了。”在這裏，袁枚所表達的不單單是對小和尚的認同，裏麵也包含了他自己的一些思想與情愫。
在袁枚的人生旅途中，有過不少女子相伴和點綴。二十四歲時娶王氏為妻，這算是正室，在此之後，他又先後納陶姬、方聰娘、陸氏、金娘、鍾姬等為妾。受傳統的封建社會男尊女卑思想的影響，袁枚認為，男子納妾、一夫多妻，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他曾在《愛物說》一文的開頭這樣寫道：“婦人從一，而男子可以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陽而抑陰也。”在他看來，女子從一而終，而男子可以隨意挑選，就如同“豬狗不能吃人，而人能吃豬狗之肉”一個道理。然而，盡管袁枚對女人有如此深的偏見，而在他周圍的這些女子們，在生活上給他悉心的照顧，與他朝夕相伴，相濡以沫，能與他分享歡樂和幸福，也能為他分擔憂愁和煩惱，因此，在與她們相處之中，袁枚還是傾注了深厚的情感。在幾個女子中與袁枚感情最深的還要數陶姬和方聰娘了。
陶姬是袁枚二十八歲在沭陽任縣令時納的妾。陶姬生性聰慧，能棋善繡，每當袁枚生病時，她總是晝夜守候在袁枚的床前，端湯送藥，精心照顧，不辭辛苦，兩人之間有著深厚的感情，因此，當與他相伴了十二年之久的陶姬病逝時，四十歲的袁枚，非常悲痛，專為陶姬作了長詩《哭陶姬》，詩中寫道：
“十二年來涼月色，照人春夢盡今宵。”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每每看到陶姬曾用過的簪花棋盤，親手縫製的衣服，睹物思人，都要潸然淚下。
還是在袁枚三十三歲任江寧知縣時，一天，袁枚在參拜過上司之後，夜宿友人唐靜涵家中。唐將一侍女招到麵前，對袁枚說道：“你覺得她長得美麼？實際上，她有心於你已並非一天兩天了。”袁枚聽後很是為之動情，於是就納她為妾，這女子就是方聰娘。從此，聰娘就一直不離袁枚左右，隨袁枚任江寧，赴陝西，出遊遠足，總是同車同舟。聰娘對袁枚的確可稱得上一往情深、忠貞不二了。袁枚的飲食衣著，她總是精心操持，袁枚生病時，她就如同自己生病一般，愁容滿麵，忐忑不安；袁枚離家遠行時，她總是依依不舍，淚水漣漣。袁枚深夜讀書時，無論多晚她都秉燭相伴；袁枚心緒不佳時，她總是撫琴彈唱，為他解憂。袁枚也視聰娘為貼心知己，凡有愁思總向她吐訴，每遇大事必與她商量。聰娘一直為不能給袁枚生個兒子而深感內疚。在隨園中，聰娘以她的溫柔賢惠，博得親朋好友的交口稱讚。乾隆三十七年，在袁枚四十九歲時，聰娘因病去世，袁枚悲痛欲絕。為了表達他對聰娘的一片深情，他特意將聰娘葬於小倉山西自己墓地的旁邊，並專為她作了《墓誌銘》。
袁枚對女性的好感，並不獨鍾於自己的妻妾。正像曆史上
眾多的風流才子一樣，每每遇到姿色豔美的女子，他常常要為之動心。
乾隆十三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寫信告訴他，一王姓女子因犯了一點官司，住在揚州，他願將這女子送給袁枚做妾，袁枚得信後，忙租船趕往揚州。在一觀音廟中袁枚見到這位女子，一看果然豐姿綽約，楚楚動人，而且見到生人也毫不羞澀膽怯。袁枚動心了，想娶她為妾，隻是又覺得皮膚稍微黑了點，略顯美中不足，於是作罷。乘船返回的路上，心裏又割舍不下，當船到蘇州時，急忙又派人回去打探，卻早已被江東一小官吏娶走，不禁扼腕痛惜。袁枚曆來對填詞不屑一顧，可今日卻專門為這一失之交臂的女子填了一首《滿江紅》：
我負卿卿，撐船去，曉風殘雪。曾記得庵門初啟，嬋娟方出。玉手自翻紅翠袖，粉香聽摸風前頰。問嫦娥，何事不嬌羞，情難說。既已別，還相憶，重訪舊，杳說廬江小吏公然折得，珠落掌中偏不取，花看人采方知惜。笑平生，雙眼太孤高，嗟何益？
從來不作詞的袁枚，一首《滿江紅》卻寫得纏綿悱惻、情真意切，可見袁枚的確是動情了。
在封建社會，達官顯貴、文人墨客們往往視女子為玩物，
身為風流才子的袁枚也終脫不開這一窠臼。袁枚對女子，特別是對身處社會底層的妓女們，真正的感情投入甚少，至多也隻是出於一時的好感，而更多的則是賞玩而已。而在賞玩女子時眼格頗高，一生“賞花”於朵，中意者寥寥無幾。到中年以後，再與俳優歌妓一起歡飲宴樂，他已興味索然，人問其原委，他告之曰：“看花當意之難也。”盡管如此，他也沒放棄出沒於花台柳巷。他曾聽說廣東女子長得漂亮，一次路經廣州時，便特意邀請親戚朋友於花船夜飲，並招來當地歌妓作陪，然而，作陪的女子中卻沒一個他看得上的，頓時覺得掃興，當即戲作一詩，詩中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難近多如鬼手馨”之句。在廣州他又聽說潮州多美女，他想廣州女子尚且如此，潮州女子能美到哪裏，隻是不信。後來看到有人在詩裏有所描繪，於是他又為未能到潮州一遊，去目睹當地女子的風姿而後悔不已。有一次，袁枚在秦淮河中與友人泛舟漫遊，搖船的女子，稍通文墨，性情矜持，但隻是隔著紗窗與袁枚交談，怎麼也不肯入艙陪坐。袁枚提出重金請陪，女子堅拒不受。不一會兒，夜幕降臨，皓月當空，女子執扇求袁枚題詩，袁枚靈機一動，信手於扇上寫道：“橫塘宵泛酒如淮，十裏桃花四麵開；隻恨錦帆竿上月，夜深不肯下艙來。”女子看了，禁不住莞爾一笑，隨即進艙陪坐。於花前月下，吟詩賞月，有美女作陪，在袁枚看來是生活的一種樂趣，是一種消遣和享受。他曾在一
首詩裏這樣寫道：
但逢勝景便勾留，錦帳香燈汗漫遊。
何處有花何處宿，果然蝴蝶勝莊周。
受傳統的封建思想的影響，袁枚對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婦女常報以輕視、鄙夷的態度，但有時也會表現出深深的同情。在鳳齡一事的處理上，就可以看出這一點。鳳齡是鍾情於袁枚卻又與他失之交臂的女子。乾隆三十八年春天，袁枚花錢贖回了賣給富人家當女奴的金姬之妹鳳齡。此時的鳳齡年僅十四歲，長得甜美動人。也許出於對袁枚贖身之恩的報答，鳳齡願留下來和姐姐一起侍奉袁枚。當時，袁枚已年近花甲，雖被鳳齡的真情所打動，但又不願就此毀了少女的青春，於是選擇一個年輕有才的男子，將鳳齡許給他做妾。臨別時，鳳齡依依不舍，淚流滿麵，袁枚的心情也十分沉重，他不願親眼目睹這種傷感的離別場麵，獨自一人躲進了書房。沒想到，這一分手竟成了訣別。鳳齡到了新家，婆婆瞧不起她，主婦嫉恨她，每天縫縫補補，洗衣做飯，稍有不對就遭責罵，完全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其境遇還不如當初當女奴時的生活，真是才出狼窩，又入虎口。鳳齡實在不能忍受這種非人的待遇，沒出半年便懸梁自盡了。袁枚得知這一消息後，悲痛異常，十分惋惜，深悔當初
不該將她拒之門外。然而，在那個男尊女卑的社會裏，即使鳳齡真的留在袁枚的身邊，也未必就能擺脫其悲劇的命運。
袁枚將封建名儒與妓女相比，得出的結論是：“偽名儒不如真名妓”。袁枚曾戲刻一印，印上刻著“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的句子，與古代妓女攀鄉親，未免過於輕佻，但想到“偽名儒不如真名妓”的話，便也不足為怪了。更有意思的是，一次，一位尚書路過隨園向袁枚索要詩集，袁枚加蓋了此印贈之，尚書大為惱火，喋喋不休地指責袁枚。袁枚被逼急了，便氣憤地說：“你以為這印不雅嗎？在今天看來，你自然官至一品，蘇小乃賤人。恐怕百年之後，人們隻知有蘇小，而不知有你了。”說得尚書滿臉通紅，啞口無言，在場的人們則捧腹大笑。
也許，正因為他太鍾情於女子的緣故，上蒼有意安排眾多女子在他的生活中。他一直很想要一個兒子，可他的妻妾先後給他生了六個女兒，這種命運的安排未能使他高興，反而給他帶來不少煩惱。在他內心深處，始終固守著的是傳統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封建禮教思想，而現實卻讓他深感慚愧。每當妻妾身懷六甲，他都心情急切盼望著能有一個兒子出生，而他的願望每每都成為泡影，當他看到呱呱墜地的又是一個女兒時，便顯得焦躁不安。第三個女兒出生時，他作詩道：
墜地無人賀，遙知瓦弄床。為誰添健婦，懶去報高堂。妄想能招弟，佯歡且慰娘。江幹好黃竹，打慣女兒箱。
左家詩料好，伯道老懷嗟。味似餐雞肋，情疑中副車。湔裙製文葆，酣麵趁桃花。嫁恐非吾事，驚心兩鬢華。
倒不在乎是否有人來祝賀，關鍵是自己心裏已不是滋味，盼子得女，如食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時隔不久，第四個女兒降生，他又賦詩道：
真是庶人命，雌風吹不消。緣何長至日，轉報一陰生？客厭來偏數，棋輸劫屢驚。呱呱雙瓦響，添作惱公聲。
顯然，頻頻得女，已使這位多情才子有些不耐煩了。
乾隆四十三年的夏天，剛娶不到一年的鍾姬，為已是六十三歲的袁枚生了一個兒子，取名阿遲，意即來之太晚。盡管如此，袁枚還是異常高興，即賦七律二首，詩中道：“老樹著花秋色好，餘霞返照暮山青。”
袁枚好色，也好味，曆來有“美食家”之稱謂。他曾說：
孔子也強調“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說的都是怎樣吃得更好。
我國的飲食文化，到了清代已發展到一個全新的階段，食物的種類更加廣泛，烹飪技法也更為豐富。這時期，人們不僅對食品原料的選擇更加精益求精，對刀工、火候、調料以及食品的拚配、造型，甚至食器也更加考究，已經形成我國在飲食方麵所特有的講求色、香、味、形、器的風格。隨園五十年的生活，不僅使袁枚在詩文創作方麵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也成就了他在飲食文化方麵很深的“造詣”，可以說是逐時代潮流了。袁枚在日常飲食上就特別講究，尤其注重食物的色、香、味俱全。他曾在《品味》一詩中寫道：“平生品味似評詩，別有酸鹹世不知。第一要看色香好，明珠仙露上盤時。”到了晚年，袁枚對飲食的追求日益精細，似乎要遍嚐天下美味。在袁枚看來，口腹之欲，與生俱來，乃上蒼所賜，毋庸諱言。他在稱道孔孟的“食色性”理論的同時，不斷地於古代聖人那裏尋找理論根據：
孟子雖賤飲食之人，而又言饑渴未能飲食之正。可見凡事須求一是處，都非易言。《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典論》曰：“一世長者知服食。”古人進署離肺有法焉，未嚐苟且……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八《隨園食單序》）
袁枚的後半生，於詩文創作之餘，更多地將目光投向美味佳肴，他遍集天下美食名點，編輯成冊，名為《隨園食單》。《隨園食單》記述的菜肴、飯點和茶酒共三百二十六種。《食單》除列出這些菜肴、飯點的名稱外，還詳細記錄其原料的選配和數量，製作的程序和方法，如法製作，其味必佳。例如：其中“豬頭二法”，一煮一蒸。煮法：“洗淨五斤重者，用甜酒三斤；七八斤者，用甜酒五斤。先將豬頭下鍋同酒煮，下蔥三十根，八角三錢。煮二百餘滾，下秋油（即醬油）一大杯，糖一兩。候熟後，嚐鹹淡，再將秋油加減。添開水要漫過豬頭一寸上。壓重物，大火燒一炷香。退出大火，用文火細煨收幹，以膩為度。爛後即開鍋蓋，遲則走油。”蒸法：“打木桶一個，中用銅簾隔開。將豬頭洗淨，加佐料，悶入桶中，用文火隔湯蒸之。豬頭熟爛，而後膩垢悉從桶外流出，亦妙。”款款道來，讀之使人如觀其色，如嗅其味，饞涎欲出了。袁枚在《隨園食單序》中寫道：
餘雅慕此旨，每食於某氏而飽，必命家廚往彼灶觚，執弟子之禮。四十年來，頗集眾美。有學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僅得二三者，亦有竟失傳者。餘都問其方略，集而存之……
除讓庖廚收集整理外，有時袁枚自己也要不惜屈躬玉體、虛心請教的。袁枚每次出遊，除遊山玩水、觀花賞月外，還非常注意別人桌上的珍饈美食。碰到自己特別喜歡吃的，便詳錄其原料選配、製作方法，帶回隨園，模仿烹製。一次，一位姓蔣的朋友請他吃飯，這位朋友深知袁枚對美食的嗜好，用餐時問他：“你可曾吃過我親手做的豆腐？”袁枚說：“沒有。”於是，蔣某便係上圍裙，親自下廚，為袁枚表演他的絕技。不一會兒，一盤色澤美觀、味道獨特的豆腐端上桌來。袁枚一嚐，
其味果然不俗，於是，其他菜肴都擱置一旁，一盤豆腐全讓袁枚一人包了。飯後，他向蔣某請教這道菜的製作方法。蔣某道：“你給我作三個揖，我便告訴你。”袁枚立即起身，恭恭敬敬地向蔣某作了三個揖，便得以將這道菜的烹飪程序詳細記在紙上。回到隨園後，他即按其方法做了這道菜，味道果然不錯，受到家人和賓客們的交口稱讚。可見袁枚對美食的一片癡情已近於虔誠的程度。正因為有袁枚細心收集和精心編撰，才使得《隨園食單》成為流傳至今的清代著名食譜。
凡是袁枚喜歡的美味佳肴，他都願與家人和朋友共同品嚐。每得一新的菜點，他必令廚師試做，讓家人一起品評；每有親朋摯友造訪隨園，他總是用《隨園食單》中的上等好菜設宴款待。因而，隨園宴請賓朋，也成為他晚年生活中的一大樂事。《戊子中秋記遊》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述：
乾隆戊子中秋，姑蘇唐眉岑挈兒主隨園，數烹飪之能，於蒸彘首也尤。且曰：“茲物難獨啖，就辦治，顧安得客？”餘曰：“姑治具。客來當有不速者。”已而，涇邑翟進士雲九至；亡何，真州尤貢父至；又頃之，南郊陳古漁至。日猶未跌。眉岑曰：“予四人皆他鄉，未攬金陵勝，盍小遊乎？”三人者喜。納履起趨，趨以數，而不知眉岑之欲饑客以柔其
口也。
從園南穿籬出，至小龍窩，雙峰夾長溪，桃麻鋪芬。一漁者來，導客登大倉山，見西南角爛銀坌湧，曰：“此江也。”江中帆檣如月中桂影，不可辨。沿山而東，至蝦蟆石，高垠穹然，金陵全局下浮，曰：“謝公墩”也。餘久居金陵，屢見人指墩處，皆不若茲之曠且周。竊念墩不過一環土耳，能使公有遺世想，必此是耶？就使非是，而公九原有靈亦必不舍此而之他也。
從蛾眉嶺登永慶寺亭，則日已落。蒼煙四生，望隨園樓台，如障輕容紗，參錯掩映；又如取鏡照影，自喜其美，方知不從其外觀之，竟不知居其中者若何樂也。
還園，月大明。羹定酒良，彘首如泥，客皆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席門，各分入題，以記屬予。
中秋佳節，友人相聚，賞自然之美景，享人間之美味，其樂也融融。好一幅文人遊樂筵宴畫卷！
在袁枚看來，人之好味好色，乃上蒼賜予的本能，本不該受到限製和壓抑。他曾在《清說》一文中闡述自己的這一思想：
天下之所以叢叢然望治於聖人，聖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無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懷，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聖人也。好貨好色，人之欲也；而使眾人無情欲，則人類久絕，而天下不必治；使聖人無情欲，財漠不相關，而亦不肯治天下。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二）
袁枚以為，人之情欲無論對聖人還是老百姓都是不可缺少的。他常說“聖人不自諱其私”，這裏所反映的正是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態度，這與他後半生追求隨心所欲的生活觀是一脈相承的。袁枚在一首詩中這樣寫道：
有目必好色，有口必好味。戒之使不然，口目成虛器。縱之使無涯，我又為渠累。聖人善調停，君子素其味。
可見他也深知情欲雖人之天性，然而過於放縱則必定殃及其身了。
到了晚年，袁枚的身體日漸衰老，不時地染些小疾，時而
齒痛，時而腹痛，這無疑影響他對美味的品嚐。特別是七十歲以後，每逢宴席吃得太飽，晚上腹部總是脹痛不止，睡不安穩。而後，時常痢疾纏身，更是深受其苦，因而讀到前人“老似嬰兒防飲食”的詩句，頗有同感，“歎其立言之妙，然不老亦不能知”。到八十二歲時，終因腹疾久治不愈，病逝於隨園。這也許正是他貪口腹之欲所得的最終歸宿吧。
袁枚題 尤詔 汪恭《隨園湖樓請業圖卷》人物畫橫軸
《隨園食單》書影
六、遊仙行吟
袁枚一生中創作詩歌數千首，《小倉山房詩集》所收入的就有四千四百餘首。其中有敘事、抒情、悼亡、唱和之作，但數量最多的還是那些描寫山水景物的作品。而這些作品中，他總是借景抒情、托物詠懷，抒發真實情感，表現獨特個性，其內容同樣豐富多彩。
袁枚自青少年起就對大自然懷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從他第一次乘船離開家鄉杭州，前往廣西投奔叔叔時，就與大自然結下不解之緣。收入《小倉山房詩集》的第一首詩，即是他二十一歲時告別家鄉時所作的《錢塘江懷古》：
江上錢王舊跡多，我來重唱《百年歌》。
勸王妙選三千弩，不射江朝射汴河。
他於十六年後，曆盡世事滄桑，飽嚐人情冷暖，告別沉浮莫測的仕途，所選擇的竟是集自然人文景觀為一體的“世外桃源”——隨園。
野徑初聞仆從喧，小倉溪上酒盈尊。
暫時邀主先為客，異日將官易此園。
菉竹倚貿如有待，青止入座總忘言。
諸公莫笑柴桑陋，剛稱淵明五柳門。
（《小倉山房詩集》卷五）
退居隨園後，優遊園中，吟花賞月，該是一種輕鬆愉悅的生活。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小小隨園已不能使他滿足，於是，他要走出隨園，遍訪天下的名山大川。五十歲以後，他的足跡幾乎遍及大江南北。五十歲這年，他南下蘇州、常州、長淮，繞道湖州、杭州、丹陽等地，飽覽江南景色，親身體驗著出遊的樂趣：
不負升平有此身，姑蘇二月作遊人。
燈篷彩勝迎鑾處，代插梅花掃路塵。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九《姑蘇紀事》）
六十歲以後，袁枚除應酬朋友、料理家事外，一年中幾乎有半年時間出遊，實踐著古人“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格言。堂弟看他年老力衰，勸他不要遠行旅遊，他便寫了一首六言絕句作答：
看書多擷一部，遊山多走幾步。
倘非廣見博聞，總覺光陰虛度。
六十七歲時，袁枚自覺身體康健，登天台、遊雁蕩，渡錢塘、過蘭溪，每到一處，無不興致盎然，寫下了《周孝侯斬蛟台》、《立夏日過天姥寺》、《觀大龍湫作歌》、《還山》等詩作。他在《正月二十七日出門五月二十七日還山》一詩中寫道：“為訪名山別故山，還山諸事喜平安。到門細數養成竹，入戶喜逢初放蘭。過眼雲巒魂尚繞，扶身筇杖露初幹。挑燈急寫新詩稿，多少風人要索看！”邊行邊吟，且吟且行，忙得不亦樂乎。此次出遊，他還繪製了《遊雁蕩圖》，裝裱長軸，帶回隨園，懸掛於壁間，讓人觀賞。第二年，他又滿懷豪情地登遊黃山、牛首山，寫下《遊黃山記》、《四月六日出門六月五日還
山》、《牛首廟門外古銀杏歌》等篇章。六十九歲時，幹脆遠離家鄉，南下兩廣遍遊嶺南名勝。二月遊覽廬山、小孤山；四月下廣州，九月西行桂林，遊漓江；十月轉道湖南，登衡山。這次出遊，從前一年春天起到第二年正月，曆時整一年，行程數千裏，這對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來說，實屬不易。但袁枚對大自然的鍾愛之情，使得他戰勝了身體上的衰老。他在《新正十一日還山》一詩中寫道：
自覺山人膽足誇，行年七十走天涯。
公然一萬三千裏，聽水聽風笑到家。
詩中沒有絲毫的暮氣，相反卻充滿樂觀豪邁的氣概。真不愧是：“老驥不知筋力減，閑雲隻覺往來輕。”（《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花朝後三日作嶺南之遊留別隨園》）有這種精神相伴，恐怕隻好讓高山為之低頭，河水為之讓路了。七十一歲時袁枚又健攀武夷山，同樣是一路歡歌笑語。
袁枚在四十多歲時，曾請相士胡文炳算過一卦。胡文炳告訴他六十三歲得子，七十六歲壽終。到六十三歲時果然得子阿遲，袁枚便覺得這人算得很準，料想七十六歲大劫難逃，於是到了這一年，他足不出戶，深居隨園，似乎坐等告別人世間的那一刻的到來。有時甚至深覺行將不遠，發出陣陣哀歎：“今
春天漏影沉沉，一日佯晴十日陰。幾樹海棠紅淚滴，向人似訴雨難禁。……七六春秋相士言，老夫行矣何尚論？急將手錄三千卷，臨別從頭理一番。”（《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三《遺興》）可到了這年的除夕夜，袁枚仍然健在，恍若夢中一般，但的確他並沒有像相士說的那樣壽終正寢，於是，他作詩嘲笑相士：“相術先靈後不靈，此中消息欠分明。想教邢璞難推算，渾沌初分蝙蝠精。”（《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三《除夕告存戲作七絕句》）第二年開春，走出精神低穀的袁枚，重新振作起來，興致勃勃地重遊天台山，還特意請人繪製了《遊天台圖》，再次裝裱，懸壁觀賞。同時作《二月二十八日出門重遊天台》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