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一、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由來①
研究王明，不能不論及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因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謂出自於莫斯科中山大學，而王明又被認為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首領。
但搞清“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緣由又是一項艱難的課題。雖然關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問題長期以來在黨內外、國內外流傳甚廣，議論頗多，但多有歧義，莫衷一是。諸如，這一稱呼是如何出現的？為什麼要稱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有無必要繼續使用這一稱謂？這些問題不但在國內外的研究著述中眾說紛紜，就是原中山大學的當事人也說法各異，需要認真地進行辨析和考證。
（一）“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謂是如何出現的？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謂是如何出現的，原中山大學的當事人主要有以下兩種說法：
第一種：“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在“十天大會”中出現的。
持此種說法的人最多。但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謂在“十天大會”中是怎樣出現的，這些人的說法又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在表決支部局的工作報告時，隻有28個人擁護，所以，這些擁護者就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1927年入中山大學的陳修良回憶說：
“大會爭論的主要問題是討論支部局的路線對不對，揭發支部局的官僚主義、學校當局的貪汙問題。後來沒有辦法，隻好付諸表決，看誰擁護支部局的報告。五百多人投反對票的是壓倒多數，讚成支部局的隻有二十八個人。因此人們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以表示輕侮之意。那天這二十八個人都立在大會台的左麵，所以大家很容易計算舉手的人數和是什麼人。‘文化大革命’時，有許多人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其實並無‘半’個，這不知道根據誰的說法。”①
與陳修良同期入中山大學的張崇文在接受我們的訪問時回憶說：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十天大會’時發生的。大會表決時擁護支部局的就隻有二十八個人，大多數都反對。”②
第二類：表決是否改組支部局時，擁護支部局領導的隻有二十八個人，這些人就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也是1927年入中山大學的吳福海回憶說：
“同學們就是否要改組支部問題展開辯論，最後大會對此付諸表決，結果擁護支部領導的人不過二十八個。後來我們就送給他們‘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稱號。”③
第三類：在表決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團支部的要求時，隻有二十八個人讚成，這些人就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1928年入中山大學的李一凡回憶說：
“在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團支部的表決中，隻有二十八人舉手讚成。主席團的餘篤三一走出大會會場就哈哈大笑，說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就隻有二十八個？從此以後就傳開了。”④
第四類：有人在大會上提出了二十八個人的名字，後來就把這些人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1927年入中山大學的毛齊華回憶說：
“有一天下午繼續開會。餘篤三在發言中拿出一張字條，說：所謂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究竟有多少人呢？接著就念了字條上所列的二十八個人的名字。”
第二種：“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反對支部局的人對以支部局為核心的王明等人的諷刺性稱謂。
1926年入中山大學的盛嶽說：
“隻是到後來，中山大學的一群學生，我是其中一員，才慢慢被人叫成‘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因為這二十八個人成了中山大學所有‘反黨’派別的敵人，結果，大家給他們起了個別號，叫做‘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意思是說他們不過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尾巴而已。”①
1927年入中山大學的袁孟超（袁家鏞）回憶說：
“我們是擁護斯大林的，當時我們也搞教條主義。與托派鬥爭時都認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拿著馬列書本，引經據典，與他們論戰。托派就給我們這些人起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因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個半是諷刺，類似於中國的四大金剛等。”②
1926年入中山大學的李元傑回憶說：
“當時反對黨的路線的人說這些人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我也是一個。我們這些人堅決擁護黨的路線，但我們並沒有組織，而且也不是一直的。”③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說：
“關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和‘陳紹禹集團’的說法，也是托派和陳獨秀分子於1929年秋在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搞清黨時捏造出來的。”④
在上述這兩種說法中，第一種說法的四類觀點雖然在細節上有些區別，但基本上都肯定“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出現源於“十天大會”表決支部局提出的提案時，隻有二十八個人擁護，後來就把這些擁護者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第二種說法的四位當事人都是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成員。他們一致否認“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謂源於“十天大會”表決支部局的提案時隻有二十八個人擁護的說法，而是認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反對支部局的人對他們的諷刺，是逐漸出現的。
據我們考證，第一種說法雖然有較多的當事人在回憶中堅持，但由於年代久遠，記憶難以十分準確，而且有些回憶材料又是相互參考引證，所以，僅靠人們的回憶是難以作出正確結論的。從“十天大會”的實際情況來看，認為“在表決中隻有二十八個人擁護支部局的決議”的說法不能成立。
所謂的“十天大會”，是中山大學黨支部局於1929年6月暑假前夕組織召開的一次工作總結會議。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中曾經敘述了這次會議召開的背景：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政治鬥爭中產生和成長起來的。雖然他們及其支持者同第二條路線聯盟進行了激烈的搏鬥，但聯盟分子人數大大超過他們。盡管如此，他們在1929年夏初還是要求同第二條路線聯盟攤牌。按照他們的‘爭取速勝’戰略，他們向黨支部局提出了一係列建議並全部得到采納。他們建議召開中山大學黨員大會，來對有關問題深入辯論。他們還提議請中山大學所在地的蘇共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給大會講話。他們並進一步提議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出席大會，從而把他們置於公開批判之下，以此來製止他們的幕後活動。這就是‘把他們拉出來打’的策略。”①
按照蘇聯當時的管理體製，高等學校的黨組織也要接受所在地黨組織的領導。所以，大會召開後，首先由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講話，博古和楊尚昆現場翻譯。芬可夫斯基在講話中公開表示支持支部局的路線，對反對支部局的同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
由於芬可夫斯基的講話不符合中山大學的實際情況，明顯袒護教條宗派一方，自然遭到了多數學生的反對，甚至有學生跳到台上，打斷了芬可夫斯基的講話，會場一度出現了混亂。
不過，雖然在“十天大會”上擁護支部局的是少數，王明教條宗派在同學中間也比較孤立。但是，由於他們有學校領導的支持，有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為靠山，參加大會的又有幾百人（一說近500人）。因此，支部局提出的決議“隻有二十八個人舉手擁護”的說法難以成立。
而且，所有當事人的回憶都說王明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首領，我們所見到的各種不同版本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名單也都把陳紹禹的名字排在前麵。如果“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謂果真來自於“十天大會”表決支部局的提案時有二十八個人舉手擁護，那麼，王明當然是舉手擁護的二十八個人中的一員。可是，“十天大會”是1929年6月召開的，而王明於1929年3月就已經由蘇聯回國，他根本就沒有參加“十天大會”。
第二中說法中，認為是“托派”或者是“當時反對黨的路線的人”給起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號，顯然是對托派分子分裂黨的錯誤行為與中山大學的多數學生反對王明教條宗派的正義行為的混淆。但是，這種說法中認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稱謂的出現，不是在“十天大會”的某次表決時有二十八個人擁護支部局的決議，就把這些人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而是當時反對支部局的人對他們這些人的諷刺稱謂，是逐漸出現的，則是比較可信的。
1928年來到中山大學的吳玉章，曾在1943年寫了《吳玉章略傳》。他在這篇自傳中比較詳細地記述了“十天大會”的情況，並提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反對支部局的人在牆報上提出來的，是對支部局一些人的諷刺。①
《吳玉章略傳》中關於“十天大會”的敘述時間較早，內容豐富，其中關於“十天大會”召開的時間等史實描述已被證明準確。大量的回憶材料也可證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謂在“十天大會”之前並未流傳，確實是在這次會議期間出現的。因此，我們認為，吳玉章的觀點是可信的
（二）為什麼將王明教條宗派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如前所述，雖然王明於1929年3月回國，但正如楊尚昆所言，“這條線還在”。因此，在王明離開中山大學以後仍把中山大學內的教條宗派稱為“王明教條宗派”，是必要和恰當的。但是，在“十天大會”上，為什麼反對王明教條宗派的同學要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呼而不是其他的名稱來稱謂這個教條宗派呢？
我們認為，袁孟超所說的，“天上有二十八宿，加個半是諷刺，類似於中國的四大金剛等”，還是可以說得通的。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也把“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稱為“二十八宿”，與袁孟超的說法不謀而合。當時參加了王明教條宗派活動的人，多數都在支部局、團組織、學生公社或者學校中擔任一定的職務，有一定的影響。這些人當時又多以“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自居。所以，用中國傳說中象征著具有一定權勢和地位的“二十八宿”來稱謂，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有無必要繼續使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稱謂？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專有名詞，雖然並非是後人的虛構，而是在中山大學1929年6月召開的“十天大會”上出現的一個特定稱謂。但是，筆者同意楊尚昆同誌的意見：
“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這是一個實事問題，不是理論問題。”“當時確有以王明為核心的教條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黨員，在政治立場和思想情緒上比較一致，但是，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成員。”“‘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說法不能準確反映王明教條宗派的形成、發展和分化的實際情況，也不能說明它的性質和危害，建議今後不要再使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專有名詞。”①
二、關於王明研究中幾個問題的考證②
王明問題研究是個老課題，其中的主要史實以往學界分歧不大。但筆者依據近年來披露的相關檔案材料，認為有關王明研究中的一係列重要史實，諸如王明1929年由莫斯科回國的時間、王明1931年離滬赴蘇和1937年11月回國的原因，以及事關王明上台的米夫來華時間等一係列問題，以往的論述並不準確，需要更進一步的考證分析。
本文按時間順序，對以下六個問題提出淺見，就教同仁。
（一）王明1929年何時回國？
目前的出版物中，都標明王明1929年3月回國。主要依據是王明回國後寫過一首《抵上海》的詩歌：
“方酣春意獨還鄉，別意離懷萬裏長。西問天鷹歌織女，東聽河鼓笑牛郎。域中鄉市爭紅白，滬上風雲搏暗光。到此一心為戰鬥，衝霄壯心正昂揚；正昂揚。”詩下標注：“1929年3月上旬抵上海時做。”③
但檔案資料證明，王明抵上海的時間至少在5月6日以後。
1929年3月26日，米夫致信中共中央，答複中共中央關於派遣一些在莫斯科的中國同誌回國工作的要求。說：
“我們在近日將派遣戈盧別夫（王明）同誌和10到15人的一批有專業知識的學生和翻譯，以及具有豐富的黨的工作經驗的同誌。”④
1929年5月6日，中共中央致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說：
陳紹禹(戈盧別夫)還沒有來到上海，請電詢海參崴。①
由上述兩信可知，米夫決定派王明回國的時間已經是3月26日了，就算王明在米夫發出此信後立即動身回國，也要一個月左右的時間。然而，到了5月6日，王明“還沒有來到上海”。
但是，為什麼王明在詩歌中注明的抵達上海的時間是“3月上旬”呢？
最可能的答案是記憶有誤。
《抵上海》這首詩是《王明詩歌選集》中的一首。《王明詩歌選集》是王明逝世後，由蘇聯莫斯科進步出版社於1979年出版的，共收錄了王明1913年到1974年寫作的詩歌399首。這些詩歌是王明和妻子孟慶樹到蘇聯後整理的，多數注釋都是在整理時加寫的。在整理《抵上海》這首詩時誤認為是寫於3月，極有可能。
（二）王明的《兩條路線》小冊子寫於何時？
關於《兩條路線》的寫作時間，王明在寫在前麵的《幾點必要的聲明》中說：
這本小冊子是在三中全會決議發出後，利用那時立三同誌等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閑時間來寫成的。小冊子的第一部分是根據我對於六月十一日決議在中央工作人員會上的發言原則（這一發言我有書麵東西交中央）寫的，第二部分是根據三中全會決議及當時發表的國際幾種決議材料寫的。在接到國際十一月關於立三路線來信時，我檢查我所寫的這一小冊子的內容，與國際路線沒有原則上的任何不同（當然有許多問題，我沒有國際來信所說的那樣深刻），不過隻在小冊子後麵又加寫一段關於‘維它同誌等對於國際最近來信的態度’的那一段。②
中央是在11月16日接到國際十月來信的，按照王明的說法，這本小冊子的主要內容應當是在11月16日接到國際十月來信之前寫完的。由於用時“差不多費了半個月時間”，開始正式寫作的時間應當在10月底或11月初。
但是，有學者認為：“他這本小冊子是從10月中旬開始寫的，到11月底寫完。寫作時間不是半個月，而是一個多月。”理由是：“王明在未得知國際對三中全會的否定態度以前，是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字的。何況，他注明是收到十月來信以前寫的那一部分中就有‘三中全會閉會已經兩月了’的字樣。三中全會是9月24日到28日開的，閉會兩月當為11月底。”①
筆者認為，王明本人提供的寫作時間還是可信的。理由有三：
第一，王明雖然對待三中全會的態度有過反複，但他確實是中共黨內最早對立三路線進行激烈批判的人。王明早在1930年6月26日致米夫的信中，就提出立三路線是“反國際路線”，而且向米夫提出要從政治上和組織上改組中共中央。
第二，王明“得知國際對三中全會的否定態度”的時間，並不是中央11月16日收到十月來信的時間，而是10月底或11月初“從莫斯科回來的同誌”到達上海的時間。因此，他在中央沒有收到十月來信之前，也是可能寫出這樣的文字的。
第三，王明用半個月的時間完成這本小冊子主要內容的寫作是可能的。因為“這一本小冊子，原來隻是集合作者在反立三路線時所寫的幾篇意見書而成的。”也就是說，雖然寫作這本小冊子的時間隻有半個月，但小冊子中的很多內容是在此之前即以寫完了的。這些“意見書”，既包括王明1930年7月10日給中共中央的長信，也包括從1930年7月22日後王明給米夫的一係列信，還包括王明1930年11月13日和17日給中共中央的信。因為這些信中所闡述的觀點與小冊子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
至於小冊子中有“三中全會閉會已經兩月了”的字樣，也並不奇怪。因為我們目前看到的小冊子是王明在看到十月來信後又加寫了一段之後的正式版本，並不是當時的手寫稿。雖然“三中全會閉會已經兩月了”這句話是在加寫部分之外說的，但出版時為了保持時間的一致而做些改動，是完全可能的。
（三）王明何時知道“十月來信”精神？
1930年10月1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召開會議，聽取“東方地區書記處就與李立三同誌的分歧給中共中央的信的草稿”。會議最後決定：“批準該信以政治委員會名義發出。”
此信即對中共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十月來信”。
目前尚不知“十月來信”最後版本定稿的確切日期和發往中國的時間，隻知道中共收到的時間是1930年11月16日。但從10月13日決定“該信以政治委員會名義發出”到中共11月16日才收到此信，時間長達一個多月，其間有多人參與研究討論或得知信的內容似可推論。
收到十月來信後的第二天，即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十月來信。
周恩來在發言中說：“應該召集那些已經知道共產國際來信的同誌們（例如，從莫斯科回來的同誌）開一個會，並號召他們站在鞏固黨和幫助中央領導的立場上開展自己的工作。不允許他們不經組織同意采取分裂黨的方式。”①
“已經知道共產國際來信的從莫斯科回來的同誌”是哪些人？
1931年1月3日，徐錫根在與遠東局代表埃斯勒談話說：王明等人並不是一直批判李立三錯誤的，“隻是在8個大學生回來後，向他們通報了共產國際非常堅定地反對李立三的消息，他們才開始同他作鬥爭。”②
由此可知，“已經知道共產國際來信的從莫斯科回來的同誌”是8個大學生。
雖然目前不能準確地說出這8個大學生的全部名字，隻知道其中有夏曦、何克全、陳昌浩等。但這些人與王明立場一致有陳原道11月21日致米夫的信為證。
陳原道在這封信中說：中央“根本不接受下層職員和工作人員的正確批評和意見，其中包括我、庫特科夫（沈澤民）和戈盧別夫（王明）以及那些不久前到達這裏的同誌。”③“不久前”是何時？
從王明1930年10月23日致米夫信中對六屆三中全會的肯定評價中可以判斷，“不久前”，至少在10月23日之後。因為王明在這封信中說：“第三次全會的決議貼近巴黎（共產國際）的決議，並承認和考慮到自己過去的錯誤、缺點和愚蠢做法。當然，還有部分不很清楚、不很準確、不很肯定和不很令人信服的地方。但是問題的提法和道路的確定已經比今年6月11日的決議好得多和正確得多了。如果自上而下能夠根據該決議認真地做好實際工作，那麼公司（黨）在近期內可能就會恢複到相應的程度。它將獲得很大的利益：它會比以前發展得更快和更有成效。現在最主要的恰恰在於，盡可能更好和更切實地使這些決議得到實際執行。④
從王明和博古1930年11月13日致中央信中全麵否定六屆三中全會的態度轉變分析，“不久前”，至少在11月13日之前。這封信中認為：“三中全會的最大缺點就是對於與國際路線完全相反的立三同誌的路線沒有充分地揭露其機會主義實質；沒有使全黨同誌了解過去領導的差錯而實行迅速的轉變。三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沒有采取必要的方法迅速傳達國際路線到下級幹部中去”。
從上述兩信中可知，在10月23日之前，王明尚不知十月來信精神，故對六屆三中全會持肯定態度；到11月13日前，王明等人已經知道了十月來信精神，所以開始全盤否定六屆三中全會。
由此可以判斷，王明等人知道“十月來信”精神的時間約在1930年10月末或11月初。
（四）米夫1930年何時來華？王明何時知道米夫已經來華？
國內出版的著述中關於米夫的來華時間，都認為是“12月10日左右”或者是“12月中旬”。
國外出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中提出：“米夫早在1930年7月底就被任命為遠東局新的領導人，於10月抵達上海。”根據是遠東局負責財務的工作人員阿爾布列赫特在1930年10月21日給莫斯科的一封講述遠東局財務狀況的信中，在為自己辯解時提到這樣一句話：“我認為，不僅對我進行這種指責，而且，據奧斯藤和喬告訴我，還要正式公布此事，這樣做是不公正”。
該叢書的編者認為：“其中的‘喬’，可能就是米夫。”①
綜合分析現有的檔案資料可以證明，國內外目前關於米夫來華時間的認定都是錯誤的，米夫來華的時間是11月中旬。
第一，共產國際執委會雖然在1930年7月29日即任命米夫為遠東局書記，但米夫至少在10月20日前並沒有來到上海。
從檔案資料中可知，以遠東局名義寄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件，習慣的落款是遠東局負責人前麵加上“受遠東局委托”的字樣。1930年10月20日，在上海的遠東局寄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一封信，落款仍然是：“受遠東局委托羅伯特斯”。②目前所見到的第一份落款為“受遠東局委托米夫”的信，是遠東局1930年12月10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③也就是說，在10月20日之前，負責遠東局工作的仍然是羅伯特斯。如果阿爾布列赫特10月21日的信中提到的“喬”是米夫的話，已經被任命為遠東局書記的米夫自然會在以遠東局名義發出的文件上簽字，10月20日信的落款就不會是羅伯特斯了。
是否會有這樣的巧合：米夫是在遠東局10月20日寄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發出後到了上海，然後就馬上跟阿爾布列赫特說了上述話呢？從阿爾布列赫特信的內容來看，這種可能性是沒有的。
第二，1930年11月21日，米夫與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進行了首次會談。這是目前能夠確切證明的米夫在華的第一次行蹤。
中共中央於11月16日接到共產國際來信後，於11月18日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共產國際來信。主持會議的向忠發在最後總結時宣布了9項決定，其中的第三項是“星期五同遠東局討論”①。1930年11月18日是星期二，接下來的星期五當是21日。
雙方的這次討論在米夫的信中得到了證實。米夫在1930年12月2日於上海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中說：中共中央在收到國際來信後，“黨的領導人焦急不安起來。他們來找我們商量。這是我與他們第一次會見的議題。”“我們商定了政治局對三中全會的補充決議。在談話之後我們起草了這個決議，他們通過政治局對其做了一些不大的修改。”②
米夫信中提到的“政治局對三中全會的補充決議”，即雙方會談四天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0年11月25日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
第三，米夫自己表述的來華時間是1930年11月20日左右。
1931年2月22日和23日，米夫在上海以遠東局的名義，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了一封2萬餘字的長信，彙報他來中國後的情況。信中幾次提到“三個月來”，說：“這三個月來，我們既沒有收到一份我們的雜誌，也沒有收到一份《真理報》。我們生活在幾乎完全隔絕的狀態中。”“這封涉及到我們在這急風暴雨的三個月期間的活動的信，絕對不可能是全麵的和十分詳細的。”③
考慮到米夫到達上海後總要有幾天時間了解一下遠東局的工作情況和中共黨內的複雜狀況，不至於剛到上海立刻就與中共負責人會談。因此，照按米夫自己表述的來華時間推算，“三個月前”當是1930年11月20日前。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米夫在1930年11月21日已經與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進行了會談，國內的“12月來華”之說是完全錯誤的；到1931年2月22日時，米夫來華的時間僅是三個月，國外的“10月來華”之說與米夫本人的原始記述也是不符的。米夫最可能的來華時間應當在11月20日前幾天。
因此，認定米夫是1930年11月中旬來華是可信的。
至於王明何時知道米夫已經來華，雖然以往的論述都說米夫來華後就首先私自向王明麵授機宜，但檔案材料證實，王明確實在米夫來華後的一個月內，不知米夫已經來到上海。
1930年11月21日，陳原道於上海用普通郵件往莫斯科給米夫寫信，彙報黨內鬥爭情況。①從此信中可知，雖然此時米夫已經與中共領導人會麵了，但王明等人全然不知。
1930年12月17日，王明在上海給米夫、馬季亞爾、馬耶爾寫了一封信。②從這封信中可知，雖然此時米夫已經來華一個月左右，但王明不但不知道米夫在上海，仍然通過郵局往莫斯科給米夫寄信，而且他也不知道中央11月25日發出的補充決議是在與米夫為書記的遠東局商定後作出的。
（五）王明為什麼在1931年離滬赴蘇？
王明是1931年10月18日離開上海，11月7日到達莫斯科的。
以往關於王明去莫斯科原因的敘述，多有王明是為了個人安全主動要求去的非議。但結合史料客觀分析，王明這次離滬赴蘇，至少是以下三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第一，共產國際明確要求中共派一名領導同誌任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這是王明離滬赴蘇的前提。
1931年5月17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根據中共中央的要求，讓中共駐紅色工會國際的代表（劉少奇）返回中國。不反對派沃羅洛夫斯基（黃平）同誌去上海中央組織部和海員工會工作。不過應立即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委員會認為必須有中國黨的領導同誌留在莫斯科，因此，要求把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同誌作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派往莫斯科。”③
當時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有劉少奇和黃平，其中劉少奇是中共駐紅色工會國際的代表，黃平是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共產國際同意他們二人回國工作，也就意味著中共在莫斯科已經沒有自己的代表了，而共產國際又“認為必須有中國黨的領導同誌留在莫斯科”。所以，共產國際才要求把瞿秋白派來作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至於共產國際為什麼點名要瞿秋白去和瞿秋白為什麼沒有去，目前不得而知。但此時共產國際明確要求中共派一名領導同誌任駐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到莫斯科就任，則是確定無疑的。
第二，黨的活動重心轉向蘇區，上海白色恐怖不斷加劇，迫使遠東局和中共主要領導人相繼撤離上海，這是王明離滬赴蘇的直接原因。
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由於蘇區紅軍的快速發展和白色黨組織連續遭到破壞，中國革命的重心已經客觀地轉向了農村，共產國際也把在農村建立蘇維埃和擴大紅軍作為了主要任務。
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1931年8月通過的《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中明確提出：“在中國，革命危機底表現，就是在數千萬居民的領土內，已經組成了蘇維埃和紅軍，這就使中國在殖民的世界的民族革命運動中站著第一個位置。”“共產黨所領導的工農紅軍自然成為收集、團結和組織工農革命力量的中心，成為整個革命運動高漲的最重要的動力，成為中國革命危機的最高表現，成為為推動國民黨而鬥爭的基本形式，成為一定可以保證革命繼續發展的力量。”①
共產國際的這種認識直接決定了遠東局和中共中央工作重心的變化。在遠東局的要求下，不但王稼祥、任弼時、顧作霖、夏曦、張國燾、曾弘毅、徐錫根、陳原道等一批黨的領導幹部被派往各個根據地，在1931年春，黨在上海的各級機構60%以上的工作人員都被派往了蘇區。
一方麵是黨的活動重心轉向了蘇區，需要大批黨的領導幹部向蘇區轉移；另一方麵是顧順章、向忠發等被捕叛變後，周恩來、王明等中央領導人繼續留在上海工作確實有極大的風險。因此，當共產國際需要中共派一名領導同誌任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時，不懂軍事但熟讀俄文且一直被共產國際欣賞的王明不是被派往蘇區而是來到莫斯科，就順理成章了。
第三，米夫負責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的工作，希望王明來蘇幫助，也是王明離滬赴蘇的重要原因。
米夫與王明多年來的密切交往並非僅是源於二人的師生情誼。米夫之所以費盡心機在四中全會上把王明“推上領導崗位”，是因為在他看來，王明是“堅定地為國際路線而鬥爭的”“無條件地忠實於共產國際”的“共產國際派”。米夫是一個善於把中共黨內分成不同派別並對各個“派別”采取不同策略的領導者，這樣一種教條主義的思維方法和派別性的幹部政策，雖然給中共黨內團結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但卻使同樣具有教條主義思維方式和也善於搞派別活動的王明特殊受益。雖然目前沒有發現米夫直接要王明來莫斯科任職的原始材料，但由於米夫已經於1931年10月7日被任命為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負責人，而且親自負責遠東工作，因此，王明來莫斯科就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不可能不征得米夫的同意。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王明11月7日到莫斯科後，米夫11月10日即致函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請批準王明同誌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①
（六）王明為什麼於1937年11月回國？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孟慶村夫婦與康生、陳雲、曾山等一行乘坐蘇聯飛機回國。
王明為什麼於此時回國？據他自己講，是“蔣介石派人請回來的”。1937年12月初，王明在延安寫了一首《不勝今昔之感》的詩：“國際連番命起程，日船悄悄四人行。六年中外風雲變，蔣請蘇機萬眾迎。”他在這首詩的注釋中寫道：“1931年冬應共產國際之命由滬赴蘇，同行者除慶樹外有吳克堅、盧競如二同誌。當時秘密乘日本船起程。1937年冬，由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成功，蔣介石派人請我們乘蘇聯飛機回國。”實際上，蔣介石的邀請隻是一個外在的緣由，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和共產國際負責人之一，王明被派回國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1937年8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開會討論中國問題，季米特洛夫在會上有個長篇發言。從季米特洛夫的論述中可知，他一方麵擔心國內的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能否應付得了由於國共合作而導致的“險象環生的局麵”；另一方麵又認為“中國黨的文件有不妥當的觀點，它們包含著使黨和黨的幹部墮落、解除思想武裝的危險，會使黨在一定程度上迷失方向。”“有些東西應予糾正，但我們在這裏是鞭長莫及。”因此，“必須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國際形勢的人去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②而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的王明、康生等人，就是這樣的“熟悉國際形勢的人”。
季米特洛夫所說的“有不妥當的觀點”的文件，指的是1935年12月2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瓦窯堡會議）所通過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致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說：“得悉你們1935年12月25日決議與電報內容後，我們基本同意你們通過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不過我們認為，貴黨和紅軍的領導應當清楚地認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質和特點，因為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會給中國勞動人民帶來致命的後果。”
電報中提出了一係列的不同觀點：“你們決議中的一些話使我們殊感不安。決議中說，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管他們的社會出身如何，都可以入黨，‘黨不懼怕某些投機分子的侵入’。你們的報告中甚至說要接納張學良加入共產黨。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維護黨的隊伍的純潔性與黨的團結。要有步驟地吸收黨員，特別要在國民黨統治區加強這一工作，同時，必須避免大批接納黨員的做法，應隻把工農和學生中優秀的信得過的分子吸收入黨。我們認為，不加選擇地把大學生和其他軍隊的[舊]軍官吸收到紅軍中來，也是錯琪的，因為這會破壞紅軍的統一與團結。”“我們認為，允許有產階級的代表參加蘇區的政治管理是不對的，因為他們會從內部破壞機關。”“我們認為，把蔣介石與日本侵略者相提並論是不對的。這個觀點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主要的敵人，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①
從這封電文中可知，此時共產國際認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質和特點認識得“不夠清楚”。因此，他們既擔心中共中央“左”也擔心中共中央右。正是這種“殊感不安”才是派王明回國加強中共領導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已經恢複了直接的電報聯係，雙方已經不必通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來周轉電報和信件，王明等代表團成員繼續駐紮在莫斯科已經沒有了以往的意義，這也是促成王明回國的另一原因。
三、有關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王明研究的幾則史實辨析②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與王明上台，從而開始了以王明為主要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占據統治地位，是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出現重大挫折的重要原因，也是民主革命時期黨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之一。對於這一事件的評述，以往學界分歧不大。但是，通過分析近年來披露的相關檔案材料，筆者認為，目前關於六屆四中全會與王明上台的一些史實，有的論述不夠準確，有的認定錯誤，還有一些重要史實至今無人提及。因此，本文主要依據《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提供的文獻資料，就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與王明上台研究中的一些史實進行辨析。
（一）共產國際在十月來信之前已經認為立三中央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這是它徹底否定三中全會進而召開四中全會的主要原因
共產國際為什麼要徹底否定三中全會進而召開四中全會，這是研究六屆四中全會與王明上台這一課題時需要首先回答的問題。對此，權威的黨史著作認為：“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前後，在瞿秋白、周恩來等領導下，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在實際工作中逐步得到糾正，各項工作逐步恢複正常。但是不久，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等所犯錯誤性質的估計有了變化，對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不滿，於是又指示中國共產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等所犯錯誤性質的估計有變化”的證據是：在共產國際1930年十月來信之前，“瞿秋白、周恩來在莫斯科討論同一問題時，共產國際並沒有指出李立三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共產國際在同年8月通過的《關於遠東局與政治局新的爭論的決議》也沒有作出這種評價。但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不承認有過這種改變，反而文過飾非，強調自己看法的一致性。”①
這段事關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原因的論述，側重於強調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等所犯錯誤性質的估計前後不一致，進而對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不滿，於是指示中國共產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但從檔案資料反映的情況來看，共產國際雖然在十月來信前後對立三路線的認識和表述有些變化，但在十月來信之前，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遠東局已經明確提出立三中央的錯誤是“路線不正確”，斯大林也已經憤怒地斥責其為“荒誕”、“胡鬧”、“愚蠢”，共產國際在1930年8月28日發出的《致中共中央》電報中，更明確認定立三錯誤是“最有害的冒險主義”。
從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到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不顧共產國際的反對繼續布置全國武裝暴動工作，共產國際對立三錯誤的了解和批評確實有一個變化過程。
在7月底前，一方麵，共產國際對於立三中央的盲動計劃是明確反對的。7月2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電中共中央：“我們堅決反對在目前條件下在南京、武昌舉行暴動以及在上海舉行總罷工。”②另一方麵，共產國際對於中共中央和遠東局圍繞著立三中央方針政策的爭論又采取了調和的態度，對立三中央的盲動計劃批評得比較婉轉。在7月29日通過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之間分歧問題的決議》中，就既強調“遠東局的政治方針總的來說是正確的”，同時又“承認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路線正確”。①
但是，到了8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召開的聯席會議上雙方分歧不可調和時，遠東局乃至共產國際對於立三錯誤性質的認識已經發生了改變。
在這次會議上，向忠發抓住共產國際決議中“承認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路線正確”這句話，質問遠東局的立場是“多麼驚人的矛盾！”說：“你們承認黨兩年來的路線是正確的，而現在突然變成錯誤的了”。但遠東局的羅伯特也針鋒相對地回答說：“我們的譴責沒有矛盾。最近兩年來路線可能是正確的，而現在不正確了。”“李立三很清楚他實行的是與共產國際路線相對立的政策。他在耍外交手腕，但在政治局會議上他明確而公開地反對共產國際。”②
聯席會議的第二天，即8月7日，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發去一封信。信中不但比較詳細地彙報了立三中央的盲動計劃和已經開始的蠻幹，而且警告有一種危險，“這就是共產國際有可能喪失領導權。”③
在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去信的第二天，即8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以向忠發的名義，直接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信中不但繼續堅持暴動和罷工計劃，而且還告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一狀，並且請求斯大林對於中共中央的路線給予支持。
8月13日，斯大林於索契給莫洛托夫發了一份電報，明確說：“中國人的傾向是荒誕的和危險的。在當前形勢下，在中國舉行總暴動，簡直是胡鬧。建立蘇維埃政府就是實行暴動的方針。但不是在全中國，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國人急於攻占長沙，已經幹了蠢事。現在他們想在全中國幹蠢事。決不能容許這樣做。”④
斯大林表明態度後，1930年8月1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研究中國問題。會議原則通過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電報草稿，1930年8月28日，《致中共中央》電發出。
這份電報中明確提出：立三中央所搞的武裝暴動計劃“是最有害的冒險主義”，而且要求“李立三同誌務必盡快到這裏來。”⑤
由上述可見，雖然共產國際此時沒有在文字上說李立三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但也僅僅是文字上沒用“路線錯誤”這個詞而已，相同意思的表述已經不止一次了。對於立三錯誤，從遠東局到斯大林再到共產國際，在十月來信之前，已經使用了“路線不正確”、“與共產國際路線相對立”、“反對共產國際”、“荒誕和危險”、“簡直是胡鬧”、“是最有害的冒險主義”等詞彙表述，這無異於已經認定立三路線不是一般的錯誤，而是“路線錯誤”。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不清楚說明在十月來信之前共產國際已經認定立三中央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那就無法理解共產國際為什麼要徹底否定三中全會，從而也就無法搞清召開四中全會的根本原因。正因為共產國際在周恩來和瞿秋白於1930年8月19日和26日回到上海前後，已經認定立三中央的錯誤是“路線錯誤”，所以，堅持認為立三路線隻是“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的三中全會，才被共產國際全盤否定，共產國際才決定派人親自主持召開新的中央全會，作出符合他們意願的決定來代替三中全會的決定。
（二）王明上台與米夫來華扶植有直接關係，但米夫來華的一個月內王明並不知情
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負責人米夫於1930年來華，直接指揮了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從而導致了王明上台，這是事實。但米夫是1930年何時來華的，王明是什麼時候知道他已經來華的，目前的相關論述並不準確。
關於米夫的來華時間，學界多數認為：米夫“1930年7月被任命為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負責人，並於10月抵達上海。1931年8月回到蘇聯。”“米夫在中國駐留半年左右的時間。”①
如果米夫是1930年10月到上海，1931年8月回蘇聯，也已經是10個月的時間，至少也要稱為“大半年”。而且，米夫來華的時間並不是1930年10月，而是1930年11月中旬。②米夫回到蘇聯的時間更不是1931年8月，因為1931年5月7日，米夫就已經站在位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的講台上，作《中國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的報告了。③
至於王明何時知道米夫已經來華，雖然以往的論述都說米夫來華後就首先私自向王明麵授機宜，但檔案材料證實，王明確實在米夫來華後的一個月內，不知米夫已經來到上海。
1930年11月21日，陳原道於上海用普通郵件往莫斯科給米夫寫信，彙報黨內鬥爭情況。①從此信中可知，雖然此時米夫已經與中共領導人會麵了，但王明等人全然不知。
1930年12月17日，王明在上海給米夫、馬季亞爾、馬耶爾寫了一封信。②從這封信中可知，雖然此時米夫已經來華一個月左右，但王明不但不知道米夫在上海，仍然通過郵局往莫斯科給米夫寄信，而且他也不知道中央11月25日發出的補充決議是在與米夫為書記的遠東局商定後作出的。
（三）米夫來華後與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的首次會談，至今學界尚未提及
代表共產國際的遠東局負責人米夫於1930年11月中旬來到上海後，是在什麼時間與中共中央的領導班子見的麵？二者商談了哪些問題？
對於這一重要問題，學界至今無人論及。
通過分析考證相關的檔案資料可以證實，米夫來華後與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首次會談的時間，是1930年11月21日。這次會談所議定的內容，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0年11月25日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的前提。
中共中央於1930年11月16日接到共產國際來信後，於11月18日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共產國際來信。主持會議的向忠發在最後總結時宣布了9項決定，其中的第三項，是“星期五同遠東局討論”。③
1930年11月18日是星期二，接下來的星期五當是21日。
雙方的這次討論在米夫的信中得到了證實。米夫在1930年12月2日於上海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中說：中共中央在收到國際來信後，“黨的領導人焦急不安起來。他們來找我們商量。這是我與他們第一次會見的議題。”“我們商定了政治局對三中全會的補充決議。在談話之後我們起草了這個決議，他們通過政治局對其做了一些不大的修改。”④
米夫信中提到的“政治局對三中全會的補充決議”，即雙方會談四天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0年11月25日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
（四）六屆四中全會就是在米夫的直接領導下召開的，說“米夫多次使用不正當的組織手段控製會議的進行，”①沒有準確地反映出當時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及遠東局的特殊關係
1930年12月10日，米夫代表遠東局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這封信首先曆數了“李立三同誌的反國際路線”給黨帶來的重大損失，然後，全盤否定三中全會，認為三中全會沒有能夠實現從李立三的半托洛茨基主義路線轉到國際路線的任務，並提出：“遠東局得出結論：緊急召開為期一天的黨代表會議(應遵守一切必要的保密規劃)是適宜的，參加人員為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各省委代表和共青團中央局成員。遠東局認為，這次代表會議應該通過一個包含下列內容的簡短決議：……”“請告你們對這封信的看法。如果沒有原則性的反對意見，你們現在就可以著手為代表會議的召開做準備工作，還請你們及時將決議草案交給我們，以便我們有可能及早討論，如果需要的話，並對它作些修改。”②
從這封信中可知，雖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2月9日也作出了《關於召集中央緊急會議的決議》，但決定召開四中全會、四中全會的參加人員以及決議的內容，都是遠東局做出的。至於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任務，隻是“現在就可以著手為代表會議的召開做準備工作”了。
當然，遠東局關於四中全會的安排是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進行的。12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致電遠東局，對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進行了具體安排：“我們認為，即將召開的全會的任務是：（1）無條件地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在電報和信函中提出的路線；（2）修改和批判三中全會的決議，製止斯特拉霍夫（瞿秋白）的兩麵派行為和消除宗派主義；（3）團結全黨去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路線。”③
共產國際不但對四中全會做了具體安排，而且為了保證會議的進行，竟然非同一般地授權遠東局直接領導中共了。
1931年1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建議遠東局承擔對中國共產黨活動的實際領導工作。”④
在此之前，遠東局雖然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團，它可以在共產國際的指令下以共產國際的名義行使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它主要還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並不能直接領導中國黨的工作。換句話說，雖然在當時的領導體製下，共產國際是老子黨，但作為老子黨的派出機構，還不能直接對中共中央發號施令。但共產國際執委會這個決定作出之後，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遠東局可以直接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實際工作了。
從四中全會召開的經過看，無論會議的籌備還是會議的召開，完全是在米夫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而米夫的這種直接領導是共產國際授權的。雖然今天看來這是不正常的黨際關係的表現，但說“米夫多次使用不正當的組織手段控製會議的進行，”並沒有揭示出當時複雜的曆史條件下中共與共產國際以及與遠東局的特殊關係，也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五）四中全會後雖然開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但王明本人對中央領導權的操縱有個從“三駕馬車”之外到之內的過程
六屆四中全會後，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被認定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常委會主席仍由向忠發擔任，王明以候補常委的身份“仍做江南省委書記”。①
不是“三駕馬車”成員的王明是如何在米夫的支持下操縱中央領導權的？
這是一個尚需進一步說明的問題。
從史料中可知，雖然四中全會後開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但王明本人對中央領導權的操縱，有一個從權力核心外到權力核心內的演變過程。
四中全會後，就中共中央自身而言，無論從名義上還是實際上，負責中央領導工作的是政治局常務委員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組成的“三駕馬車”，這在遠東局成員與中共主要負責人的幾次談話中可以得到證明。
1931年2月19日，遠東局成員雷利斯基在上海與向忠發和周恩來談話。從談話記錄中可見，雙方談話內容廣泛，既涉及蘇區的軍事鬥爭、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土地路線，也談到了白區的工人運動、機關建設，還有具體的人事安排。可謂方方麵麵，事關全黨。②
3月27日，雷利斯基又在上海與周恩來、張國燾、向忠發“三駕馬車”會談。從談話記錄中可以看到，“三駕馬車”是完全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與代表遠東局的雷利斯基在進行工作會談。當雷利斯基問到彭德懷和黃公略的關係時，三人明確回答：“關於彭德懷和黃公略的問題已在政治局研究過，我們認為這是明顯的挑撥離間。”在回答雷利斯基提出的一些具體問題時，“三駕馬車”也用這樣的語氣回答說：“這個問題還沒有在政治局進行談論，這是我們三個人的意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