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同家英到農村調查
裴 潤
60年代，我曾三次跟隨田家英同誌到農村調查了解人民公社問題。這三次調查，都是在毛主席的親自安排和指導下進行的。一次是1961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的浙江調查，一次是1961年10月下旬至12月底的山西調查，一次是1962年3月至6月的湖南調查。
一、浙江調查和“六十條”試點工作
這次調查，是在極左思潮泛濫、大刮“五風”的惡果已經暴露，國民經濟不斷惡化，甚至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極度困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弊端也逐漸為人們所認識的背景下進行的。此前，中央於1960年11月3日雖發出了《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即十二條），但不少地方，“五風” （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仍未停止，特別是“浮誇風”造成的高指標、高征購，給群眾生活造成極大的災難。
麵臨以上嚴重困難，毛主席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1月20日，毛主席寫信給田家英，要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帶一個工作組去浙江、湖南、廣東作調查。田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並指示每組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一個最好的生產隊。時間10天至15天，然後三個組同去廣東會合，向他報告。
當時，我和王錄同誌在中央農村工作部二處（主管人民公社政策研究）工作，被指定參加這次調查工作，我去浙江，王去廣東。田家英同誌領導的浙江調查組於1月22日到達杭州。經與省委商量，決定分兩個小組，一個去嘉善縣選一個最差的生產隊，一個去富陽縣選一個最好的生產隊。田家英同誌重點抓嘉善縣那個最差的生產隊——和合生產隊，我被分配到這個生產隊。
毛主席寫給田的信中附了《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我們在赴浙途中即學了這篇文章。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田家英同誌對工作組提出：“打開腦筋，敢於發現問題。”他擬了一副對聯，作為調查組的守則。上聯是“同吃同住不同勞”，下聯是“敢想敢說不敢做”。在工作組內部反複動員大家打破思想框框，不設禁區，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意見都可以提。隻是不準對縣、社領導指手畫腳，隨意指揮。
當時，農民的住房很緊，有些戶的多餘房子，也被在所謂“六集中”（豬羊、耕牛、農具、人口、公共食堂和自留地）的時候，無償調用或拆遷了。所以和社員同住做不到。田家英同誌和大家一起住在一個四麵透風的草棚裏，用稻草打地鋪。白天分頭出去調查訪問，晚上回來彙報、議論。沒有燈，一團漆黑，幾乎誰也看不見誰，但大家真正敞開思想，有啥說啥，議論很熱烈。田家英同誌把這叫做“瞎吹”。我多年來沒有感到心情這樣舒暢。
這個生產隊原來是一個高級社，共有327戶，1236人，3753畝耕地，人均3畝，位於杭嘉湖平原的水網地區，素稱“魚米之鄉”。但是，在大刮“五風”中，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糧食畝產量1960年急劇下降到291斤，還不及解放前的常年水平（350—380斤）。群眾生活十分困難。尤其是上麵虛報浮誇糧食高產量，帶來高征購，挖了群眾的口糧，“上麵吹牛皮，群眾餓肚皮”。1959年以來，連年鬧春荒。1960年完成征購任務以後，每人每天隻有半斤米，每天三餐稀粥，蔬菜很少。由於營養不良，1959年開始即出現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據調查，1961年春，共有170個病人，占全隊人數的13％，占勞力總數的19％。
我分工查1960年的收益分配賬，同時由省委一位同誌陪同調查了六個典型戶。查了1960年的分配賬以後，我概括了四句話：生產下降，收入減少，集體負債，社員倒掛（即超支）。家英同誌對這四句話很欣賞。這個隊1960年總收入比上年減少39．65％，共欠國家貸款4800元，人均31元多。社員苦幹一年，每個勞動日值隻有0.163元。人均收入隻有21.27元。因而多數戶應分的現金不夠口糧錢，隻得倒掛，倒掛戶占總戶數的58．8％。
經過幾天的調查，把這個隊的現狀基本摸清了。田家英同誌說：這種情況說明，出現了農業危機，其原因，既不是天災，也不是什麼民主革命不徹底，而是“人禍”即“五風”造成的。
田家英同誌很重視曆史的調查，通過座談和典型戶調查，對這個隊從解放前、土改後到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公社化的曆史得到係統的了解。回顧過去，社員普遍懷念初級社。從高級社以來，產量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工分一年比一年掙得多，鈔票和口糧一年比一年少”。貧農社員王老五說：“小社（初級社）那年（1956年），生產生活最好，糧食畝產400斤，口糧足，鈔票多，吃得飽，力氣足，心裏高興。”當時他曾想，小社分這麼多錢，大社（高級社）更有得分了。哪知道從此以後，年年沒錢分，年年倒欠。一部分上中農對於高級化時，耕牛、農具入社折價款（扣除股份基金以外的部分）未退賠，意見很大。
在彙報和“瞎吹”中，有的同誌主張辦好公共食堂。對於食堂問題，我曾作過調查，我主張辦農忙食堂。但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評，仍然心有餘悸，故雖有不同看法，但未表態。其他同誌也未提出異議，這個調查組也未就食堂問題開展調查和討論。而富陽調查組調查了公共食堂問題，得到田家英同誌的支持，並向毛主席作了彙報。這說明我的思想還未解放。記得家英同誌在一次同我談話中，曾批評我思想不解放。我第一次聽到對我這樣的批評，而在此以前對我的批評都是右傾。我雖心服，但仍存芥蒂。1957年以來，每次反右運動，我都是批判的對象。至此以後，我隻是警惕著，說話也很謹慎。
田家英同誌把這個生產隊的曆史和現狀，向毛主席作了彙報 （當時毛主席住在杭州），同時也彙報了富陽調查的情況，並提出了中央搞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建議。毛主席聽了彙報以後，作了重要指示。田向我們作了傳達。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規模問題，和合生產隊太大了，是否分成三個隊；起草一個公社工作條例，規定公社三級怎樣工作；食堂問題，可以多種多樣；退賠問題；自留地問題；幹部手腳不幹淨問題，等等。
2月21日，田家英離開杭州去廣州，三個調查組在廣州會合。在毛主席親自指導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條例。3月26日田家英同誌回到杭州，帶回《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並且傳達了毛主席在廣州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我記得最深刻的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兩個平均主義的問題。田布置調查組繼續在浙江搞“六十條”的試點工作，強調繼續打開腦筋，敢於發現問題，提出問題。
我記得田家英同誌由省委林乎加同誌陪同，帶領我們到了越劇的故鄉嵊縣。我們到了一個生產大隊，向幹部群眾逐條宣讀“六十條”，引導群眾討論。“六十條”草案還未明確解決食堂問題。群眾提得最強烈的是食堂問題，這個隊群眾生活也很困難，公共食堂仍是每日三餐粥，沒有什麼菜，靠挖竹筍做菜。一天早晨起來，我們發現個個嘴唇都是黑的，互相對著發笑，不知何故。當地同誌告訴我們，是吃了竹筍的緣故。
浙江調查和試點工作，直至4月底結束。我們於5月上旬回到北京。
“六十條”（草案）是在毛主席直接指導下製定的，但是首先建議起草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是田家英同誌。在整個調查和試點工作中，表現了田家英同誌熱愛人民，關心群眾疾苦的感情；實事求是，深入下層的作風；堅持真理，敢於直言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