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技術理念與當代技術哲學發展(1 / 3)

第五章?技術理念與當代技術哲學發展

1877年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1808—1896)的《技術哲學綱要》一書的出版,標誌著技術哲學學科的誕生。然而,盡管技術哲學學科已有百餘年的曆史,但直到20世紀中葉以後這一學科的發展才真正步入快車道。2000年前後,隨著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的發展,技術哲學發展在諸多的“轉向”中進入到新的階段。

第一節?在現實中思考技術

隨著現代新技術革命的蓬勃發展尤其是因特網技術的廣泛應用,人類逐步完成了從自然生存向技術生存的轉變,進入了一個“技術的社會”(埃呂爾)。這反過來引發人類進一步思考技術與自身的關係,從而形成了當今具有代表性的兩個極端:技術崇拜論和技術恐懼論。然而,正如黑格爾指出的,真正的哲學如黃昏時才起飛的貓頭鷹,它是一種“反思”,是對人類精神的再思考。激情隻能表示人的情感傾向,批判性的反思則更具實踐價值。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西方興起的技術現實主義思潮(或運動)就是在哲學的技術轉向中對技術的一種反思。

一、技術現實主義思潮的興起

技術現實主義思潮(或運動)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伯克曼因特網和社會研究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的Andrew Shapiro、David Shenk等12人於1996年發起的。按照技術現實主義者的觀點,技術現實主義“不是一種自上而下、管理嚴密的哲學派別,不是一種生活方式,它隻是試圖對關於技術的爭論注入一種更具批判性的視角”,是“評估技術的社會和政治意義的一種嚐試,通過這種嚐試我們都可能更多地控製我們的未來”。他們強調指出,盡管技術現實主義的名稱是新的,但並不是一種新的知識學科,而是作為一個便利的透鏡,通過它把這個正在進行的研究聚焦到技術和人性的交叉點,並使研究遠離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的極端,遠離賽伯——意誌自由論者的幻想,趨向於對社會中技術的作用做出一種更深刻的、更加細微的理解。技術現實主義的方法的核心涉及對技術是有助於還是阻礙我們爭取提高我們個人生活、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等方麵的一種持續的批判性的審查,簡言之,技術現實主義是技術時代思考技術、政治和文化的一種新的方式,其主旨是“因特網和社會”。

技術現實主義的主要代表有報社及(網上)雜誌的編輯、大學教授、作家、某些專欄的自由撰稿人及社會理論家等,如David Shenk(作家、網絡評論家)、Andrew Shapiro(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Steven Johnson(Feed雜誌的編輯),他們是“思考技術素材的人”,大都寫過有關技術素材的文章或著作,發表各種言論表達自己對新技術和政治、文化關係的看法,如Stewart Fist的《數據煙霧中令人不安的景象》,David Shenk的《數據的迷霧》《超文本帶來的問題》,Mark Stahlman的《技術的囚徒》,等等。他們當中有的還經營網絡公司,對因特網有著切身的理解,如Scatt McNealy是“太陽”網絡公司的總裁。

學者們就所關注的問題多次召開會議。其中,1996年召開的第一次會議開辟了一片新的領域,1998年會議的主題是“開放的環境建設”,2000年會議的主題是“因特網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在1998年會議召開前夕,技術現實主義者對涉及技術現實主義的問題如起因、概況、內涵、原則發起人及與其他思潮的關係在各類媒體上進行了廣泛的宣傳,他們召開討論會,建立了相關網站如technorealism.org、news.harvard.edu等,提出了技術現實主義的八大原則,陸續推出了大量相關讀物,這些讀物分門別類地闡發了技術現實主義在技術和政治、經濟、倫理、教育等各方麵的觀點,促進了社會各界對技術現實主義的廣泛關注,也使參加會議的人員在構成上發生了不少變化。在1996年會議的參加者中,商業界人士占37%、技術專家占33%、專業學者占16%、政府和公共政策製定者占8%、律師占6%,1998年會議的參加者中,商業界人士占40%、專業學者占17%、技術專家占14%、政府和公共政策製定者占12%、律師占5%,此外的其他行業占了9%,無收入者如學生等占了3%。在2000年會議期間,他們依然注重吸引商業、技術、法律、政府和學術界等各界人士參加,同時還聯合哈佛大學公共健康學院和哈佛醫學院、哈佛大學肯尼迪管理學院召開了相關會議“因特網和公眾健康”“因特網和管理”,擴大了技術現實主義所要爭取的“中間地帶”,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反響。此後,他們關注的焦點集中於信息技術和政府的關係等現實問題,批判右派共和黨人和虛擬階層要削弱政府職能的觀點,提出政府幹預不能削弱,必須以現實態度看待新技術。

二、技術現實主義的研究綱領

技術現實主義者來自不同的背景,其中既有學者、作家,又有商業界人士及技術專家,他們從當今社會日益技術化、因特網在社會各領域的作用日益彰顯的現實出發,提出了自己的技術觀。他們提出,傳統智慧對技術的態度是極其簡單化的,或者把當前複雜的事情視為高科技命裏注定,或者對賽伯空間得意洋洋,興高采烈。這些極端的思想對我們的損害,它粉碎了我們的希望並產生了不必要的焦慮,使我們不能正確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應批判性地思考那些在人類的進化和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工具的角色,既看到極複雜的利益,也能看到實實在在的代價。由此,他們提出了被稱為技術現實主義宣言的八條原則,它們是:①技術不是中性的;②因特網具有革命性,但並非烏托邦;③在電子前沿政府扮演著重要的角色;④信息不是知識;⑤給學校聯網不會拯救它們;⑥信息需要保護;⑦公眾占有無線波,公眾應從使用它們中受益;⑧理解技術應是全世界公民的一個基本權利。這些原則涉及技術現實主義在技術的本性、作用、技術和政府、技術和教育、技術和大眾以及信息和技術的關係、知識產權等問題的觀點,概言之,反映出技術現實主義在有關技術的五個方麵問題的思考:

其一,技術的價值傾向性。當前關注技術的思想家大都摒棄了以往的技術中性論的觀點,把技術及其應用看作是一個整體,認為技術不是中性的,如新盧德主義,技術現實主義亦然。他們提出,認為技術是完全遠離偏見的、價值中立的想法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極大的誤解,實際上,技術的產生,不僅負載著意向的和非意向的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專門知識,每一種工具還都提供給它的使用者一種特定的看世界的方式和具體的與其他事物整合的方式。對我們每個人而言,思考各種各樣的技術的傾向性,尋求那些反映我們的價值和抱負的技術是重要的。

其二,技術的功能。技術現實主義反對在技術功能問題上的極端態度,認為因特網既是一種非凡的通信工具,為公眾、集團、商務和政府提供了一係列新的機會,同時,它也使社會上的各種事物變得最大程度的相似。它既能使每個上網的人的能力增加或受到啟蒙,也能使他們變得蓄謀不軌、邪惡或失去個性。因而,技術能帶給人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革命,但它並非萬能的,有正反方麵的效應。

技術現實主義尤其專門分析了因特網技術在公眾教育領域的功用,認為公立學校的問題——不同的資金支持、不統一的基礎、缺乏標準等——幾乎與技術毫無關係。盡管計算機、網絡或“遠程學習”工具能增大已經高質量的教育經曆,但是教學藝術不能被其所摹寫,如果過分依賴它們,把它們當作某種萬靈藥將是一個代價昂貴的錯誤。他們還指出,沒有會導致克林頓總統及其他人預言的教育革命的技術,沒有明顯的證據說明大多數計算機的使用者在教學與學習方麵取得顯著進展,然而克林頓政府的政策中伴著輕信和代價昂貴的熱情,確定了“讓計算機進到每一個教室”的目標,各個學校也由此正在開發豐富學生生活的音樂、藝術、體育等程序,為這種不確定的作用留出空間。

其三,技術和政治的關係。技術現實主義不讚同那種把因特網看作是無政府社會來臨的預兆的觀點,不讚同技術中心論的主張,認為所有的工具都具有特定的政治潛能,因而必須關注那些設計、發展和使用的技術,技術決策應當經過公眾的討論和分析,甚至應當受某些民主的審察。同時,無論技術如何革命,處於一定地域的社會和國家政權仍會起作用,技術的發展永遠和一定時期的政治密切相連,正如法律實在論者在20世紀早期堅持認為市場是政治性的一樣,技術也是政治性的。賽伯空間並未與地球其他地方相隔離,盡管政府應當尊重在賽伯空間產生的規則和習慣,而且也不應當以不充分的規則或檢查抑製這個新的世界,但那些認為對犯錯誤的公民或網上的欺詐性合作,公眾沒有最高統治者的想法同樣是愚蠢的。因特網技術的發展不可能趨向於一個無政府的社會,政府作為人民的代表和民主價值的保護者,有權利也有責任幫助完成賽伯空間和傳統社會之間的整合。Lawrence Lessig還以當前因特網的特點為例說明這一點。他提出,盡管因特網是一種全球性的無國界的媒介,技術現實主義本身看上去卻如此地以美國為中心,這是由於技術現實主義者正巧居住在這個國家,對此有著最好的理解所致,這是技術與政治不可分的一個極有說服力的例證。

其四,技術社會中知識和信息的關係。技術現實主義提出,當前信息更新的速度加快,獲得信息的實用性日漸增強。然而,數據的增加也帶來一係列的挑戰,要求我們重新評價人類的知識和懷疑論思想的價值。我們讓迅速獲取或分配信息的興奮感與將它們轉化成知識和智慧的更大的挫敗感弄得精神混亂。無論我們的計算機多麼先進,我們也永不能將它們作為我們自己意識、觀察、推理和判斷等基本的認知技能的替代物。David Shenk在其著作《數字化的迷霧》《超文本帶來的難題》等文章中,分析了如潮而來的信息對人們生活的幹涉,指出信息垃圾對生活的負麵影響,並對有些人以網上衝浪代替閱讀表示擔憂,提醒人們不要忘了應用、開發自己的大腦,人的思想發展進程是一種特殊的設計,不是計算機所能代替得了的,不要讓計算機成為我們思維方式的主宰。Stewart Fist也認為數據不是信息,它隻有經過收集、校對和組織後才成為信息;信息同樣不是知識,隻有被吸收和領會後才能成為知識;而知識也不就是智慧,隻有和生活經驗和既定的觀點相聯係的知識才是智慧。技術現實主義也對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應更新舊的版權法和保護知識產權法,增加對因特網方麵進展的闡釋,以便使信息盡可能受到在舊的媒體背景下所受到的保護。這些法律法規的目標是相同的,即給讀者的工作以充分的控製,這樣他們就有創造的誘因,同時保持公眾公正地使用那些信息的權利。因而在任何一種背景下信息都不會“自由”,相反,它需要受到保護。

其五,技術和公眾的關係。技術現實主義看到了近來網絡發展中網絡資源的不充分利用問題,提出應當讓個人有更多的使用社會上的公眾財富的機會,公民應當從使用網絡中受益,而公眾的使用率應當是網絡的社會效益的一部分,成為教育的、文化的和公眾的評估使用獲得範圍的一個部分。他們還提出,近來數字的領域讓位給廣播公司加強了在技術領域公眾資源的腐敗和不充分使用,這就要求把理解技術確定為全世界公民的一個基本權利,讓公眾理解它們的力量和限製,甚至參與到創造更好的工具。Cameron White和Trenia Walker在《技術現實主義:在社會研究中提出技術問題》一文中進一步對技術現實主義的諸原則進行了詳細的闡釋,提出尤其要讓學生和將來的教師通過批判性的分析和應用,真正地了解互聯網技術,以積極的姿態行使全球公民的權利。

三、技術現實主義的理論貢獻與存在問題

技術現實主義的提出,有其積極的理論意義和可資借鑒的現實價值。

首先,技術現實主義針對在技術問題上的兩極思維的局限性,提出了冷靜、合理等看待技術的方法論原則。

冷靜首先是人在分析技術時的心態。在這個技術變化日新月異的時代,通訊和計算機領域每天所展現出的發展都令人激動,也令人迷失方向。技術的確正在使我們的生活越來越便利,使大多數人更富有、更健康、更聰明,這正是技術樂觀主義的理論依據。然而,技術的雙刃劍特征也使一些人對它的負麵效應憂心不已,從而產生了技術悲觀主義思想。這兩種相對立的技術觀得以產生的一個根本原因在於分析技術時頭腦過於受喧囂的社會現象所左右,從而缺乏冷靜的心態。隻有保持心態的冷靜,才有可能對技術的各種效果泰然處之,達到對技術的社會作用的辯證分析。冷靜還是一種哲學境界,顯示出哲學思考所特有的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技術現實主義提出在分析技術時首先要冷靜,避免在紛雜中受情感的製約,表現出哲學的技術轉向心靈的寧靜所蘊含的理論前提。

合理原則表明技術現實主義分析技術時使用的基本方法是理性。人與動物的主要區別就在於人有意識、能進行理性思維,在從事實踐活動之前就讓實踐的結果在人的頭腦中“觀念地存在著”。哲學是以“反思”為特征的理論,而“反思”即“再思”是對現有理論的再認識、再思考,即使是非理性主義思想或後現代“解構”哲學的努力,也是以非理性的或非哲學的話語構建各自的哲學體係,這樣,合乎理性的思考構成了人類理性必備的心理空間。在如何看待技術的問題上,通過考察人類技術的曆史演變,分析技術在人類演化、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審視技術與人的不可分性,從而研究如何合理地應用技術,以達到人類各方麵的和諧發展,這對人類恰當地認識技術、運用技術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技術現實主義是一種有著實際操作價值的技術態度。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多用“讚同”與“反對”、“肯定”與“否定”或者“積極”與“消極”表達對某物的態度,在對待技術的態度問題上,國內有學者提出存在著三個層麵的技術態度:大眾心理層麵的技術態度、社會學層麵的技術態度和哲學層麵的技術態度。其中,第一種主要研究大眾對技術的各種心理反應,第二種側重於態度的認知成分,第三種從更為抽象的層麵上展開研究,通常把技術態度劃分為對立的兩極。應當說,不論從哪個層麵上來講,對技術的態度都容易出現非此即彼的兩極對立。美國學者A.R.德雷奇森(Alan R.Drengson)認為,近代以來在西方人關於技術的觀念,大致經曆了從技術無政府主義(technological anarchy)、技術崇拜(technophilia)、技術恐懼(technophobia)、適宜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等幾個階段,其中適宜技術作為技術發展四個階段之中的最後一個,明確提出“技術的成熟需要對技術過程的控製”。適宜技術將道德和生態價值引入技術的設計和應用過程當中,強調在技術、工具和人類以及道德之間追求一種正當的齧合關係,探究了技術的民主控製、技術和價值的關係等問題。這樣一種技術態度,也正是技術現實主義所堅持的。

技術現實主義是處於技術崇拜論與技術恐懼論之間的一種技術態度,它看到了現代社會中技術的兩麵性,切身體會了因特網技術對社會各方麵帶來的衝擊,認識到技術崇拜論與技術恐懼論的兩極思維的局限性,提出要現實地看待技術、明智地分析技術,強調看待技術時應采取“均衡”“適度”的態度。它看到了技術對人的不可或缺性和使用技術所帶來的負麵效應,要求提供對技術、社會和文化之間關係的批判性的思考,提出對待技術要走“中間路線”,尋求、擴展介於技術烏托邦主義和新盧德主義的中間地帶,以一種“更具批判性的視角”審視、研究技術,以期抓住問題的本質,避免兩極思維所帶來的局限性和“我們當前在社會中所看到的一切皆是理性的爭論的拋棄物”的不足。哲學應反思危機,解釋危機,才能成為與實踐發生聯係的批判理論,那種完全肯定技術的技術崇拜論無視技術的負麵效應,表現出思維上的片麵性和簡單性,而相反的方法,即完全否定它,要人類放棄技術,回到蒙昧時期的技術恐懼論也表現出過多情感宣泄與缺乏理論分析的不足,缺乏現實性和可操作性,因為技術所帶來的問題本身已說明僅僅去否定技術是行不通的。

再次,技術現實主義是技術文化發展的新階段。

技術現實主義思潮出現以後,激進的政治家R.U.Sirius等人對技術文化思想進行了梳理,把迄今的技術文化(或網絡文化)分為四個階段,即影響較小的亞文化階段(1976—1988)、技術無政府主義階段(1989—1992)、技術意誌自由主義階段(1993—1998年3月12日)和技術現實主義階段(1998年3月12日—19日),並結合曆史上的超現實主義理論對這些階段主要對第四個階段即技術現實主義進行了批判,提出了技術超現實主義(technosurrealism)思想。

在第一階段中關注技術問題的人較少,人們忙於向傳統的權威挑戰,對有關政治問題不感興趣,也未進行大肆宣傳;在第二階段,網絡剛顯示出吸引力,此時無政府主義的先鋒們以極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向數以千計的思想陷於困惑的青年人遊說,宣傳並慶祝隱含在數傳地帶的巨大和混亂中的媒體無政府狀態,加之網絡為一些人迅速積累了財富,沒有人詢問技術無政府主義者思想的可靠性;第三個階段是對第二個階段的進一步加強。網絡應用的日益普及使有些人認為技術可以導致意誌自由,並進而出現了狂熱的反政府的幻想家;技術現實主義是對前兩個階段的反思。一批知識分子對當前數字化的狂熱和高科技以其非自然的方式使人的頭腦簡單化的趨勢表示憂慮,提出以現實主義的態度審慎思考技術和社會的關係。

四、對技術現實主義的質疑與批判

然而,技術現實主義隻是提出了問題,卻未能在理論上對自己的立論進行必要的論證,其理論缺乏深度及係統性,有些觀點還不是很清晰,仍處於模糊狀態,其文獻在公眾利益上也表現出明顯的實用主義態度。這些不足引起包括技術盧德主義在內的各種思潮的批評,技術超現實主義的質疑與批判,更是抓住了技術現實主義的不足。

按照超現實主義的主要代表Andr Breton的說法,“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最初是一種藝術的創作方式,後來逐漸演化成一種對所從事的事業的普遍的約定或原則,他於1924年給出一個定義:“超現實主義是心理的一種單純的自動作用,人們借此通過語言的、書麵的或其他的方式來表現現實的思維過程。這種對思想的闡釋缺乏理性控製,也不受審美的或道德的約束。”超現實主義信仰一些前人忽視的超現實的聯係形式,認為夢全知全能,思想的作用是公正的,它想在解決生命的主要問題的過程中去除所有其他的心理機械論,自己取而代之。

然而,技術超現實主義認為,技術現實主義並未達到它所設想的那樣,真正實現對技術的批判反思。它提出了八大原則,但這些原則盡管聽起來不錯,卻隻是對大眾都能有的感覺的一種描述,並未能將這些常識進一步提升,從而使他們的思想成為一種常識,表現出理論上的簡單性和模糊性。這些原則沒有涉及諸如網絡的管理費、網絡的所有權等重要問題。而審視“要公正地使用網絡”“信息需要保護”等原則恰恰需要對誰擁有什麼以及誰擁有這個權力做進一步的分析。R.U.Sirius再三強調“所有權是個大問題”,提出那種認為政府的規則能在網絡世界中起作用的想法太天真,政府的規則對它所涉及大多數領域一直起抑製的作用,而把技術視為全球公民權的一個方麵的思想也忽視了當今世界人口的大多數正處於求生存的狀態的這一現實。

基於此,R.U.Sirius尖銳地提出“忘掉技術現實主義”,以技術超現實主義取而代之。因為沒有想象力的現實主義僅僅是一種還原論。現實主義不是一種對加速變化的現實的反應。當人們把人類生活和媒介的相互滲透深化並以無政府主義的眼光審視通信技術時,在認識媒介的層次上會造成混亂,因為這超出了我們理解、預測和界定的能力。盡管學者們或許夢想使這種數字的惡魔延緩速度,以使人們用像阿門宗派的精神來分析它,卻沒有審查當前的技術化的社會政治的現實可依賴的堅固的基礎。那些阻止不希望出現趨勢的嚐試不取決於尋常的一套意在去除個別影響力日衰的技術烏托邦主義的精英的理性主義原則,如果留意大街上或網上的潮流就會發現理解我們時代的基本的政治核心不在技術意誌自由主義和新盧德主義之間,而在那些相信所有事情的人和那些不相信任何事情的人之間。確切地講,無論他們意識到與否,這兩端都是技術超現實主義的支持者。

技術超現實主義對技術現實主義的質疑與批判,表現出人類對自身和技術關係的進一步反思,這些反思與其他眾多的技術批判理論一起,彙成了當前哲學發展的技術轉向,也引起越來越多的人思考技術,關注人類的未來命運。這或許應是“哲學不過是人的自我反思、自我意識、自我升華的理論”的又一佐證?

第二節?當代技術哲學發展的“經驗轉向”

進入新世紀以來,技術哲學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征,這就是與傳統技術哲學研究相比,當代技術哲學研究呈現出多方位的“轉向”:一是倫理轉向,二是經驗轉向,三是後現代轉向。這些看似研究內容各異的“轉向”,其實有著相同的問題根源,這就是技術哲學麵向現實生活包括現實的技術本身,試圖解決技術帶來的社會問題,這必然從對技術的兩難思考轉而更為現實地關注技術的社會形成和社會作用,實質上都是實用主義轉向。本節對歐美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問題進行詳細探討。

一、當代技術哲學研究的“經驗轉向”的內涵

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技術哲學研究受科學知識社會學(SSK)中建構論方法的影響,表現出強勁的“經驗轉向”勢頭。“經驗轉向”的技術哲學促使人們從微觀方麵研究技術,分析它的具體發展和模式,研究技術與社會的共同演化。十多年來,這種趨勢對歐美技術哲學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催生了工程哲學這一新興學科。

“經驗”相對於“先驗”“超驗”而言,突出的是人的思維方式的層麵。以經驗的思維方式看待事物,不是試圖抓住事物現象背後的本質,而是從具體的客觀事物出發,研究具體的技術人工物和技術創造過程本身。然而,盡管多數學者承認當今技術哲學中這一“經驗轉向”趨勢,也盡管他們在對“經驗”一詞的理解上可以達成共識,但在“經驗轉向”的內涵是什麼的問題上觀點並不一致,其中主要存在三種觀點:

1.經驗的技術哲學

這可能是技術哲學中“經驗轉向”的表達形式最容易被解釋的一種態度。這種解釋使技術哲學集中關注於事實本身,從而“經驗轉向”的結果可能會使技術哲學成為一種“經驗的技術哲學”,其中經驗證據的一個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支持(證實或證偽)特定的觀點。這樣,技術哲學將與技術社會學或技術經濟學等學科相類似,成為技術研究的一部分,失去它的“哲學的”特征而變成一種經驗的學科。

荷蘭學者P.克羅斯等人不讚成這種解釋,認為技術哲學應保留它獨特的哲學本性,當然應當使技術哲學的分析基於經驗材料,並遠遠高於現在已經達到的程度。他們提出,正如奎因把人類的知識想象為一種“隻是沿著邊緣與經驗相抵觸的人的構造”的觀點一樣,“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可被解釋為把關於技術的哲學問題從結構的中心移向“四周都有經驗守護”的結構的邊緣。技術哲學應當更多地關注工程科學和經驗科學中研究技術所使用的基本的概念框架,關注與哲學研究相關的經驗的思考和與技術的經驗方麵適合的描述中所使用的概念框架,這些描述認為技術是在工程實踐中構想出來的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發揮作用。

2.一種非規範性的、描述性的技術哲學

對“經驗轉向”的另一種解釋是認為它應當從規範性的、評價性的內容轉向經驗性的、描述性的內容。這種轉向可能通過以下兩種方式發生。一方麵,它可能在技術哲學采用的方法中發生。就此而言,它意味著這一領域應當對技術相關的問題采用一種更具描述性的方法而非一種規範性的方法。很明顯,“二戰”以來這一領域的大量工作已經被關於技術的一種規範性的或評估性的態度,而且經常是一種消極的態度所統治(把技術視為一種威脅)。技術哲學中的規範性的態度通常或隱或顯地具有倫理特性。另一方麵,技術哲學應關注它所研究的主題。就此而言,“經驗轉向”意味著技術哲學應將關注的問題從道德的轉向非道德的、描述性特征(如認識論、本體論或方法論)的問題。

這種觀點的提出與把技術哲學與科學哲學相比較有關。從傳統看,科學哲學采用的方法和研究的主題或多或少是技術哲學的一麵鏡子。長期以來,科學哲學對科學和技術對人類作用的道德問題的較少關注也是近十年來關於技術哲學的特性和範圍的爭論的主要原因之一。克羅斯等人提出,一方麵,技術哲學不應沿著科學哲學走過的道路把所有道德的內容置於一旁。但也應看到,現代技術不僅提出了倫理問題,也提出了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問題。為更好地理解現代技術的本性(比如,不僅與現代科學相比較,而且與技術的更早的形式相比)人們必須關注這些方麵。這些問題並不僅僅從屬於或依賴於規範性、評價性的問題,有時或許對研究那些問題有重大意義。這正是皮特在宣稱“按‘認知順序’來說,認識論問題比社會批判具有邏輯的先在性”時所讚同的。米切姆以相似的風格論述道,更加強調與技術相關的基本的理論問題,可能會比直接參與到具體的倫理問題中去“更能促成對倫理問題的深刻反思”。但所涉及的無論是認識論的還是基本的理論問題,從哪方麵而言,哲學的分析都應基於對技術的可信賴的經驗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