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彥之死
魯彥先生之死，我們失掉了一位在私交上真率，在事業上忠貞的戰友，這損失是難以衡量的。
比什麼都更為基本，魯彥先生是一個善良正直的人。因為善良，所以愛人；因為正直，所以敢於正視現實。五四以來的一頁新文學曆史，是人的發現，人的價值的發掘和肯定的曆史。凡作家，隻要他的一雙眼睛向著社會，向著人民，不管他道路怎樣崎嶇，怎樣迂回曲折，到最後，總彙集在人道主義的大旗之下，對著戕賊人性的專製與黑暗宣戰，在這一意義上，一位真正的作家同時就不能不是一名堅苦卓絕的戰士，但還自然隻是指出一件最一般也最基本的事實。另一麵，當戰鬥越來越激烈之際，卻是“時時有人退化，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而魯彥先生，終他的一生，始終具有那種強烈的正義感，那種嫉惡如仇的灼熱的心腸，無論如何，這一點卻保證了他作為一位作家的戰鬥事業的繼續，直至最後。因此，在他的作品裏，他所創造的形象，差不多都是在曆史重負下掙紮的苦惱的生靈，而又於淚光中閃現得一絲笑影，黯淡裏透露出一點陽光，顯然對人生一直寄與了不渝的希望。而他之選譯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是拿來照映出我們這東方古老大國的落後。到了後來，鬥爭越發殘酷，視野既變得廣闊，靈魂也粗暴起來，他那杆筆就更加接近於人民大眾的願望了。
是的，魯彥先生不僅是一位清醒的作家，而且還是屬於堅貞的那一種，盡管有人已諡定了他，名之曰“本份”作家。他的生命的過早中斷，表麵上固然是由於肺病，究其實是更有深刻的原因在的。貧病是舊社會加於有良心的作家們身上的“贈與”，這是周知的事，不待解說；但更厲害的卻是精神上的桎梏，把一個人的靈魂弄到窒息的惡毒的禁閉。魯彥先生的良心不止存在，而且還是清醒的，他身受的就正是友人的心能不能與世人見麵的焦灼，而尤其是由於市儈們敲詐而來的憤懣，就正是自己難於排解的一切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的糾纏，與此種咬蝕著一個人的靈魂的寂寞。不說他別的，光是為了他編輯的那個雜誌，由於一種凡事不苟的認真精神，說是已使他弄得身心交瘁恐不為過的吧。關於這，他一再告白著他的苦惱，說：“怎樣也無法使自己的心安靜。”腦滿腸肥的人是沒有苦惱的，唯有像他那樣的人才遭受到大苦惱，這樣，魯彥先生終於是抵不過黑暗勢力的逼迫，苦惱死了。
在去年發表的散文《火的情意》中，魯彥先生曾慨歎於自己的靈魂變得粗暴，說道：“天嗬，是誰毀滅了我的溫良的人性，把魔鬼加進了我的胸中呢?……嗬，給我純潔的靈魂，慈悲的心腸，多情的熱淚，讓我從噩夢中醒來吧!”這自然是一個善良的孤獨的智識者的悲哀，由此他變成了一個看火者。但心中既然“燃燒著猛烈的怨火”，同時也未嚐不是他的再出發的一個起點，我們是很有理由這樣說的，因為他同時又以洪亮的聲音道出了他的心願：
“倘若我能活著，能夠活下去，誰又能給我暴風一樣的力，我一定伸出巨大的手掌扼住所有的敵人的咽喉，一直到他們倒下而且滅亡!”
“倘若我有那麼也消滅不了的火種，我一定燃起亙古未有的大火，燃遍全世界所有殘暴卑劣的人群!”
這應該不是一個假定而將成為一個兌現的預言吧。給他以暴風這樣的力的人群是存在的，而那什麼也消滅不了的火種也是有的。有一天，他以堅實的步伐走到（一個像魯彥先生那樣良心清醒著的作家是一定會走得到的）他們那兒的時候，他恐怕早已把那個可怕的噩夢丟在後麵。然而，可悲的是，魔鬼已不給他以再向前走去的時間了。
魯彥先生已經永遠離開我們了，全集的整理和編印，作品的分析和研究，都是我們的責任。到今天為止，我們不應該再來絮絮多說悲悼的話語，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做一些真正紀念已死者的切實的工作吧。
（原刊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文藝春秋叢刊》之四《朝霧》）
紀念魯迅逝世八周年
在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工作上，魯迅是中國人民大眾的導師；在進步的文化藝術的創造工作上，魯迅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質的世界性的文化鬥士。魯迅的影響於中國的文藝青年，影響於全世界的閱讀魯迅作品的讀者群，非但在範圍上異常廣泛，而且在程度上異常深邃。同時，更由於魯迅思想的具有劃時代的曆史因素，所以他不僅影響到我們的一代，也將影響到以後的無數代；不單是中國民族細胞永遠需要的營養，也必為全世界各民族爭取進步的文化戰鬥過程裏不可缺少的一支動力，一個學習的標記，一種戰鬥的典範。基於這樣的理由，所以我們可以說：魯迅是具有世界性的偉大的不朽作家。
我們應當慶幸這樣的文化鬥士在我們自己的民族隊伍裏成長。然而不幸的是：在八年前的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這位具有世界性的文學巨匠悄然長逝了。
八年來，中國民族始終處於動蕩不安的境地；八年來，有係統地將魯迅的思想、藝術和生活，解剖並研究的著作也是並曾不多見。倒是一些有意歪曲的空談主義者，常常以一知半解的口吻，用淡淡的閑情來議論著魯迅的短長。這決不是在研究魯迅，學習魯迅，而是剛巧汙辱了魯迅的人格，魯迅的思想!
雖然我們不能苛求在世界多事之秋，用“高爾基研究院”和“托爾斯泰紀念館”一類的形式來紀念魯迅，但顯然的，對於一個民族巨人的遺產，不論是他的遺著或遺物，即使是一桌或一椅，我們也有竭盡所能加以保存的義務。這是為了中國文化，也是為了世界文化；是為了自己的一代，也是為了以後的無數代。
然而遺憾的是，偏偏在魯迅逝世八周年以後的今天，竟有人想把魯迅的藏書用販賣的形式來消滅。我們相信，這決不是魯迅家屬真正的意思。因為第一，所謂在平魯迅家屬，卻不過隻有僅是名義上的魯迅前妻一人，而對於她的生活費用，周作人先生曾經在答複某雜誌編者的信中表示願意擔負，所以決不致成為問題；第二，在上海的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暨其公子周海嬰君，更在九月十日刊登廣告，切實聲明“如魯迅先生在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廣平等決不承認”。由此可見，出售魯迅藏書的必然另有其人。我們對於這類陰謀家的妄為，應當予以全麵的挑剔和暴露。
紀念魯迅，是要研究魯迅並發展魯迅的精神，但是在今天，作為每一個文藝青年的當前緊要課題的，卻是在於保衛研究魯迅的資料，是要展開魯迅遺物的保衛運動。
本刊謹就文藝叢書的立場，用無限熱意發表了上麵一段文字，聊以紀念中國新文藝導師魯迅先生的逝世八周年。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原刊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文藝春秋叢刊》之一《兩年》）
哀辭
——夏丏尊先生和《魯迅傳》
四年前我把小田嶽夫的《魯迅傳》翻譯了。那時候因為黃幼雄先生剛辭去申報館的職務，生活窘迫到了極點，我便把《魯迅傳》賣給開明，把全部的稿費贈送給他。但是因為時間的匆促，那裏麵有許多關於周作人的引文無法找到原書，就憑了日文的翻譯再加以轉譯。而翻譯寫作的地方，又是在一個企業公司的辦公室裏，由於公司業務的糾纏，往往譯不終節，便擱筆停頓。事後又沒有好好地加以閱讀整理，所以很有許多地方在文法上是錯誤的。當譯稿轉到夏丏尊先生的手裏，夏先生便很細心地把日文原本和譯稿對讀了一遍。在遇到文法上略有出入的地方，便用鉛筆打了一個圓圈。他讀畢了十萬字的全書，打出的圓圈竟有十餘處之多。一個月以後，他把原稿轉給了我，希望我再把譯稿和原文對讀一遍。我費了五天的時間仔細地加以校閱，在夏先生的指示之下改正了不少的錯誤。但關於周作人的引文我卻仍然無法找到原文，於是在第六天，我把原稿又轉送到夏先生的手裏去了。
四天前，我接到了開明書店徐調孚先生的信，以及《魯迅傳》日文原本，全部譯稿和全部鉛板清樣，那信裏說，《魯迅傳》早經排版完畢，為了對照引文原著，便一直拖延了下來，現在已決定在本月底前出版，希望我把清樣校讀一次。
我用喜悅的心情打開了紙包，翻看著原稿和清樣，終於，漸漸地，在那留著夏先生手跡的譯稿的麵前，我流下了感激的眼淚了。原來夏先生在他第二次接到了我的原稿以後，再度把譯稿和原文對讀，在若幹被我修改得不甚明朗的地方，他曾給我善意的潤飾。而那些魯迅原文的引證，他也曾代我找到《魯迅全集》加以核對，也終於校正了我的筆誤三處。尤其使我不勝感動的，是他——夏丏尊先生，一個晚年埋藏在惡劣心境裏的老人，竟不憚厭煩，為了使《魯迅傳》更加完善，而把周作人的引文，找到了原著，一字一字地在我的譯文上加以改正。我從夏先生的這些字裏行間，實在傳受到了無限的溫暖。我應當用怎樣的話來感謝這位暗中指示不圖功名的親切的導師呢。
現在，《魯迅傳》即將出版，然而夏先生卻在幾個月前離開了這個塵世，永遠不再和我們見麵了。在《魯迅傳》裏，夏先生所費的心血不亞於我，然而夏先生卻不複看見《魯迅傳》的出版，而尤其使我痛心的是，對於夏先生的懇切的指示，連我向他當麵道謝一聲的機會也永遠不會再有了。
我深深地感到內心的創痛和世事的飄忽。我不禁落下了熱烈的感激的眼淚。
（原刊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上海《大公報·文藝》第五十五期）
紀念和保衛魯迅先生二三事
一
我在一九三三年見到了魯迅先生。
那是我在光華大學附中念書快要畢業的時候。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跟著在大學念書的同學馬華，一起到內山書店去買書。馬華正在籌辦一個文藝刊物。他已參加了左聯，和魯迅先生認識。我們在內山書店遇到了正要離店的魯迅先生。馬華一麵和先生握手，一麵給我介紹說：“這就是周樹人先生。”
我第一次看到魯迅先生。他穿著一件藍灰色長衫，上唇蓄著濃黑而整齊的胡須，平頂短發，身材不高，臉色有些憔悴，但兩眼炯炯有神，笑聲爽朗，和我握著的右手雖然瘦削，卻很有力。當他知道我在《申報》的副刊《自由談》上發表過幾篇文章以後，就親切地和我交談，問我用的是什麼筆名，文章是什麼內容，還關照內山先生幫我們找尋要找的書。他那對待文藝青年親切熱忱、一見如故的神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四年，我曾跟著正在從事版畫創作的朋友陳煙橋，一起到過大陸新村九號魯迅先生的家，認識了許廣平先生。當時魯迅先生不在家。此後我去北平學習。一九三六年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的時候，我參加了北京大學舉行的追悼會。我默默地注視著魯迅先生的巨幅遺像，長時間地緬懷著三年前和先生見麵時的情景。聽著追悼會的悼詞和講話，使我進一步認識到：魯迅先生不僅是我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而且是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戰士。正是由於他無私無畏的革命戰鬥和匠心獨到的藝術創造，使我國新文學奠定了戰鬥的現實主義傳統的基礎。可是，就在這個追悼會上，代表魯迅先生家屬講話的周作人，卻大唱反調，竭力貶低魯迅先生，一麵在台上來回踱步，一麵念念有詞地說，人死了，也就過去了，沒有什麼可哀悼的。他的言語舉止，使我清楚地醒悟到一個道理：魯迅先生耗盡一生所取得的戰鬥成果，還需要我們用戰鬥來保衛。
二
出於保衛魯迅、有係統地介紹魯迅先生戰鬥的一生、為我國創作本魯迅傳記的誕生提供必要的參考資料，經內山完造先生的推薦，從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起，我開始翻譯日本小田嶽夫寫的《魯迅傳》。
《魯迅傳》的作者小田嶽夫，雖然在魯迅逝世幾個月後，到上海法租界霞飛坊六十四號魯迅先生的家裏訪問過許廣平先生，但是由於他對魯迅先生的認識不深，調查研究工作做得不細，加上當時有關魯迅先生的研究、考證、回憶錄等參考資料發表的不多，占有材料不夠，有很多地方寫得與實際情況有出入，開掘魯迅先生的思想也比較膚淺。但即使如此，內山先生還是推薦給我，讓我翻譯，認為給創作本魯迅傳記的作者多少可以作些借鑒。
一九四二年初，我譯完了《魯迅傳》。一九四二年三月，許廣平先生在被日本憲兵隊關押刑訊了七十六天後，終於由內山完造先生保釋了出來。我去霞飛坊看望了許廣平先生。她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的一星期，被日本憲兵逮捕的。這次看到她時，頭發已經全白，走路非常困難。她受到了好幾次的拷問和電刑。看到了這些，我驚呆得說不出話來，再也沒有談起我翻譯《魯迅傳》想請她審閱的事。
在我多次的探望和交談中，許廣平先生告訴我蒙難的經過。日寇發動“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為孤島，她留在孤島不走的原因，主要是為了看管、保存魯迅先生的遺物和藏書，她認為這是她應盡的義務；其次是為了孩子海嬰身體孱弱，經不起長途的奔波。而日寇佐佐木德正為首的十多個人到她家裏搜查、逮捕她的原因，是為了要從她口裏追查出一些抗日知識分子和出版工作者的下落，要她提供幾個抗日期刊的組織機構和內幕情況。她絕不透露真情，用自己的生命來保衛朋友們的生命和安全。也正因為這樣，受盡了酷刑的折磨。入獄第五天，就被拳打腳踢，沉重的耳光把她的臉也打腫了。還拔出長長的指揮刀，擱在她的臉麵上，威脅著要斬殺她。為了套取她的口供，要她把衣服一件件脫下來，剩下最後的汗衫短褲，狠狠地鞭笞，滿身創傷以後，才叫穿上。然後再脫，再鞭笞，再穿上。循環往複地淩辱和拷問。而最最令人發指的，是慘絕人寰的電刑，一天通電十多次，通通停停，停停再通，強大的電流把人打得死去活來，活來又死去。在這樣酷刑的威逼下，許廣平先生隻吐露一句話：“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