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青少年時代 第十九章長征路上（上）
（一）
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為了保存力量，建立新的根據地，以開創發展新局麵，中央紅軍主力被迫於1934年10月從蘇區的西南方向突圍，進行戰略轉移。
長征前夕，周恩來以其過人的機敏，指導了與廣東軍閥陳濟棠的秘密談判，在圍堵的“鐵桶”上打開了一個缺口，使得紅軍長征初期能夠較順利地突破敵人前三道封鎖線。
當時主政廣東的是軍閥陳濟棠。第五次“圍剿”紅軍時期，陳濟棠任南路軍總司令，授一級陸軍上將。這位粵係軍閥中最有實力的“南天王”， 使廣東處於半獨立狀態。蔣介石對他恨之入骨，總想找機會收拾他。第五次“圍剿”一開始，蔣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輕，想把紅軍逼進廣東境內，借刀殺人，以收“一石二鳥”的功效。
陳濟棠不甘心喪失自己經營10年之久的半壁江山，經過左思右想，他終於找到了一條妙計：“送客”。一方麵慢慢地在紅軍必經之地修建工事，以免被蔣介石抓住把柄；另一方麵又不完成碉堡封鎖線，開放一條讓紅軍西進的道路，不攔頭，不斬腰，隻擊尾，專門從紅軍後衛部隊身上做文章。同時，他覺得有必要同紅軍進行一次談判。陳通過當時紅軍9軍團軍團長羅炳輝的內弟傳話，給紅軍領導人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準備派總參謀長楊幼敏和黃質文、黃任寰3人為談判代表，你們最好派你們的粵贛省軍區司令員何長工為總代表，進行談判。”
1934年9月，羅炳輝內弟很快就找到了紅軍保衛局局長李克農，在李克農的親自陪同下，他與周恩來、朱德進行了極其秘密的會晤，並將陳濟棠的密函當麵交給了周恩來。
恰在此時，周恩來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陳濟棠和蔣介石的矛盾在南線找到突破口這個問題。至於要不要與陳濟棠談判，因為當時黨內最高權力和軍權分別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周恩來、朱德也做不了主。於是，他們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議此事。經過周恩來、朱德的反複勸說，最後，博古授權周恩來和朱德全權處理談判事宜。周恩來讓何長工、潘漢年為紅軍方麵全權代表。何長工當時擔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粵贛省委常委，潘漢年時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
10月6日，潘漢年、何長工脫下軍裝，換上西服，趕到了約定會合地點——江西省會昌縣白埠鎮。這時，陳濟棠派出的一個特務連早已迎候在那裏。潘漢年、何長工坐上轎子，由特務連護送前行。10月8日，抵達江西省尋烏縣羅塘鎮。雙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層小洋樓裏，紅軍代表住在樓上，粵方代表住在樓下。經過談判，雙方終於達成了“五項協議”：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麵；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建立醫院；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紅軍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部，陳部撤離40華裏。
從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結在於都境內的中央主力紅軍和中央野戰縱隊渡過長征第一河——於都河，向粵北突圍轉移。紅軍渡過於都河，即已麵臨敵軍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這是粵軍在安遠、信豐至贛州、南康、大餘間構築的。周恩來力主紅軍由此突圍，因為已和陳濟棠訂有“借道”的秘密協定。但此時陳濟棠尚未將停戰協議貫徹到粵軍駐贛南部隊，所以，10月21日紅軍過第一道封鎖線時，遇到粵軍猛烈阻擊，戰鬥打得相當激烈。紅軍野戰部隊負荷過重，戰線過長，作戰不利，部隊受到一定損失。直到25日，軍委第一、二縱隊和殿後的紅五軍團才渡過桃江，最後突破第一道封鎖線。
蔣介石得知消息後，即令陳濟棠等人在粵北組織第二道封鎖線給予阻截。陳濟棠令部下到仁化、樂晶、汝城附近設防，但下屬軍官同時也得到命令：“讓出紅軍西進道路。”10月27日，紅軍下達突破第二道封鎖線的命令。沒有經過激烈的戰鬥，紅軍於11月4日又順利突破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
中央紅軍突破第二道封鎖線後，蔣介石再次頒布緊急“堵剿”電令，在第三道封鎖線上修築了數百座碉堡，加強防堵。在這個過程中，紅軍認真執行“秘密協議”，不入廣東腹地，隻沿粵北西進。於是，紅軍一路未遇粵方頑強阻截，又突破了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
（二）
當紅軍過了第三道封鎖線到達韶關北麵的樂昌地區時，進入山區小道，擁擠不堪，行進速度相當緩慢。國民黨方麵的湘軍和粵軍乘機從兩側夾擊過來，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也尾追迫近，將形成合圍之勢，情況十分危險。周恩來和朱德十分清楚這種局麵將意味著什麼。立即緊急命令前鋒紅一軍團紅1師派一個團作為全軍的先頭部隊，要求他們在11月11日搶占白石渡，掩護全軍通過粵漢路，向湘西前進，動作要快，跳出敵人的包圍圈，擺脫當前的危局。事關全軍存亡，周恩來親自向紅1師師長李聚奎交代任務。他攤開一張5萬分之一的地圖，指著地圖上麵畫好的箭頭，告訴李聚奎應從哪裏前進，在前進中哪裏要放一個排，哪裏要放一個連，以擔負兩側的警戒。接著，周恩來又提前3天，偕劉伯承於11月8日趕到作為先頭團的1師3團，親自部署和指揮先頭團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