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開拓通途——改革開放
1．新裏程碑——十一屆三中全會
彈指間30年，中國改革開放已進入“而立”之年。在全球經濟的低潮之中，“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中國特色”、“中國和平崛起”常出現在世人談資的話語中。世界正以一種嶄新的目光重新“打量”中國，聚焦有個叫鄧小平的老人推動起來的中國。“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世態滄桑，今天小康社會來之不易。追本溯源，30年的輝煌業績離不開改革開放的發韌之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改革開放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決定的，它是中國發展道路的曆史拐點和中國命運的偉大轉折。
“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
1976年10月中國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另一個新的曆史發展階段。烏雲散去，陽光明媚，全國人民歡欣鼓舞，他們重新燃起了心中的理想之炬，憧憬著未來的美好生活。
當時中共中央順應時代的要求，順應人民的意願，在全國拉開了揭批“四人幫”的大幕，揭批和清查“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奪回被他們篡奪的各項權力，為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創造條件。當時，廣大人民群眾希望盡快為天安門事件等重大曆史冤案平反，並盡快恢複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工作。但華國鋒等領導人沒有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關係，沒有正確處理既要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曆史地位的難題。他們認為，既然要繼承和維護毛澤東思想，就不能否定和改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和實踐。
1977年1月21日，在有關部門為華國鋒準備的講話稿中出現這樣一段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製止，不能容忍。”緊接著，這段話經過理論概括和文字修飾，被寫進了兩報一刊的社論中。2月7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就是“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它的提出與實踐，嚴重妨礙了當時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妨礙了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進程，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和批評。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不顧壓力，與之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1978年5月10日，一篇作為集體智慧結晶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理論動態》發表。之後《光明日報》、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報紙相繼轉發轉載。此後，全國許多地方性報紙也轉載了這篇文章，從而在全國範圍內引起重大反響。一方麵，廣大幹部群眾對此表示支持和歡迎；但另一方麵，它也受到了讚成“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一些人的責難和壓製。
6月15日，汪東興召開緊急會議，點名批評了胡耀邦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文章。剛剛興起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麵臨夭折的危險。在形勢發展最為關鍵的時候，鄧小平挺身而出，明確表示支持，並在同一些同誌的談話中和會議上指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號召要“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一些理論工作者也以非凡的勇氣和對真理的信仰，陸續發表了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據不完全統計，到1978年底，報刊發表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多達650多篇。這場大討論，從一開始就已經超出了純粹的理論討論範疇。在兩種觀點的不斷鬥爭中，正確的觀點逐漸占據了上風。真理標準大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樊籬，撥開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迷霧，開始把人民從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為此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曆史轉折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輿論基礎。
一次撥亂反正的重要會議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規模比較大，聚集了黨、政、軍的200多位領導人。走進會議大廳的人們神情莊重，他們大多是飽經滄桑、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老同誌。雖然這時北京已進入寒氣襲人的晚秋，但會議大廳卻呈現出融融暖意。人們從交談中隱約感覺到，這次會議似乎預示著一個重要時刻就要到來。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設想，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主要是討論經濟問題。鄧小平提出在三中全會上討論自1979年1月1日起實現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問題，同時，對“兩個凡是”問題和真理標準討論問題做出結論。他認為，“隻有解決好思想路線問題，才能提出新的正確政策”。鄧小平的提議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常委的讚同，華國鋒被迫接受，同意工作會議先用兩三天的時間，討論工作重點的轉移問題。
開幕式之後，中央工作會議進行分組討論。11月12日，在中國政壇沉默已久的陳雲在東北組作出了第一次發言，便使整個大會為之震動！
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中講道，完全同意中央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一意見。陳雲又提出了需要解決的6個重要曆史遺留問題：薄一波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關於陶鑄、王鶴壽等的問題；關於彭德懷的問題；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問題；關於康生的錯誤問題。
一石激起千層浪。陳雲的“爆炸性發言”，話雖不多，卻扔出了5顆重磅炸彈，每一顆都精確地命中了目標。大家群起響應，會議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各組在討論時，紛紛對陳雲的講話做出強烈反響，打亂了華國鋒的部署。
陳雲再次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一呼百應，在會上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聲勢。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都堅決支持陳雲的發言。這樣，華國鋒不得不表示接受黨內壓倒多數的意見，為“天安門事件”平反。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正式宣布為“天安門事件”以及其他冤假錯案公開徹底平反。
會議進行到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放手讓大家講話，真正讓大家暢所欲言。會議對主張“兩個凡是”的同誌進行了嚴肅的批評，真理標準討論再掀高潮。大家一致認為工作重點轉移的條件已經成熟，時機也適當，並對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進行了初步醞釀。並討論了人事問題。
中央工作會議是黨內高層一次久違了的真正的民主會議，會議突破了原來的議題，開成了一個全局性的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麵的會議。
12月13日下午4時，中央工作會議舉行閉幕式。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號召，實際上成為此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一次偉大的曆史轉折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22日結束）。鄧小平在會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提綱挈領地抓住了曆史轉折中最根本的問題，指出了“文革”以後中國向何處去的正確方向和指導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論視角，啟發了全黨的思路，振奮了人們的精神，對於推動整個國家走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起到了關鍵性作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從此成為中國人民團結奮鬥、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的基本口號，成為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宣言書。
全會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開始全麵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並著重指出了毛澤東在我國長期革命鬥爭中的巨大作用。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的失調的要求。三中全會還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路線。
全會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功過是非問題。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所作的錯誤結論，以及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等一係列問題。為保證決策得以順利實施，中共高層領導核心做了一係列的調整。全會增選陳雲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全會選舉產生了以陳雲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為副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從三中全會起，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有步驟地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曆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了繁重的建設和改革工作，使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從“兩個凡是”向實事求是的轉變、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從封閉和墨守成規向改革開放的轉變。全會發起了推動中國社會加速發展的“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中國新的曆史時期的到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具有非常重大的曆史意義。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使命，中國共產黨在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領導中國人民走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
2．大潮湧動——農村改革
小崗村，位於安徽省滁州市（當時叫滁縣地區）鳳陽縣城東南四十華裏一個海拔五十米左右的丘陵崗地。這個三十年前隻有二十戶、一百一十五口人，在地圖上找不到坐標的地方，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卻做出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1978年11月24日，當小崗村十八戶農民趁著夜色，走進那座破敗的農家茅屋時，他們沒有想到，這個普通的冬日夜晚，其實正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黎明。而18戶農民秘密簽訂契約搞大包幹這件事終於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序幕。
民心思變
1977年6月21日，對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嚴宏昌來說，不過是極平常的一天。他不可能會知道，卸去鐵道部部長的萬裏，這天抵達省城合肥，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和省軍區第一政委；更不可能知道政局的這種變化，將會徹底改變他的命運。
萬裏到安徽後大刀闊斧撥亂反正的時候，合肥大街上竟貼滿了群眾渴望改變農村麵貌的大字報。他決定親自做了一次農村調查，結果卻讓這位省委書記深感痛心，解放二十多年了，安徽農村的現狀卻還這麼落後，農村還這麼窮，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麼低，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為了改變安徽農村的落後現狀，萬裏以大義凜然敢救蒼生於水火的氣魄與遠見卓識，出台了一個《六條》規定，其中關於建立農村生產責任製、鼓勵農民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的規定，無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傾禁區的有關農業政策的開拓性文件，從而有力地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偉大序幕！
生死契約
1978年11月24日，晚飯過後，在沒有電燈更沒有路燈的小崗村，就已伸手不見五指了。忽然，一陣此起彼伏的狗吠聲響起，小崗生產隊的十八條漢子，先後出了門。他們迎著打村後刮過來的凜冽的西北風，袖著雙手，縮著腦袋，陸陸續續向村子最西頭的嚴立華家摸去。新當選的隊長嚴宏昌通知全隊召開一個重要會議。
不一會工夫，冰冷破敗的茅草屋裏，就聚滿了人氣，散發出劣質煙草嗆人的焦糊味。大家彼此寒暄著。
嚴宏昌見人到齊了，大夥的情緒也很高，先就有些激動地說：“今天把各位找來開個會，看看搞好明春隊裏的生產，都有些什麼好辦法？”會的宗旨，其實大家都已心知肚明，所以嚴宏昌開場白的話音落後，好一陣鴉雀無聲。
打破沉寂的，是嚴家芝老人。他見大家不言語，就有點發急，快人快語說道：“啥好辦法？要想叫大家不吵不鬧，都有碗飯吃，隻有分開一家一戶地幹！”
嚴家芝將這層窗戶紙一捅破，小小茅屋裏，頓時變得熱鬧起來。
這時，年齡在這裏也算是最大，平日最愛開玩笑的關庭珠，亮開了嗓門說：“要搞過去那樣的‘責任田’，我保證就憑鍬挖鉤刨，收的糧食也吃不了。可這千將有頭，萬將有尾，問題是，誰又敢帶這個頭呢？”關庭珠分明是在幫嚴宏昌叫陣了。
不出關庭珠所料，緊接著，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喊起來了：“哪個敢帶頭，咱們就幹！”
嚴宏昌在大夥的期待中往起一站，說道：“這兩天，我一直在想，還是攤子越小越好幹——綁在隊裏隊長動腦筋；分到組裏組長動腦筋；包幹到戶就會人人動腦筋。既然大家都希望分田到戶，隻要保證做到兩點，我就敢帶這個頭。第一，小崗人過去年年都吃國家的救濟，從明年夏秋兩季開始，打的頭場糧食，要先盡著國家公糧和集體提留交齊，誰也不能裝孬種。第二，我們是明組暗戶，瞞上不瞞下，這事不準對上級和外麵任何人講，誰講，誰就是與全隊人為敵。如果大家答應這兩條，我就敢幹，我就敢捅破這個天！”
天底下沒有比把地分給農民，讓農民自個兒當家做主的事更讓他們樂嗬了。大家聽了，無不拍手稱快。
嚴俊昌也表了態：“既然大家都想單幹，我們當幹部的也不裝熊！”
嚴家芝這時卻嚴肅地提醒：“這可不是鬧著玩的，這事兒是高壓線，誰碰要誰命。你嚴宏昌，草木之民，你不怕殺頭蹲班房，到時家中老小怎麼辦？”
關庭珠亮著大嗓門，立刻接過話：“我看再加上一條，今後隊長因為讓我們包幹到戶坐了班房，他家的農活就由我們全隊包下來，小孩也由全隊養活到十八歲！”
一個個村民激動地跳起來，紛紛表態。
最後嚴學昌提議：“空口無憑，我看大家還是立個‘軍令狀’！”
“對！”
“留個字據！”
“寫上幾條，大家都捺上手印！”
“誰孬種，誰不是人！”
嚴宏昌被眼前這種熱血沸騰、肝膽相照的場景深深打動，他取下兜裏的新農村牌水筆，取過白紙，幾乎沒有多想，更沒考慮文字的修飾，他隻是想把自己說的和大家說的意思歸納起來。於是寫道：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繳和公糧，不再伸手向國家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