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曙光初現——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創建
1．嶄新開端——五四運動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各大學的學生代表1000餘人，聚集在北大法科禮堂。一位名叫邵飄萍的記者朗聲道：“現在民族命運係於一發，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救亡，而隻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學生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勇抗爭。”眾人聽到演講者講述中國在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情形，都捶胸頓足，憤慨萬分。有一個北大學生，當場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懸掛在會場的台前。此次學生聚會由此演變為一場影響深遠的愛國運動。
那麼，1919年五四運動緣何而起？5月4日這一天究竟發生過什麼？在五四運動走過90周年之際，麵向近年來不少年輕人受外來文化侵襲，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逐漸產生了隔膜的今天，還需細細講來。
屈辱與憤怒的導火線——巴黎和會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即“巴黎和會”）。這次和會實質上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其目的是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劃分勢力範圍。中國曾經在戰爭期間對德宣戰，故為“戰勝國”之一。1918年12月1日，由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征祥率領的代表團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當時，許多中國人，包括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對“巴黎和會”的本質還認識不清，對於帝國主義、尤其是美英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認為美英帝國主義的勝利是什麼“公理戰勝強權”，把美國總統威爾遜看作“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他們以為巴黎和會可以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的奴役。懷著這種美好的願望，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了幾項合情合理的正當要求：一是取消外國在中國的某些特權，即廢除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警，裁退外國郵政電報機關，撤銷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歸還租界，關稅自主。二是取消日本帝國主義同袁世凱訂立的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三是歸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搶占的德國在山東侵占的各項權益，將膠州灣租界地、膠濟鐵路及其他權益直接歸還中國。然而，操縱巴黎和會的列強以種種荒謬理由拒絕中國提出的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正義要求，原先被德國在山東強占的領土、鐵路、礦山及其他一切特權，全部讓給日本，至於日本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二十一條”，又借口不在會議的討論範圍之內而置之不理。所謂的“公理戰勝強權”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童話。結果公理沒有戰勝強權，一度標榜為公理化身的美國和英、法、日、意沆瀣一氣。突然覺醒的中國青年和知識分子們在突遭背棄之後，認清了一個真理：隻有依靠自己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
火燒趙家樓
五四運動中，走在隊伍前列，起著先鋒作用的是一大群青年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青年學生在當時是剛剛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他們生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長期為民族的屈辱、社會的黑暗和連年不息的內戰而感到痛苦。他們有著較多的近代文化知識，視野比較開闊，容易接受新思想，許多人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和激情。學校中的集體生活，也使他們更容易采取集體行動。於是，當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時，進步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群情激憤，“中國向何處去？”久積在中國人民胸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了。
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進步學生獲悉和會拒絕中國人民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這便是文中開頭的一幕 。
會上，北京的學生代表紛紛提出嚴懲曹汝霖（經手簽定“二十一條”的軍閥政府的交通總長）、章宗祥（駐日公使，出賣膠濟鐵路經管權、濟順和高徐兩鐵路修築權給日本的經手人）和陸宗輿（幣製局總裁，1915年的駐日公使，向日本進行各種借款的經手人），並舉行遊行示威等建議。會議一致通過：一、通電全國，聯合各界一致行動，誓死力爭；二、電致巴黎的中國代表，決不簽字；三、通電各省於5月7日（紀念“二十一條”的國恥日）舉行全國遊行示威等決議，並決定次日（4日）聯合北京各校學生在天安門舉行遊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時，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北京師大的前身）、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朝陽大學、彙文大學等十四個學校的學生三千多人紛紛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他們手持各色各樣的旗子、標語牌，上麵寫著“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寧肯玉碎，勿為瓦全”等口號，有的還繪著山東的地圖和各種諷刺畫。
當學生們正在天安門集會時，北洋軍閥政府的步軍統領和警察總監帶著一批軍警聞訊趕來，企圖以“大總統”的命令解散學生隊伍。學生們憤怒已極，高呼“打倒賣國賊”。隨後，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地前往東交民巷使館區，表達決不屈服的意誌，試圖使帝國主義改變對中國的態度。但是帝國主義的巡捕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軍警不準大隊通過。隊伍退出東交民巷後，便直奔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宅。警察總監加派二百名警察守衛曹宅。學生圍攻警察，向他們講道理。少數勇敢學生則從窗口跳入院內，打開大門，使大隊衝進曹宅，曹汝霖已從後門溜走。學生們未見到曹汝霖便憤怒地痛打了正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忽然有人說：打錯了，大家便一哄而散，章已經不能起來。然後放火點燃曹汝霖的住宅。北洋政府出動武裝軍警鎮壓，逮捕示威學生32人。為抗議反動政府的鎮壓和營救被捕學生，北京各大專學校的學生從5月5日起進行總罷課。社會各界也紛紛舉行罷市、罷工以支持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在群眾運動的強大壓力下，5月7日，被捕的32名學生全部獲釋。5月9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因同情學生而被迫辭職出走。北京學生強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各校教職員也同學生一起參加鬥爭。19日，北京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再次舉行總罷課。
愛國運動遍及全國
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的行動震動了全國，“五四”愛國運動迅速蔓延中華大地，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濟南、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長沙、武漢、廣州等大中城市的學生，在日本、法國的中國留學生，以及廣大海外華僑，都積極展開各種形式的反帝愛國運動。
5月21日，日本駐華公使提交“緊急照會”，威脅北京政府，要求其加緊鎮壓學生運動。6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締學生的一切愛國行動。這就更加激起了學生群眾的憤怒。北京學生從6月3日起再次走上街頭演講，遭軍警鎮壓。有170多人被捕。北大法科竟被當作臨時監獄。學校附近駐紮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學生被捕，北大法科容納不下，又辟北大理科為臨時監獄。皮鞭、警棍、刺刀和監牢沒有使愛國學生屈服，反而更增強了他們反帝愛國的鬥誌。6月5日，全市出動了五千多學生，其中還有許多中學生，他們組成了三個縱隊，到處進行講演，連警察廳門前的馬路也成了活動的地點。同學們都帶著行李、用具，準備坐牢，使警察束手無策。
北京政府對學生愛國行動的野蠻鎮壓，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6月4日，上海學聯得知消息後，立即通電全國，呼籲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6月5日，上海工人自動舉行罷工，支援北京學生。在工人階級的帶動下，上海實現了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的鬥爭局麵。隨之，全國興起罷工風潮。滬寧、滬杭、京漢、京奉等鐵路和漢口、長沙、蕪湖、南京、濟南等城市的工人也紛紛罷工。商人罷市也遍及各地城鎮。五四愛國運動已突破了知識分子的範圍，發展成為以工人為主力、有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範圍的群眾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發展成為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後，北洋軍閥政府大為震驚。工人罷工，商人罷市，使經濟生活幾乎陷於停頓，對軍閥政府的反動統治造成了嚴重威脅。軍閥政府被迫於6月9日和10日，釋放了被捕學生，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三個賣國賊職務。這是五四運動的初步勝利。但拒絕和約問題還沒有解決，鬥爭仍在繼續。
6月11日，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發出通電，抗議北京政府的這一暴行。17日，北京政府違背全國人民意願，企圖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北京學聯立即號召學生投入拒簽和約的鬥爭。18日，山東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進京請願。北京、上海等地學生、工人紛紛響應。在巴黎的華工和中國留學生也強烈要求拒絕簽約。直到27日晚，陸征祥的住處仍被數百名中國留學生和華僑商人所包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代表團沒有出席巴黎和會在28日舉行的和約簽字儀式。這個消息傳遍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大為震動。至此，五四運動所提出的直接目標基本實現。
轟然爆發的五四運動，正是在對中國前途命運的追問中，在如何拯救中國的求索中，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態，開啟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革命運動。它是中國革命史上劃時代的事件，無疑成為中國曆史不可忽視的坐標，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1939年3月，陝甘寧邊區的青年組織規定以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那時國民黨在廣大青年群眾的愛國高潮的壓力下，也同意了這個規定。後來國民黨畏懼青年學習“五四”的革命精神，覺得這個規定很危險，又改定以3月29日（1911年在廣州起義中犧牲後來葬在黃花崗的革命烈士的紀念日）為青年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
五四猶如春風，承載著一批批剛健有為的青年的愛國心，從太平洋，大西洋上吹來，那些新的文化、新的潮流、新的風氣，將積留在中華大地千家萬戶中的封建陰霾來了番徹底的掃蕩，五四更如春雷，震醒了沉睡著的中華民族，讓新一代的中國人在這片先輩曾創造過無數輝煌的沃土上，披肝瀝膽，鬥誌昂揚，用青春和生命，凝結成中國前進的加速度，締造出一個新的中國。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已走過了六十年的輝煌曆程，五四時代的先輩們功不可沒。九十年的京華煙雲，在北京日新月異的迅捷變化裏，日漸散去，古老的中華大地在血雨腥風的洗禮下日益煥發出勃勃生機。我們的祖國，以及她千千萬萬的子女們，所經曆的一切，卻仿如但丁筆下的《神曲》一般，凝煉了西方世界需要幾百年才能走完的進化曆程。這非同凡響的九十年，使中國從一個在世界舞台上難有一席平等之地的弱國，成為如今活躍在世界主流舞台上的崛起大國，當代中國人心智中促成這些的精英意識和先鋒姿態，正緣起於五四。
作為五四運動的參與者，許德珩在1980年有感而發，為《五四群英》一書寫的題詞中寫道：“泱泱大國，五四群英；心憂天下，身無半文；麵壁十年，誌在救民；趙家樓火，萬眾一心；燒盡腐惡，與民維新。”這幾句話道出了五四青年深沉的憂患意識和博大的愛國情懷，值得後人永遠的緬懷和思索。
2.真理之光——《新青年》
《新青年》雜誌，在那個令人感到窒息、內外交困的曆史歲月中，曾改變了一代青年人的人生價值取向，被譽為激活“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元典，“為中國現代曆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本”。它從高揚民主與科學兩麵大旗開始，到傳播馬克思主義，引領了時代的風尚。在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理論刊物後，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作了思想和理論上的準備。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新青年》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德先生”和“賽先生”
北京大學校園一隅，有一座雕塑由英文字母D和S組成，代表著democracy和science，這就是先賢們稱之為 “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的兩位先生。“德先生”和“賽先生”來到中國，那是90多年前的往事。
當時中國社會正麵臨斷裂性與跳躍性的發展，封建勢力企圖複辟，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未能在我國真正建立起來。人們在其中茫然無措，大多數中國同胞仍沉浸在對舊文化的堅定信仰之中。此時的陳獨秀由日本回到上海，於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刊《青年雜誌》，高高張揚起民主、科學的新風尚，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在那仿佛看不到盡頭的荊棘中，這是何等的擔當與夢想，喚起的是人性的覺醒，動搖的是權威的根基。
“自由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這是陳獨秀所寫的發刊詞《敬告青年》寄語中向青年提出的六項建議，也是向世人發出的呐喊。自此，中國大地上洶湧澎湃的新文化運動，一發而不可收拾。
《青年》雜誌最初發行量為1000份，每月一本，群益書社發行。1916年（第二卷）起改為《新青年》。第一期雜誌共刊登各類18文章，題材新穎、內容活潑、結構合理。有時政評論文章，著力於西方文化思想的評介和中西文化之比較。主編陳獨秀兼通日、英、法數國文字，介紹西方來遊刃有餘。如陳獨秀作《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高一涵作《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均為介紹西方思想文化之作。
此刊還發表了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的長篇傳記，他的半身像印在封麵正中，作為“艱苦力行之成功者”的典範示於中國青年。並對卡內基予以高度評價，認為“卡氏非獨實業界之英雄，抑亦學術界之恩人，思想界之偉人也”。試圖用這樣的成功人士，激勵中國青年。這本雜誌足以讓今天的讀者體會到90多年前中國知識界、思想界的對外開放程度，以及睜眼看世界的水平。凡當時國人關注的新知識、新問題都成為雜誌探討的熱門話題。如《世界說苑》介紹了當時德國德皇威廉二世的生活趣事，德皇和皇後皇子到離宮去，都是自駕汽車，無任何特定儀式。離宮所在村子的村民如果知道德皇來了，會有一二十個少女手持國旗、口呼萬歲，在道邊歡迎一下，但也就僅此而已。皇後一定會和少女們一一相吻表示感謝，德皇也會揮動帽子向大家致意。在離宮周圍，威廉二世擁有自己的田產和陶業製造場，離宮周圍的村民大多靠為離宮工作謀得生計，但他們隻把威廉二世視為離宮的主人，並不把他當作帝王。德皇在別人工作時，喜歡指手畫腳，當然往往是外行指揮內行，便有較真的人非要與他理論，辯出個是非曲直來，竟然鬧上了法庭，由審判官裁決。最後威廉二世被判敗訴，承擔了賠償金。這種事情對於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製曆史的中國與其民眾而言，當然是聞所未聞，有趣而不乏深度。就算是今天讀起來，也依然讓人頗生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