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加洛林時代的西方基督教史學
Qianjialuolinshidaidexifangjidujiaoshixue
本文以加洛林時期的史學成就作為探討主旨,“成就”就其字麵含義而言乃“成績、業績”之義。顧名思義,探討加洛林時代的史學成就,也就是探討加洛林時期,在加洛林王朝治下的史學家們所取得的史學業績。我們在探討加洛林時期的史學成就時,回避不了對前加洛林時代史學成就的梳理。因為加洛林時期的史學成就是建立在前人史學成就的基礎之上的,而且通過梳理前加洛林時代的史學狀況,還能夠兩相比照,更好地表現加洛林史學有別於前代以及超越前代的種種特點。由於加洛林史學屬於中世紀基督教史學的曆史範疇,故而筆者選擇從古典史學沒落、基督教史學興起這一西方史學的大變革開始談起。
第一節
古典史學的
沒落和基督教史學的興起
Gudianshixuede
moluohejidujiaoshixuedexingqi
自公元3世紀開始,羅馬帝國的奴隸製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使用奴隸勞動的大地產由於奴隸來源減少、奴價上漲、強迫奴隸勞動效率低下、農產品銷售市場縮小等因素的影響,大多入不敷出,無利可圖,有的大地產被迫改為牧場,有的大地產則分租給隸農耕種,隸農製更為盛行。奴隸製危機影響到羅馬帝國的各個領域,使整個帝國陷入了混亂不堪的境地。在經濟領域,帝國農業萎縮、手工業衰落、商業蕭條、財源枯竭;在政治領域,上層統治階級爭權奪利,弑君奪位頻繁上演,宮廷政變、軍隊嘩變層出不窮,軍團將校、行省總督往往不聽從中央政府的號令,時常擁兵自重,甚至任意擁立皇帝;在階級和民族關係方麵,羅馬帝國國內的民眾起義不斷,境外的各支日耳曼人也趁火打劫,他們以移民、雇傭軍等身份突破了帝國的西部邊境,進入帝國境內長期定居。在羅馬奴隸製危機全麵爆發的背景下,曾經輝煌燦爛的古典文化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日趨走向沒落並最終被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化所取代。縱觀羅馬帝國晚期,在古典文化成就方麵沒有產生一位能夠代表羅馬文化的頗具影響的傑出人物,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科技等領域全麵衰落。其中,在史學領域的衰落始於公元2世紀。“公元2世紀,羅馬的曆史寫作在質量上和性質上都表現了顯著的衰落,值得注意的作者很少。衰落的原因一部分是安敦尼王朝正值和平盛世,很少活躍的曆史事件可寫;一部分是當時的哲學和宗教精神正在解體,影響到曆史寫作。當時寫作方法上占優勢的浮誇華麗風氣也敗壞了有力的文體。”在塞維魯王朝統治時期,史學事業更是一落千丈,大多數的史學家隻滿足於摘抄前人的著述,出於他們自己之手的有關當代史事的記述,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均遠遠不及前人。塞維魯王朝時期由六位作家編寫的《諸皇帝本紀》,風格平淡粗俗,缺乏批判精神和真知灼見。英國近代曆史學家吉本甚至認為,這些傳記比現存的修道士們寫的最糟糕的編年史還要低一等。帝國後期唯一值得稱道的兩位富有見識的曆史學家是狄奧·卡西烏斯和阿米亞納斯·馬塞林那斯,前者用拉丁文編寫了一部記敘遠古到公元299年史事的《羅馬史》,全書共80卷,為後世保存了一些有用的史料,後者也用拉丁文編寫了一部31卷的《晚期羅馬帝國史》,盡管這兩部史著還算卷帙浩繁,但如果與塔西佗強勁有力的表達或李維生動活潑的敘事相比,這兩部史著則遜色得多。公元4世紀維克托爾等人則以寫彙要、簡史、略傳為主,眼界學識皆無足稱道,更無法與前代史家相提並論。因此,馬塞林那斯被認為是最後一位拉丁古典史學家,此後古典史學逐漸被基督教史學取代。
阿米亞納斯·馬塞林那斯生於敘利亞的安條克,生卒年份不詳,可能出生於公元325年至公元330年,卒於公元4世紀末。馬塞林那斯是希臘裔的羅馬公民,可能出身於貴族。他在年輕時即投筆從戎,參軍入伍,在美索不達米亞尼西比斯總督烏西辛努斯的麾下效力。後來烏西辛努斯被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召回西部,討伐在高盧自立為帝的克勞迪烏斯·西爾維納斯,馬塞林那斯也隨同出征。後來,烏西辛努斯失去了君士坦提烏斯二世的恩寵,被罷職免官,馬塞林那斯也一同失勢。在朱利安統治時期,馬塞林那斯又再次得寵並跟隨朱利安皇帝征討阿勒曼尼人和薩珊波斯人。朱利安駕崩之後,馬塞林那斯定居於故鄉安條克並終老於此,在晚年他目睹了狄奧多西廢止異教崇拜的運動。由於長期在皇帝、重臣的身邊隨侍,馬塞林那斯對帝國晚期皇室的種種事跡耳熟能詳。他在定居羅馬的日子裏,用純正的拉丁文撰寫了一部31卷本的曆史著作——《事業》(Res Gestae),又稱為《晚期羅馬帝國史》。這部史著是塔西佗《曆史》的續編,上起公元98年涅爾瓦辭世,下迄公元378年的亞德裏亞堡戰役。《事業》一書記載了作者親曆的許多曆史事件,史料價值極其珍貴,但遺憾的是前13卷不幸散佚,流傳下來的隻有後18卷,記載了公元353年至公元378年的史事。馬塞林那斯是一位完全“羅馬化”的希臘人,在帝國東部地區,他屬於城市上層統治階級中的一員,這個階層對羅馬元老貴族所奉行的古代傳統傾心不已。馬塞林那斯舍棄了自己的母語,以純正的拉丁語續寫塔西佗的史作。與塔西陀一樣,馬塞林那斯是古羅馬傳統的狂熱支持者,他仰慕羅馬的偉大與尊嚴。在《事業》一書中,馬塞林那斯稱羅馬為“世界之首”、“全世界的聖殿”、“帝國一切高尚薈萃之地”。在馬塞林那斯的有生之年裏,亞德裏亞堡這場災難性的戰役爆發了,它導致了皇帝瓦倫斯的陣亡,並為哥特人的進一步入侵開辟了道路。馬塞林那斯在書中如實地記述了這場戰役,並充分肯定了這場戰役對帝國造成的傷害。《事業》通篇洋溢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但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並未左右馬塞林那斯對曆史真實性的追求,可以說,他是最後一位古典史學傳統的體現者。盡管馬塞林那斯是異教徒,但他對基督教的態度卻較為寬容。在《事業》一書中,不存在絲毫的針對基督教的敵意,甚至不存在理論上的抨擊。從其敘述可以看出,馬塞林那斯對於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抱有敵意,不過這並非由於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扶植基督教,而是由於他與馬塞林那斯的恩主朱利安為敵的緣故。由於帝國晚期文化教育事業的退步,這一時期拉丁文的詞彙和語法也不再像往日那樣規範和典雅,口語化的傾向開始抬頭。《事業》也反映了這一傾向,愛德華·吉本曾給予馬塞林那斯有欠文采的評價,認為他的筆調粗俗淺薄,不僅千篇一律地刻畫人物,而且還有所失真。
馬塞林那斯之後,在拉丁化的西方再也沒有產生一位古典史學家,從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直至李維、薩魯斯特、塔西佗……綿延近千年的古典史學傳統戛然而止,尊崇上帝、鄙視理性的基督教史學填補了由於古典史學消亡而在史壇留下的空白。基督教產生於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社群中。公元1世紀結束前,基督教逐漸發展到敘利亞、埃及、小亞細亞等地,並擴及希臘、意大利半島等地區。在公元4世紀以前基督教備受羅馬帝國的迫害,直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敕令,基督教方才成為羅馬帝國的合法宗教。公元392年狄奧多西大帝又宣布基督教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並強製帝國所有的人都要信奉,古代多神教的神廟、偶像均被拆毀。隨著基督教對於異教的勝利,基督教思想體係和價值觀也開始滲透到史學領域,異教的古典文化被視為魔鬼的產物而遭到了否定和排斥,曆史著作的觀念和指導曆史著作的理論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由於基督徒認為人類的一切都是上帝預先安排好的,一部人類曆史就是上帝意誌的體現。於是,上帝走進了史學著作之中,宗教迷信開始取代科學探索,宗教傳說開始取代信史實錄成為了史學著作的主要特點。肖特韋爾(Shotwell)教授對此有形象的論述:“在曆史上沒有一次思想革命比這次思想革命(指基督教神學思想取代理性)的影響更為深遠,在這次思想革命中,思想家和著作家、藝術家、哲學家、詩人和政治家的成就被先知的啟示和遠離世俗的福音所取代……猶太人的《聖經》取代了古代的作品。史學史上的一次革命發生了。荷馬、修昔底德、波利比阿和李維(的作品)與(羅馬)古老而輝煌的政治製度同遭劫難。”
基督教史學的興起還有兩個直接的原因:一是為了教導信徒,二是為了與異教徒展開辯論。消除皈依者疑惑,吸引他們最有效的方式是向他們表明基督教的光輝曆史。基督教史學家為了教導和吸引信徒,需要為基督教信仰構建一個曆史框架以表明基督教的光輝曆史,在這一曆史框架中,古代猶太人的曆史和早期基督教的曆史被視為神聖的曆史而占據主導地位。基督教史學家如此看重古代猶太人的曆史是因為基督教起源於猶太教,《聖經·舊約》中所記載的猶太人的神聖曆史被基督徒視為基督教的前事而備受重視。古代猶太人的曆史和早期基督教的曆史是這一曆史框架的主線,但為了更加清楚地講述猶太人和基督教曆史的時代背景及演進脈絡,古代異教國家的曆史也不能不有所提及,但它們被視為凡俗的曆史,其地位低於神聖的曆史。在這一曆史框架中還需要進一步講述猶太人身為上帝選民的特殊身份,同時指出猶太人因何不再享有這一殊榮以及猶太人喪失的這一殊榮又因何被基督徒所享有,從而在古代猶太人的曆史和早期基督教曆史之間搭建一座橋梁,以此從曆史上證明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使信徒對基督教信仰深信不疑。羅馬帝國後期,社會危機日益加重,羅馬帝國的崩潰已成必然之勢,基督教的廣泛傳播沒能挽救帝國衰頹的命運。於是便有一部分人把帝國的衰落歸咎於基督教,他們指責基督教的曆史短暫、說教荒謬,把人們引向虛無縹緲的彼岸世界,使得羅馬人不再注重實務和實踐、愛國心日漸低落、防務日漸空虛,因而造成了帝國衰頹的惡果。在異教徒批評家們的指責聲中,基督教會的教父和主教們奮起反駁。他們為了同異教徒進行爭論,同時也為了增強廣大信徒們的信仰和信心,於是就以《聖經·舊約》為基本依據,廣泛地搜羅史料,編寫曆史,企圖從曆史上尋找依據,證明基督教曆史的悠久性、基督教的合理性以及基督教理論的正確性與可靠性。早期基督教史學因此而興起。
基督教史學的第一位實踐者是綏克斯圖·朱利烏斯·阿非利加納(Sextus Julius Africanus),他是公元2世紀末3世紀初羅馬帝國的一位曆史學家。關於他的生平事跡,後人所知甚少,而且一切有關他的日期均無法確定。傳統觀點認為他生活在皇帝戈爾迪安三世統治時期,但部分學者認為他生活在皇帝塞維魯·亞曆山大統治時期。就其名字來看,阿非利加納極有可能是一位非洲人。公元10世紀拜占庭的辭書家蘇達斯(Suidas)即秉持這一觀點,他認為阿非利加納是“一位利比亞先哲”,而德國近代古典學家海因裏希·蓋爾澤卻認為阿非利加納是羅馬人的後裔,還有一些學者認為阿非利加納是土生土長的耶路撒冷人,出生在以馬忤斯附近。阿非利加納和大多數的史學家一樣,沒能脫離政治舞台的是是非非,他曾一度在皇帝塞普米蒂烏斯·賽維魯的麾下效力,參與了公元195年羅馬帝國征服埃德薩王國的戰爭。在塞維魯·亞曆山大統治時期,阿非利加納還曾覲見這位皇帝,懇請後者重建已經荒蕪破敗的以馬忤斯,結果得償所願。除了參與政治活動,阿非利加納還熱衷於四處遊曆,希臘各地、羅馬、亞曆山大裏亞都曾留下他的足跡。阿非利加納能夠彪炳史冊,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他修撰的那一部五卷本的世界編年史——《阿非利加納編年史》,這部史作對日後的拉丁教父、教會史著作家尤西比烏斯和幾乎所有的拜占庭編年史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了修撰這部世界編年史,阿非利加納參考了之前猶太人和異教著作家編訂的許多大事年表,包括埃及的馬涅托(Manetho),巴比倫的貝勒索斯(Berossos),雅典的阿波羅多羅斯(Apollodorus)、約瑟夫斯(Josephus),提比留斯的賈斯特(Justus of Tiberius)的大事年表。這部世界編年史最早將整個人類的曆史納入到一個適應基督教需求的年表中。基督教認為人類的曆史是一個有著明確起點、中心事件和終點的一線式的過程。在從創世紀至救世主複臨人間(the Parousia)這一期間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中,“道成肉身”居於核心地位,因為按照基督教的曆史觀念,上帝是人類曆史的主宰,他以各種手段左右了人類曆史的走向。“道成肉身”是上帝以肉身的形式降臨人間,化身為救世主耶穌向芸芸眾生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存在,因而“道成肉身”是整個人類曆史的分水嶺。古典史作的各種體裁難以從時間上展現基督教的這種曆史認知,因而不被基督教史學家所喜愛。為了彌補這一缺憾,阿非利加納索性將已經發生的、為基督徒所知的人類曆史全部塞入了《聖經》所具有的現成框架之內,從而開創了一種新的史學體裁——世界編年史。《阿非利加納編年史》便是西方史學史上的第一部世界編年史,它濃縮了從創世紀至公元221年的人類曆史。根據阿非利加納的計算,截至公元221年,世界已經5723歲,而“道成肉身”發生在上帝創世的第5501年的第一天。“道成肉身”後,塵世還將繼續存在五百年,屆時基督為王的千年王國(millennium)將會建立。在阿非利加納的編年係統中,古代猶太人以及異教國家的事件和年代均得到了提及,不過二者之間不存在交集,而是沿著平行的線索向前延伸,這充分體現了基督教史學“二元化”(“神聖的曆史”和“凡俗的曆史”)的特質。阿非利加納的編年係統還催生了一種新的紀年方法——以上帝創世為起算點的紀年方法,這種紀年方法後來在東部地中海世界廣為流行。
阿非利加納雖然是最早的基督教史學家,但其成就遠遜於稍後的尤西比烏斯·帕菲洛斯(Pamphilus)。尤西比烏斯堪稱基督教史學的真正奠基者,享有“教會史之父”的美譽,他發展了阿非利加納開創的世界編年史體裁並開創了教會史、聖徒傳等新的史學體裁。尤西比烏斯生於公元260年前後,早年曾師從凱撒裏昂教會的長老潘菲魯斯(Pamphilus)。後來,潘菲魯斯在戴克裏先發動的迫害基督教的運動中不幸殉教。導師殉教後,尤西比烏斯遠赴推羅和亞曆山大裏亞。在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敕令後不久,尤西比烏斯升任為凱撒裏昂的主教。在公元4世紀初爆發的基督教教義論爭中,尤西比烏斯傾向於非正統的阿裏烏斯派,但後來迫於世俗權威的壓力,又轉而傾向於正統派。在尼西亞公會議期間,他成了君士坦丁大帝的首席神學顧問,不僅坐在皇帝的右手邊,而且還發表了一篇為他歌功頌德的頌詞。尤西比烏斯一生著述頗豐,著有《尤西比烏斯編年史》、《教會史》、《潘菲魯斯傳》(the Life of Pamphilus)、《巴勒斯坦殉教者傳》(The martys of Palestine)、《古代殉教者傳集》(a collection of martyrdoms of ancient)、《福音解釋》(Demonstrations of the Gospel)、《福音備覽》(Preparations for the Gospel)、《福音歧義論》(On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Gospels)等。其中史學作品包括《尤西比烏斯編年史》、《教會史》、《潘菲魯斯傳》、《巴勒斯坦殉教者傳》、《古代殉教者傳集》。
尤西比烏斯為了給其修撰的《教會史》提供一個相應的曆史和年代框架而於公元330年前夕修撰了《尤西比烏斯編年史》。之前的《阿非利加納編年史》是尤西比烏斯參考的重要範本,不過二者也存在著諸多的差異。《尤西比烏斯編年史》始於亞伯拉罕誕生,迄於公元324年,這種不以創世紀為起始點的寫作模式在同類體裁的史作中實屬罕見。其次,關於“道成肉身”的日期,尤西比烏斯認為耶穌誕生距亞當誕生有5198年,距亞伯拉罕誕生有2015年,明顯有別於阿非利加納的計算結果。這種差異是由於二人使用了《聖經·舊約》的不同版本,日後地中海東部的曆史學家偏愛沿襲阿非利加納的計算結果,而地中海西部的曆史學家則偏愛沿襲尤西比烏斯的計算結果。在篇章結構上,《尤西比烏斯編年史》分為兩卷,第一卷總結了古代猶太人和異教國家計算年代的不同方法,同時摘錄了各國史家的著述並將其拚湊成一個世界曆史的綱要。第二卷“計算年代的方法”(the Chronological Canons)介紹了現存的各種年代體係,將古代曆史上的重要事件記錄在旁邊。第二卷體現了尤西比烏斯在年代計算方麵的突出成就。由於古代猶太人的曆史是基督教曆史的前事,尤西比烏斯以猶太史上的曆史事件來紀年,將猶太史的年代放置在每一頁的中間部位。異教的曆史事件和猶太—基督教的曆史事件則被分置在年代欄目的兩側,不過後者的位置比前者更為顯眼。於是,曆史事件被分為了“神聖的曆史”(sacred-Jewish-Christian)和“凡俗的曆史”(profane-pagan),“神聖的曆史”位於年代欄目的左側,而“凡俗的曆史”被放置在年代欄目的右側。在年代欄目中,自創世紀至亞伯拉罕誕生這一時間段的年代是粗略不詳的,亞伯拉罕誕生(2016 B.C.)後方才出現詳細的年代。自亞伯拉罕之後,年代欄目又分為五個階段或時代:(1)自亞伯拉罕至特洛伊陷落;(2)自特洛伊陷落至第一次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3)自第一次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至大流士登基的翌年;(4)自大流士登基的翌年至基督升天;(5)自基督升天至君士坦丁大帝統治的第二十年。欄目兩側的曆史事件有詳有略,其多寡詳略取決於尤西比烏斯對曆史事件的重視程度。總體來看,公元2世紀至4世紀的曆史事件記載得較為詳細,這體現了尤西比烏斯詳今略古的精神。這部世界編年史是以希臘語修撰的,當時帝國西部僅少數學者能夠讀懂。所以哲羅姆在公元379年將《尤西比烏斯編年史》翻譯成拉丁文並續寫至378年。為了使《尤西比烏斯編年史》的第二卷更加適合帝國西部的需要,哲羅姆在翻譯過程中補充了不少的內容,尤其是加入了一些有關羅馬曆史和文學的內容。哲羅姆翻譯的《尤西比烏斯編年史》為基督教西方提供了一個權威性的古代年表,直到1583年約瑟夫·賈斯特斯·斯卡利格爾(Joseph Justus Scaliger)和1650年詹姆斯·厄舍(James Usher)主教對其進行修改後,其權威性方才有所動搖。哲羅姆翻譯的《尤西比烏斯編年史》成為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編年史家們的寫作摹本,被他們不斷地續寫和仿寫,直至盎格魯—薩克遜修士比德修撰了《大編年史》,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編年史家們方才擁有了新的編年史寫作摹本。
尤西比烏斯的另一部史學力作是《教會史》,它是尤西比烏斯在基督教勝利已定的時代修撰的,是西方史學史上的第一部教會史。《教會史》介紹了基督教的起源、耶穌基督和眾使徒的生平,並講述了眾多信徒,其中包括教師、著作家、殉教者、主教的事跡以及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迫害和基督教的最終勝利,全書止於公元324年。為了確保準確地記錄並鼓舞讀者,尤西比烏斯引用了大量的神學經典,幾乎每一個觀點都引用神學經典作為論據,其史學價值遠遠不如《尤西比烏斯編年史》。
自君士坦丁大帝統治時期開始,基督徒即已接受了這一事實:羅馬帝國是上帝期許的統治基督徒的政權形式,因而在尤西比烏斯、哲羅姆、安布羅斯、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的著作中均對羅馬帝國秉持正麵的評價。然而,一場災禍使這種融洽關係戛然而止。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占並洗劫了羅馬城,他們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這一事件不僅給羅馬人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損失,而且也使他們的精神遭受了強烈的震撼。綿延近八百年的“永恒之城”羅馬竟如此不堪一擊,這使異教徒對基督教的指責死灰複燃,這種指責聲稱基督教應該為羅馬帝國的衰落負責,同時也促使基督徒重新思考世俗曆史與神聖曆史之間的關係。在這種曆史背景下,教父史學的集大成者聖·奧古斯丁橫空出世,不僅有力地駁斥了異教徒的指責,同時也透過曆史,重新界定了世俗曆史和神聖曆史之間的關係。聖·奧古斯丁原名勒留斯·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生於羅馬帝國北非努米底亞省的塔加斯特鎮(現位於阿爾及利亞)。幼年曾隨母親加入基督教,但在其19歲,於修辭學校讀書時,又成為了摩尼教的追隨者。從修辭學校畢業後,聖·奧古斯丁先後在迦太基城、羅馬城以及米蘭教授修辭學和演說術。在米蘭期間,由於受到米蘭主教聖·安布羅斯的影響,聖·奧古斯丁脫離了摩尼教,重返基督教會。公元395年聖·奧古斯丁榮升為希波城的主教,直至去世,他一直擔任這一聖職。在其晚年,聖·奧古斯丁親眼看到了汪達爾人的入侵,並於希波城淪陷前溘然長逝。聖·奧古斯丁在西方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西方學者譽為“曆史哲學之父”。其神學曆史觀的提出,被認為是史學領域發生的一場“智力革命”,不僅成為了整個中世紀基督教史學研究的理論框架,而且也對近代啟蒙學者的進步史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