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其他亞裔美國人的遊說
冷戰結束後，國內利益集團在美國外交決策中的影響力日益上升，進而提高了族裔團體政治遊說的積極性。隨之而來的後果之一是，族裔遊說不僅對其故土的真實或想象國家利益產生了影響，也對第三國利益、美國及其故土與第三國關係等產生了影響。換句話說，族裔遊說正日益超越美國與其故土的雙邊關係，對更大範圍的國際互動產生影響，有著廣泛的溢出效應。一方麵，考慮到亞裔美國人內部的多樣性和不團結，亞裔次族裔遊說的溢出效應也就相當明顯。另一方麵，隨著中國快速崛起特別是中美權勢轉移的發展，亞裔次族裔遊說也正通過其溢出效應對中美關係和中國外交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當然，並非所有亞裔次族裔團體的遊說都會產生同等的溢出效應。事實上，一方麵由於其人口已經初具規模，另一方麵由於其遊說已在某種程度上涉及與中國的關係，因此值得強調的是除華裔外的五大亞裔次族裔團體——印度裔、越南裔、日本裔、韓國裔和菲律賓裔——的遊說及其對中美關係、中國與其故土關係的影響。同為亞洲的兩個新興大國，印度與中國既是鄰國、又有著曆史爭端，印度裔美國人的遊說進而既有促進故土利益、同時也有通過促進印美關係而遏製中國的意圖，特別明顯地體現在印度裔美國人對印美核協議的遊說上。盡管越南與中國有著相同的意識形態，但這並不妨礙越南裔美國人在從事反故土利益遊說的同時，圍繞中越關係中的糾紛從事促進越南利益的遊說，特別是新近在南海爭端上的遊說更是如此。日本裔美國人在亞裔美國人中是老牌的遊說團體，但近年來很大程度上由於日本自身實力下降和在美國戰略中的地位下降，日本裔美國人的遊說影響力明顯下降；與之相對比的是韓國裔美國人的遊說影響力上升，二者的較量最為明顯地體現在圍繞二戰期間的慰安婦問題上，華裔美國人在此與韓國裔美國人結成了聯盟。菲律賓裔美國人也在南海爭端上與越南裔形成了一種聯手合作的局麵，盡管其為故土利益的遊說存在重大差異。
第一節?印度裔美國人的遊說
印度裔美國人的政治影響力正快速上升。比爾·克林頓總統在1998年對印度進行訪問前高度評價印度裔美國人作為移民所取得的顯著成就：“我認為，我們能夠在北愛爾蘭發揮有意義的作用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擁有如此多的愛爾蘭裔美國人。我認為，我們能夠在中東發揮有意義作用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擁有大量猶太裔和阿拉伯裔美國人。我認為，我們忘記了，在我國所擁有的約200個移民團體中，印度裔美國人和巴基斯坦裔美國人就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而言是最成功的。他們在美國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的確，有學者認為，未來一些年裏可能變得活躍的族裔團體將是印度裔美國人。印度裔美國人是美國最為富裕的移民團體之一，並認為其故土印度麵臨著來自巴基斯坦和中國的“軍事威脅”。他們積極投身政治，在過去30年裏為美國各層次的選舉捐獻了800萬美元。“國會已經注意到……印度裔美國人不僅富裕且關注印度”，而中國崛起和印度決定走市場經濟道路意味著，印度裔美國人呼籲“對印度更友好”的外交政策可能會在華盛頓找到更多的聽眾。巴基斯坦裔美國人無疑會阻止美國政策倒向印度，且阿富汗戰爭也讓華盛頓必須重新評估伊斯蘭堡的地緣戰略重要性。但巴基斯坦裔美國人麵臨著兩大不利因素：他們的人口規模隻有印度裔美國人的1/10，同時巴基斯坦軍政府與中國保持著密切聯係。
一、印度裔美國人遊說的發展曆程
印度裔美國人廣泛參與遊說活動是在冷戰結束後，尤其是在1998年印度核試驗之後。此前印度裔美國人的遊說大多是消極遊說，冷戰結束後逐漸進入了積極遊說時期，在推動美印核協議的通過中表現得最為突出。
印度裔美國人遊說的發展很大程度上與其人口數量的增長相關，而其中最為重要的事件是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修正案》的實施大大放寬了對印度人移居美國的限製。在這之前，印度人移居美國數量很少，且地位低下，無法享受公民權利。例如，1910年美國的印度裔美國人總計2544人，其中加利福尼亞就有1948人。盡管當時的印度移民曾一度試圖將自身與亞洲移民相區分，以爭取更大的政治和經濟權利，但最終以失敗告終。
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修正案》大大增加了印度人移民美國的機會，印度裔美國人的數量、居住區域和職業領域等都有了很大的拓展。例如，1965年僅582名新移民來自印度，而1966年這一數字便躍升至2458，到1970年則每年超過1萬人。在1960年至1980年間，印裔人口從9000人飆升至387000人，到1990年增至815000多人，到2000年增至170萬人，到2007年已經超過250萬人。目前，印度裔美國人的居住範圍已遍及全美。更重要的是，印度裔是美國各族裔中人口數量增長最快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0.5%。印度裔美國人的數量增長形成對多個關鍵選區的控製，這為印度裔美國人遊說奠定了重要基礎。
印度裔美國人不僅有數量優勢，還擁有質量上的優勢。他們不僅富有，而且受教育程度高，所從事的職業受人尊重。根據一項統計，印裔家庭年均收入為69470美元，比平均水平高接近一倍；其百萬富翁的人數多達20萬人；25歲以上擁有大學及以上學位的人數比例為64.4%；擔任經理或專業人士的比例為57.7%；在高科技領域工作的人數達30萬；在高校工作的人數超過5000人；矽穀創建之初有15%的公司為印度裔美國人所擁有；等等。
隨著印裔人口增加，印裔的政治參與熱情也開始上漲。20世紀70、80年代，印裔組織開始廣泛出現，如印度裔美國人醫師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ans of Indian Origin，AAPI）、亞裔酒店主協會（Asian American Hotel Owners Association）、美國泰盧固語協會（American Telugu Association）等等。更重要的是，印度裔媒體開始興起，其中最重要的是1970年創辦的《海外印度人》（India Abroad），主要關注印度裔如何在不喪失其“印度屬性”的情況下適應美國的生活。
整個冷戰時期印度裔美國人的遊說仍更多是消極的，主要關注經濟和社會權利，極少涉及印度利益。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冷戰期間，印度一麵追求半心半意的不結盟政策、一麵與蘇聯結盟，同時美國與巴基斯坦結成盟友，這使印度裔美國人為印度利益遊說極可能被扣上“支共”帽子，其愛國主義極可能被民族主義化。第二，由於印度裔美國人的經濟、社會活動擴張，引起了美國人對就業機會的擔心，甚至產生了針對印度裔美國人的暴力衝突。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三大因素推動了印度裔美國人遊說活動向積極遊說方向發展。首先是冷戰結束解除了印度裔美國人先前的限製，無須再擔心其愛國主義被民族主義化。其次，隨著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修正案》的實施，第二代印度裔美國人逐漸長大，他們表現出不同於其父輩的認同，對美國的政治過程有著更深入的理解。第三，更為重要的是，1998年的核試驗使美國更為現實主義地思考印度的戰略地位，並開始調整其南亞戰略。
這樣，印度裔美國人的遊說活動逐漸由消極轉向積極，日益關注促進印度利益和美印關係。例如，印度裔美國人醫師協會提出了一個宏大的政治計劃，指導改善美印關係的總體支持，包括在核技術領域的合作。美國泰盧固語協會也從20世紀90年代起日益關注政治議題。《海外印度人》也開始聚焦於促進“印度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它鼓勵其讀者關心印度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支持印度領導人所采取的立場，認為印度應得到作為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和最大代議製民主國家所應得的關注和尊重。
在邁向積極遊說的過程中，效仿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一位印裔美國商人桑傑·普裏（Sanjay Puri）於2002年組建了美國印度政治行動委員會（US India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USINPAC），並成立了與之相聯係的美印商業聯盟（US-India Business Alliance）。該組織成立之後，立即致力於促進印度與美國是全球反恐聯盟的國際形象。當然，該組織的更根本和長遠的目標是改善和促進美印關係，“9·11”事件不過是個特殊的機遇，使美國印度政治行動委員會可以提前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在成立後不久，該組織便成為美國僅次於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的族裔遊說團體。
隨著印度裔遊說的發展，美國國會內開始出現一種親印度氣氛，最突出的表現是國會兩院都出現了所謂的“印度連線”組織。1993年，印度裔美國人政治教育論壇（Indian American Forum for Political Education，IAFPE）提議創立印度連線，以便“在與印度相關的問題上教育國會議員，使國會可質疑行政部門並影響其對印政策”。他們將目標瞄準來自新澤西州的小弗蘭克·帕隆（Frank Pallone,Jr.,民主黨）和其他兩位民主黨眾議員，該州的幾個關鍵性國會選區中的印度裔人口相當集中。之後，帕農尼和來自佛羅裏達州的共和黨眾議員比爾·麥科勒姆（Bill McCollum）一道倡議成立“國會印度和印度裔美國人連線”（Congressional Caucus on India and Indian Americans）。隨後，印度裔美國人的出版物、尤其是《海外印度人》“對這一團體作了相當多的報道，並鼓勵讀者督促其國會議員加入……由於該連線並無衰退跡象且很容易取悅選民，眾議員們開始不斷加入”。目前，印度連線已經成為美國眾議院最大的涉及外國的連線組織，在第110屆（2007—2008）國會中共計有176名眾議員加入，在第113屆（2013—2014）國會中成員多達186位。
2004年，在來自得克薩斯州的新科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科寧（John Cornyn）的倡議下，參議院也成立了類似的印度連線組織。2004年3月，科寧在印度裔美國人醫師協會主辦的國會聯誼會上發表演說稱，他將擔任“美國參議院印度連線的共同主席，因為我在印度的難以置信的經曆，也因為美印關係的重要性。”他還說，導致世界上兩個最大的民主國家在冷戰時期形同陌路是“曆史的意外”，並督促“我們應當找回失去的時間”。更引人注目的是，參議院印度連線的創建得到了希拉裏·克林頓的大力支持，並擔任共同主席；而它的最初20名成員中，還包括當時的多數黨領袖比爾·弗裏斯特（Bill Frist，共和黨，田納西州）和少數黨領導湯姆·達斯勒（Tom Daschle，民主黨，南達科他州）。到2005年3月，參議院印度連線已有37位參議員參加，在第113屆（2013—2014）國會中也有35位成員。
正是由於印度裔美國人遊說力量的上升，美國國會內部逐漸形成了一種對印度的友好氣氛。這種氣氛的最佳例證便是，2004年，第一次當選的印裔眾議員博比·金達爾（Piyush Darbash“Bobby”Jindal，共和黨，路易斯安那州）便成為防止核生化襲擊小組委員會副主席，並成為國土安全、教育等委員會的成員。這種日益友好的氣氛使印度裔美國人的遊說日益積極，並為美印核協議的高票通過奠定了基礎。
二、美印核協議中的印度裔美國人遊說
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協議於2005年7月提出，經過3年多時間的爭論，最終於2008年10月10日經由美印雙方政府代表正式簽署。雖然與延續了幾十年的國際核不擴散規範相衝突，但美印核協議仍從美國國會、國際原子能機構以及核供應國集團等重重阻力中成功突圍。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盡管長期以來一直非常關注防核擴散問題，盡管近年來朝鮮和伊朗核危機持續緊張，盡管小布什政府的對外政策遭到普遍批評，可是美國國會卻在這個問題上高度支持行政部門的決策，無論是2006年通過修改國內法為美印核協議放行的《海德法案》（The Hyde Act），還是2008年對美印核協議本身的批準。在相關討論中，許多人認為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是美國對印度政策的改變，但很少有人關注美國內正迅速崛起的印度裔美國人遊說集團的影響。盡管行政部門的態度可能保證國會的支持，但並不一定能保證如此高的支持率。印度裔美國人對美國國會的遊說才是保證這一高支持率的更為重要的因素。在這三年多時間裏，印度裔美國人全麵動員，展開了全方位的遊說工作，最終保證了該協議在國會的高票通過。
對印度裔美國人遊說集團而言，推動美印核協議的達成麵臨三個重大障礙。首先是核協議本身的極大爭議性。根據協議，印度核設施可分為軍用和民用兩類，軍用設施將不受國際監督；印度的核試驗和核出口控製等都不受國際核不擴散規範約束。美印核協議的通過將嚴重削弱國際核不擴散機製的有效性，並對諸如伊朗、朝鮮核問題等的解決產生消極影響。因此，自其提出之初便遭到強烈反對，尤其是美國國內的防擴散利益集團不斷遊說美國國會以期阻止這一努力。很多人認為，該協議將使印度獲得可用於發展核武器的資源，甚至“動搖幾十年來的核不擴散努力”。還有人指出，印度的曆史記錄不佳，曾在20世紀60年代利用從美國和加拿大獲得的設施和物質秘密發展核武器，並在1974年進行了所謂的“和平”核試驗。
其次是美國國內法律限製。美國國內強大的防擴散傳統和利益集團很大程度上可被小布什政府的戰略決心所抵消，但這種戰略決心並不能取消《1954年原子能法案》的限製——根據這一法律，美國與不參加國際核不擴散機製的印度開展核能合作是違法的。因此，印度裔美國人的遊說將不得不分為兩個步驟，首先必須推動美國國會修改相應的國內法，為美印核協議開綠燈；隻有如此，才能使美印核協議提到議事日程上。這樣，印度裔美國人的遊說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核協議提出到《2006年亨利·海德美印和平原子能合作法案》（The Henry J.Hyde United States-India Peaceful Atomic Energy Cooperation Act of 2006，簡稱《海德法案》（Hyde Act））通過，之後至2008年10月1日美國國會通過美印核協議為第二階段。
第三是巨大的結構性壓力。首先，小布什總統的政策越來越遭到質疑，國會對總統的支持度明顯下降。例如，針對核協議的提出，國會眾議員愛德華·馬基（Edward Markey，民主黨，馬薩諸塞）認為，該法案“本質上是小布什政府開給印度的一張空白支票，使印度可免除核不擴散法律的約束”，它嚴重“踐踏國會的監督權”。其次，2006年是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年，對國會議員來說，反對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拒絕核協議可能增加選舉勝算。事實上，2006年上半年，眾議院整體態度相當負麵，眾議院資深議員、印度連線成員湯姆·蘭托斯（Tom Lantos，民主黨，加利福尼亞）甚至提議《海德法案》延遲投票，試圖使其無果而終。當然，這種情況在2008年似乎也沒有好到哪裏去。最後，2006年的國際防核擴散形勢嚴峻，朝鮮、伊朗核問題正在升級，朝鮮甚至在10月進行了核試驗。
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印度裔美國人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動員起來。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小布什政府的這一富有爭議的提議使得以前分裂的印度裔美國人采取了團結行動，先前沒有任何一個議題曾發揮過這樣的功效……（印度裔美國人）玩了一把硬球政治，並運用高超的遊說技術使族裔注意力集中到提議的立法上。”
美國印度政治行動委員會充當了這一遊說努力的先鋒隊。美印政治行動委員會將遊說主題確定為，說明印度既不是核武器和核技術的擴散者，也不是地區內軍備競賽的推動者。為實現這一遊說目標，委員會采取了全新的遊說戰略，即草根遊說戰略。委員會給幾乎所有擁有電子信箱的印度裔美國人寫信，動員他們積極參與，並擔任誌願者。委員會還編寫了一套教材，由誌願者和選民送到了所有535位國會議員的手上。教材非常詳細地、引經據典地說明了印度的和平性，並闡明了美印關係的重要性。委員會還充分利用選舉，讚助經常性的議員招待會和籌款人。
在美印政治行動委員會之外，其他的印度裔美國人遊說團體也大量動員起來。例如，印度裔美國人醫師協會就在華盛頓組織了多次討論會，還邀請了時任助理國務卿理查德·鮑徹（Richard Boucher）及其他的行政部門官員與會。2006年4月5日，印度裔美國人醫師協會聯合其他團體在《華盛頓郵報》上作了整版報道，以支持《海德法案》。而《海外印度人》也對整個美印核協議達成過程做了大量報道，甚至公開了國會中支持或反對協議的議員名單。
也有許多印度裔美國人與議員直接聯係，呼籲他們支持核協議。例如，民主黨的一位印度裔政治活動家拉梅什·卡普爾（Ramesh Kapur）便在參加民主黨國會選舉委員會會議時對南希·佩羅西（Nancy Pelosi，民主黨，加利福尼亞）說，印度裔美國人正“注視著法案”；籌款過程中印度裔美國人的慷慨則強化了佩羅西對該問題的關注。來自達拉斯的印度裔商人阿肖克·馬戈（Ashok Mago）曾多次拜訪國會議員——有一次甚至在3小時內至少見了9位議員，並聲稱至少與16位協議支持者交流過，甚至成功地說服了一位眾議員從反對立場轉變。
印度裔美國人的遊說得到了豐厚回報。首先是在2006年，美國眾議院在6月26日以359∶69票支持《海德法案》；而參議院則在11月16日以85∶12票通過了自己的版本；最終，兩院分歧於12月8日得以解決，並被小布什總統於12月18日簽署成為公法，為美印核協議最終達成鋪平了道路。第二次是2008年，眾議院在9月27日以298∶117票通過美印核協議；參議院則於10月1日以86∶12票通過；小布什總統於10月8日簽署成為公法。
美印核協議的達成被視為印度裔美國人積極遊說的巨大成功。在2006年《海德法案》通過時，有美國眾議員甚至認為這是印度裔美國人的“民權運動。”更多人則稱讚在這一遊說努力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美印政治行動委員會。例如，時任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黨鞭迪克·德賓（Dick Durbin，民主黨，伊利諾伊州）就說，他和委員會主席普裏在過去3年半裏並肩戰鬥，保證這一協議的達成，“看到其通過真是興奮”。
印度裔美國人的積極遊說不僅體現在其為正麵促進印度利益而遊說，還體現在其對待那些持反對意見的態度。印度裔美國人共和黨委員會（Indian American Republican Council）在2008年9月核協議即將表決前聲稱，“不幸的是，對於原本應是兩黨性的協議，黨派分裂的曆史再一次重演。在2006年，民主黨眾議員們竭盡所能阻止法案通過……現在，許多民主黨眾議員仍頑固地持反對立場。”而美印政治行動委員會主席普裏則說得更為直白，他在回顧美印核協議的遊說努力時稱，“我敢肯定，（對核協議）投反對票的117位眾議員和13位參議員將受到他們的選民的批評，現在和將來都會。”
考慮到美印核協議本身的爭議性、美國國內法律限製以及其他結構性壓力，印度裔美國人的遊說對於保證美國國會高票支持美印核協議，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這是在冷戰時期印度裔美國人主要采取消極遊說時所無法想象的成功。當然，目前印度裔美國人的積極遊說是否過於積極，會不會對其未來發展產生負麵影響——尤其是讓普通美國人懷疑其愛國主義，仍值得繼續觀察。
無論如何，印度裔美國人的遊說能力上升都可能會為中國外交帶來三方麵挑戰：第一，印度裔美國人今後將更為積極地推動美國支持印度尋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努力；第二，印度裔美國人的遊說可能導致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美國外交戰略中的地位進一步失衡；第三，印度裔美國人可能推動美國國內利用印度製衡中國的觀念得到進一步強化。所有這三個方麵，都直接涉及中國國家利益，並需要采取適當的方法加以應對。因此，中國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合理利用美國國內政治結構，提升華裔美國人的遊說能力，促進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
第二節?越南裔美國人的遊說
越南裔美國人主要由1975年後的“難民”、“船民”和“遺民”為主體。越南裔美國人的政治遊說盡管仍帶有某種反故土氣質，但遠不如古巴裔美國人那麼堅決和徹底——他們並不反對越美關係正常化，也不試圖遏止越南的經濟發展。雖然這一複雜心態限製了越南裔美國人的遊說成就，但其在南海爭端上的積極一致行動，使其影響力明顯上升：越南裔美國人自上世紀50年代末起便試圖影響美國和越南的南海政策，近年來其行為對2010年美國介入南海爭端的決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並對東南亞其他南海權利申索國在美國的移民產生了示範效應。
一、越南裔美國人的內部結構
如同其他族裔的政治遊說一樣，越南裔美國人的遊說也首先由其結構性特征所決定的。越南裔美國人的曆史並不長，盡管1975年以前就有越南人移民到美國，但數量很少，主要是大學生和少數嫁入美國的越南婦女，還有少數送到美國參加軍事培訓的南越軍人。1975年越南戰爭結束後，大量越南人移居美國。隨後的30多年裏，越南裔美國人數量迅速增長，成為美國亞裔人口中的一個規模較大並對美國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群體。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2006年的統計，共有150萬越南裔美國人，到2010年更達到174萬，構成了美國第四大亞裔族群，位居華裔、印度裔和菲律賓裔之後。越南裔美國人的移入總體上可分為三波高潮，進而塑造了越南裔美國人團體的顯著特征。
第一波越南移民可被稱作“難民”，主要出於對越南統一的“政治迫害與鎮壓”等的“恐懼”。這批越南人都是在1975年4月西貢解放、越南統一後到美國的，他們都擁有相對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要麼是先前南越的政治精英，要麼是美國當時在南越的雇員。到1975年12月，短短8個月之內，抵達美國的越南“難民”便高達12.9萬餘人，遍布美國50個州。這是迄今為止，越南移民進入美國的數量最多的一年。這批移民中，很多是南越的政府和軍隊高官；還有很多與美國人有著密切合作關係，如秘書、翻譯、情報專家、宣傳人員等。根據一項調查，對這批移民家庭戶主的構成分析表明，有47.8%的人擁有高中學曆，22.9%的人受過大學教育，7.2%的是醫生，24%從事專業、技術或管理工作，隻有4.9%的是農民或漁民。考慮到當時越南人口中60%以上的都是農民，可見這批移民大多都是精英階層。
第二波越南移民可稱作“船民”，其中大多是“（華）僑民”。這一波越南移民仍是出於政治原因，自1978年後越南開始實施地區霸權主義政策後，大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越南人開始設法逃離越南，乘船或徒步——因此一般被稱作“船民”——通過柬埔寨進入泰國，然後再抵達位於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香港、泰國或菲律賓的難民營，最後被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少數西歐國家承認為“難民”，獲得合法身份。自1976年至1988年，抵達美國的越南“船民”接近50萬之眾。需要指出的是，許多“船民”事實上都是越籍華僑。由於與中國關係在這一時期惡化、特別是1979年的中越邊境衝突後，越南政府開始大規模驅逐越籍華僑；這一政策持續了好幾年，多達幾十萬華僑遭驅逐。盡管有大量的華僑回到了中國，但仍有相當一部分流向了世界各地，其中美國是最大的非中國目的地。在這一時期，總計有30萬華僑最終進入了美國。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到2000年，此類越南裔美國人的數量達39萬人。盡管被稱作“船民”，但事實上這一批越南移民中少有真正的漁民，大多仍來自於城市，因為乘船的費用並不是一般漁民所能承受的。
第三波越南移民可被稱作“遺民”，因其大多都是先前兩波移民的親屬，或者是美軍在越南的後裔，主要是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來到美國的。在前兩波移民進入美國並取得合法身份之後，他們在越南的親屬如何移入美國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為避免先前兩波移民在路途上的巨大危險，美國和其他國家都設計了允許難民直接離開越南進入本國的計劃。在美國，這被命名為“有序離境計劃”（Orderly Departure Program,ODP）。截至1998年，該計劃共接納了36.2萬越南移民。同期，作為美國對其“南越盟友”的一種補償，美國開始執行兩項計劃，即“人道主義計劃”（Humanitarian Operation）和“美亞裔人計劃”（Amerasian Program），以支持越南“難民”離境。“人道主義計劃”的有效期是1989—1998年，共計有12.3萬南越軍隊士兵、官員及其家屬進入美國。“美亞裔人計劃”，又稱《美國人返鄉法》（American Homecoming Act），於1988年在美國國會通過並於1989年開始實施，其關注重點是讓美國士兵在越南的子女及其家屬回到美國。截至2000年，該計劃共接受了約8.4萬人。相對於前兩批移民，“遺民”的成分更為複雜，他們往往有著豐富的社會閱曆和鬥爭經驗，經常組織右翼團體並召集遷居美國和散居世界各地的越南人投身於他們的“反共事業”。
由於上述三波高潮，越南裔美國人呈現出以下結構性特征，並對其政治遊說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越南裔美國人的移民動機主要是政治考慮，因此其政治立場相對保守，普遍認同持“反共產主義”立場的共和黨。例如，根據2000年的一次民意調查，600名受訪的奧蘭治縣越裔美國人壓倒性地將“與共產主義戰鬥”當做“首要”或“非常重要”的事務。
其次，與其他少數族裔類似，越南裔美國人相對集中，極大地提高了其政治重要性。盡管美國政府一開始對越南移民實施分散安置政策，但很快便被越南裔美國人的主動回流所瓦解。自1982年起，越南裔美國人日益聚集於南加利福尼亞的奧蘭治縣，特別是加登格羅夫（Garden Grove）地區——被命名為“小西貢”，或被稱作“流放越南人的首都”。目前，越南裔美國人主要聚居於加州大都市地區以及得克薩斯、弗吉尼亞、紐約和佛羅裏達等地。
最後，越南裔美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並不高，某種程度上不利於展開強有力的政治遊說活動。盡管第一波越南移民社會和經濟地位相對較高，但第二波和第三波越南移民的社會經濟地位就相差很多。剛到美國的越南人，由於自身經濟基礎差、語言能力不強等原因，多選擇待遇不高的工作機會。進入1990年後，越裔美國人的經濟地位得到快速提升。以馬薩諸塞州為例，到2007年，越裔美國人的家庭平均收入達到5.7萬美元/年，人均收入達到2.3萬美元/年，但仍明顯低於亞裔人6.9萬美元的家庭平均收入和亞裔3萬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
二、越南裔美國人的政治遊說實踐
越南裔美國人的政治立場相對保守和人口相對集中，使其具備了一定的政治影響力；但其經濟地位相對不高，也某種程度上限製了其政治影響力。正如有學者所說，可從美古關係和美越關係的鮮明對比中，發現古巴裔美國人和越南裔美國人的差異，即存在另一種“黃金法則”：誰擁有和給予錢（黃金），誰便能主宰規則。因此，美國能繼續對古巴強硬，卻對越南開放。由此可以看出，越南裔美國人的遊說表現出一種“半心半意”的狀態，介於典型的積極遊說與反故土遊說之間。
與其移民曆程相一致，越南裔美國人的政治遊說很大程度上始於1975年後。當然，在1955年至1975年間，越南政權、特別是阮庭豔政權在美國培育了大量的遊說力量，為後來的遊說打下了基礎。但那一時期的遊說多為美國人自身出於宗教熱情和“反共”等原因而展開的，因此越南裔美國人的政治遊說仍須待大量越南人移民美國後才能正式展開。曆史地看，越南裔美國人的政治遊說主要經曆了兩個發展階段，其分界線是1995年的越美關係正常化。
在1995年前，由於強烈的冷戰記憶和越美關係敵對，越南裔美國人的政治遊說帶有較強的反故土遊說特征。這一時期的越南移民大多帶有強烈的“反共產主義”情緒，因此極易轉化為更為保守的政治認同。保守的越南裔美國人組織了大量的遊說團體，最著名的包括：“越南裔美國人全國大會”（National Congress of Vietnamese Americans），“柬老越裔美國人教育與發展全國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and Advancement for Cambodian,Laotian and Vietnamese Americans，NAFEA），“船民SOS”（Boat People SOS），“越南政治犯家庭協會”（Families of Vietnamese Political Prisoners Association）以及“越南裔美國人政治行動委員會”（Vietnamese-America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等。在這一階段，越南裔美國人政治遊說的成功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麵：首先，支持“自由亞洲電台”的成立。越南裔美國人大約自1985年前後起便致力於推動“自由亞洲電台”的設立，主要遊說手段包括寫請願信和與國會議員見麵。在1994年相關決議表決過程中，越南裔美國人是亞裔美國人中唯一集體性支持該決議的族裔。第二，獲得對國務院的訴訟勝利。1994年3月，250名越南裔美國人聯名起訴國務院，迫使其重新評估其對滯留香港的越南船民的移民政策，而非遣返或迫使他們重新申請移民。最後，通過對國會議員、特別是來自弗吉尼亞州的萊斯利·伯恩（Leslie Byrne）的遊說，越南裔美國人成功地使國會通過議案，將1994年5月11日定為“越南人權日”。
越南裔美國人這一階段的反故土遊說還體現在其內部對於是否支持越南的激烈爭論甚至暴力行為中，一些倡導越美外交或貿易關係正常化的越裔美國人處境往往比較艱難。例如，著名的反戰活動家段文遂（Doan Van Toai）曾其一篇倡導越美建立外交關係的文章而於1989年8月被槍殺。又如，一對倡導與越南開展貿易關係的越裔美國人夫婦阮文累（Nguyen Van Luy）和範氏劉（Pham Thi Luu）於1984年5月28日在舊金山被槍殺。在20世紀80年代末越南國家經濟幾近崩潰之際，多數越裔美國人仍認為，“不應當拯救河內的共產黨政權，除非它放棄共產主義”。
隨著冷戰結束、越南裔美國人日益融入美國社會，其政治遊說也逐漸轉型，到1995年越美關係正常化後進入第二個階段，即一方麵並不反對越美關係、特別是貿易關係的正常化，另一方麵仍對越南的國內政治體製、人權、民主及宗教自由等持負麵看法。這種複雜心態導致越南裔美國人一方麵支持越美關係發展並歡迎越南國內發展，另一方麵又要求美國政府采取強硬措施迫使越南改善國內政治、人權、宗教自由等狀況。
盡管自認為是“難民”，越南裔美國人仍對其故土有著強烈的情感關切。許多越南裔美國人都希望，能在越南實現民主後重返越南。例如，在一份對奧蘭治縣越南裔美國人的民意調查中，有62%的受訪者都說希望在越南實現自由民主後回到越南。正是出於對故土的情感依附，越南裔美國人逐漸地對越美外交關係正常化、貿易關係發展等不再持否定態度，盡管他們往往同時強調越南國內政治的發展狀況。很大程度上由於經濟能力和參政意識等原因，越南裔美國人並未對1995年的越美關係正常化產生太大影響。他們大都相信，外交關係可能會使兩國經貿關係得到強化，但越南必然會付出相應的政治代價，即越南人權、宗教、民主等狀況將得到改善。例如，“康狄涅格州越南政治犯協會”（Vietnam Political Prisoners Association of Connecticut）會長便認為，經濟計劃必須要有拯救越南民主的配套措施。又如，2009年當選的首位越南裔美國人國會眾議員的約瑟夫·高（Anh‘Joseph’Cao，共和黨，路易斯安那州）2010年訪問越南時的講話更體現了這種複雜心態。他對越南的發展表示興奮，盡管認為越美雙方存在諸多分歧，“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無法合作。我的許多期望與越南政府的政策並不吻合，但我仍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合作。”
出於對故土的關心，越南裔美國人很大程度上支持越南國內的經濟發展，這最為明顯地體現在越南裔美國人彙回越南的僑彙和嚐試為越南創造與美國溝通的渠道方麵。越南裔美國人彙回越南的僑彙在1990年隻有0.23億美元，到1995年越美關係正常化時飆升至2.85億美元，增長達12.4倍；此後更是迅速增長，到2007年達55億美元。為了促進越南在美國的商業利益，也有人建議越南充分利用美國的遊說機製，特別是通過越南裔美國人的力量。深受越南裔美國人遊說影響的參議員傑姆·韋布（Jim Webb，共和黨，弗吉尼亞州）就認為，盡管越美在人權、宗教自由等問題上存在分歧，但美國有超過200萬的越南裔美國人，他們可以在越美之間架起很好的溝通橋梁。
盡管如此，越南裔美國人對越南政治體製、人權、宗教自由等狀況仍持強烈的負麵態度，往往要求美國政府在給予越南經濟利益時附加政治條件。例如，在美國國會2006年7月就給予越南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PNTR）進行表決前，有包括“越南民主同盟”、“越南宗教自由委員會”、“越南人權理事會”等在內的超過50個越南裔組織在《今日美國》上發表了一封致小布什總統和美國國會的公開信，要求小布什總統和美國國會關注越南的人權記錄，並提出賦予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的前提條件，包括釋放所有宗教和政治犯，停止軟禁，允許和承認獨立的教會和工會，真正開放媒體等。該公開信最後呼籲，“在上述條件符合前，（請）拒絕給予越南的共產主義獨裁政權以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又如，2007年春，由於越南政府逮捕了一些宗教人士，在諸多越南裔美國人團體的推動下，白宮和國務院公開批評越南政府，小布什總統和切尼副總統還於同年5月與越南裔美國人權活動家舉行了長達45分鍾的見麵會，國會眾議院就此以404：0的高票通過一項譴責越南的決議案，國會眾議院“美越國會連線”（U.S.-Vietnam Congressional Caucus）主席厄爾·布魯門瑙爾（Earl Blumenauer，民主黨，俄勒岡州）也宣布辭職以抵製越南政府的行為。再如，在2010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訪問越南前夕，長期支持越南裔美國人政治訴求的眾議院“美越國會連線”主席洛蕾塔·桑切斯（Loretta Sanchez，民主黨，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巴巴拉·博克瑟（Barbara Boxer，民主黨，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梅爾·馬丁內斯（Mel Martinez，共和黨，佛羅裏達州）等都要求希拉裏就人權、宗教自由等問題與越南政府交涉——事實上希拉裏也這樣做了。
越南裔美國人對待其故土的複雜心態，導致了諸多與越南相關的問題都頗具爭議性。例如，1998年12月，南加利福尼亞“小西貢”威斯敏斯特市的一位越裔小販主在他的店門口懸掛了一幅大型的胡誌明畫像和一麵越南國旗，引發了一場大規模、長時間的越南裔美國人抗議活動。這場抗議長達4個月，最多時參加抗議活動的越南裔美國人高達1.5萬人。整個抗議活動中有53天發生在這家小店門口，抗議者要求店主取下胡誌明畫像和越南國旗，但店主聲稱這是他的自由，拒絕這樣做。又如，《時代》雜誌2010年11月的一篇文章將胡誌明列為世界10大曾被囚禁的自由衛士，美國的“越南民主黨”對此專門致信《時代》編輯部，表示抗議並要求更正。
盡管目前尚難以斷言，但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似乎透露出越南裔美國人政治遊說即將轉型的信號，因為越南裔美國人的投票結構出現了變化的跡象。盡管越南裔美國人對共和黨的總體支持並未改變，但如果深入考察便會發現背後的潛流：一方麵，越南裔美國人是亞裔美國人中唯一更支持約翰·麥凱恩的族裔團體，對前者的支持率是對巴拉克·奧巴馬的2倍。另一方麵，奧巴馬得到的在美國出生的越南裔美國人的選票高達69%，而在18—29歲的越南裔美國人中的選票也高達60%。盡管這兩個團體在越南裔美國人選民中占少數（分別為15%和25%），但他們明顯是未來越南裔美國人的主體。此外，越南裔美國人的黨派屬性也在發生變化：45歲以上的越南裔美國人比45歲以下的越南裔美國人更願意登記參選，且多注冊為共和黨人；而45歲之下的越南裔美國人多注冊為民主黨人，或獨立黨派，參選比例為前者的一半。
三、越南裔美國人政治遊說與南海爭端
很大程度上由於其經濟地位和政治參與的限製，越南裔美國人的政治遊說總體上影響力並不大，特別是與以色列裔美國人、古巴裔美國人等相比較。但如果從中國、中美關係、中越關係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等角度看，越南裔美國人的政治遊說就相當重要。因為盡管他們在事關越南的問題上開展政治遊說的積極性和能力都存在欠缺，但在涉及南海問題及其他中越領土、領海爭端問題上，越南裔美國人的政治遊說可能是所有亞裔美國人中最為積極的，其影響也隨著美國於2010年全麵介入南海爭端而得以凸顯。
越南裔美國人對南海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1958年4月19日，當時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總理範文同致函周恩來總理，表示承認中國有關西沙和南沙群島是中國領土的立場。在美國國務院工作的越南裔美國人迅速將當天的越南《人民報》複印後在越南裔美國人社團中間廣泛散發，立即引起越南裔美國人的強烈反對，稱越南政府的這一行為是“賣國”。此後，中越領土爭端便成為越南裔美國人的一個重要關注點。盡管越南裔美國人內部在如何對待越南的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但在“保衛越南的祖產”不致讓給中國的問題上，卻有著高度的一致。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保衛”越南“祖產”方麵，態度最激烈的是海外越南人。他們大多數是20世紀70年代的流亡者，對越南政權有十分強烈的對立情緒，對中國曾幫助越南打贏兩場戰爭從而贏得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曆史並沒有好感。更習慣接受西方價值觀的他們，在西沙和南沙群島問題上調子最高：不但要西沙和南沙群島的主權，更要整個南海的主權。
冷戰後的1991年到1993年間，在美國帶頭製裁中國的情況下，少數越南裔美國人看到了在南海問題上落井下石的機會，致力於建立一個“海外越南人總聯會”。在這一努力失敗的情況下，他們又於1995年至2000年間召開了4次籌備會議，試圖籌建一個“保衛‘長沙群島’（南沙群島）民族陣線”。配合越南國內圍繞南沙問題的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越南裔美國人分別於2002年和2005年組織了兩次“保衛領土大會”。他們甚至組織越南裔美國人到中國駐美國休斯敦市總領事館正門外進行示威活動。當然，這些組織也支持在越南國內的反對政府“出賣”領土領海給中國的行為，特別是支持在河內和胡誌明市非法舉行的多次示威活動。
對美國南海政策影響最大的越南裔美國人團體是“越南裔美國人全國大會”。該組織廣泛采取政策倡議、資助國會議員選舉、與議員會麵等手段進行遊說，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效。例如，2003年11月，在越南國防部長範文茶訪問美國期間，“越南裔美國人全國大會”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了一份政策倡議書。在該倡議書中，越南裔美國人全國大會對越美關係的積極發展表示歡迎，但認為必須同時兼顧：理論上兩國政權性質仍存在本質性差異，越南仍是一黨專製；兩國對人權、宗教自由、政治與公民權利等問題仍存在重大分歧；兩國發展階段差異較大；等等。該倡議書認為，範文茶訪問美國的目的，更多不在於越美雙邊關係，而在於如何聯合遏製中國。又如，曾參加過越南戰爭的美國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東亞太平洋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傑姆·韋布認為，越南和美國是天然的朋友，越南對美國有戰略意義，美國在越南的存在尤其重要。越南的平衡外交對於強化越美關係非常重要，對於東南亞、南海地區的穩定也異常重要。2009年7月，韋布主持了一場“東亞的海上爭端與主權問題”聽證會。明顯受到越南裔美國人的影響，他在其講話提及中國拘留越南漁民問題，聲稱“這些爭端嚴重影響到地區內其他國家，隻有美國有能力和手段對抗中國帶來的力量失衡。如果我們要維持地區內地緣政治的均衡，保證對所有國家都公正，保護每個尋求和平解決爭端的國家的話語權，我們就有義務那樣做”。一個月後，在訪越期間，韋布再次強調，美國應幫助越南“製衡中國”。
2009年是越南裔美國人圍繞南海問題開展政治遊說最為積極的一年，這對2010年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政策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2009年4月，“越南裔美國人全國大會”、“越南裔美國人之聲”（Voice of Vietnamese Americans）等組織與美國參議員傑姆·韋布會麵，提醒後者他們對於南沙群島歸屬爭端的觀點，並要求韋布能替越南講話。2009年7月，當美國駐越南大使邁克爾·麥克拉克（Michael Michalak）返美述職時，“越南裔美國人全國大會”等越南裔美國人團體代表與之會晤，在談及南海問題時，大使說“美國不會站在某一方麵”，而會追求一種“區域性解決方法”。
2009年12月，越南裔美國人全國大會與其他越南裔美國人團體一道拜訪國會議員，包括巴巴拉·博克瑟、約翰·麥凱恩、山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共和黨，堪薩斯州）和傑姆·韋布4位參議員和克裏斯·史密斯（Chris Smith，共和黨，新澤西州）、埃德·羅伊斯（Ed Royce，共和黨，加利福尼亞州）、桑切斯、佐薇·洛夫格倫（Zoe Lofgren，民主黨，加利福尼亞州）、弗蘭克·沃爾夫（Frank Wolf，共和黨，弗吉尼亞州）、約瑟夫·高、本田等7位眾議員。盡管會談的主要目的是討論越南人權問題，但也討論了南海爭端問題。2010年6月，“越南裔美國人全國大會”再次派代表赴國會遊說，拜訪了上述7位眾議員中的6位（除洛夫格倫外）、布朗巴克參議員及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其主要使命是推銷該組織所提出的“完整”的“南海問題解決方案”。這一方案的主要內容包括：（1）將南海地區的國際名稱統一為“東南亞海”（Southeast Asia Sea），以便各國在討論該問題時更方便交流；（2）組織一次全球的越南問題學者研討會，就越南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達成統一觀點；（3）組織由除中國外的南海相關權益申索國代表參與的國際會議，共同“遏製中國在南海地區的霸權行徑”，地點可選在東南亞或日本。在聽取了該方案後，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兩位主要成員表示高度讚賞。他們說，“東南亞各國都要求我們站在他們一方……但這使得我們無法站在任何一邊。有了你們這樣一個全麵的方案，美國才可隨時表態支持。”
很大程度上可以認為，盡管美國有自身的係統性政策，但越南裔美國人圍繞南海問題的政治遊說、特別是2009年的遊說努力，對2010年中美、中越、中國—東盟等圍繞南海問題的緊張關係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當然還應看到，越南裔美國人中也存在少數力量，對於抵消類似“越南裔美國人全國大會”等組織的遊說努力有積極作用，那就是越南—中國裔美國人（簡作越華裔人）。如前所述，有諸多越南裔美國人事實上是來自於中國的越南人，因此這些越華裔人在美國麵臨著一個遠較其他單一故土的族裔團體更為複雜的認同建構問題。越華裔人往往同時對越南和中國都有著情感聯係，因此他們並不願意看到越南與中國關係的惡化，或其他因素導致越中關係惡化。因此，越華裔人的選擇往往是充當越南裔美國人與華裔人的橋梁，設法以亞裔美國人等更大的框架來緩解甚至協調越裔與華裔美國人的政治行動，其中較為著名的團體是“越老寮華裔美國人政治行動委員會”（IndoChinese America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IAPAC）。該組織是由在美國的越南裔華人、柬埔寨裔華人和老撾裔華人於2000年所組建，旨在動員越華裔、柬華裔和老撾華裔美國人更大程度地參與美國政治。由於其成員的多國經曆，“越老寮華裔美國人政治行動委員會”更多追求的是來自不同國家的華僑之間的團結，而非狹隘性的利益關切。自2000年成立以來，已成功為眾多政治候選人籌集競選資金，包括眾議員趙美心（Judy Chu，民主黨，加利福尼亞州）、謝安達（Adam Schiff，民主黨，加利福尼亞州），也包括地方性的州眾議員，如加州眾議員伍國慶（Mike Eng）、陳文（Van Tran）、阮副（Phu Nguyen）等。由於存在類似“越老寮華裔美國人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越華裔美國人團體的努力，越南裔美國人在南海爭端上的影響得到了某種程度的限製。
第三節?日本裔、韓國裔和菲律賓裔美國人的遊說
與印度裔和越南裔美國人相比，其他亞裔次族裔團體的政治遊說、特別是故土利益遊說遠不夠積極，包括親大陸的華裔美國人在內。但如果從曆史發展趨勢上看，仍有三個亞裔次族裔團體的遊說需要加以討論。首先是日本裔美國人的遊說，它曾經是亞裔美國人遊說的典型和老手，隻是由於冷戰結束後日本經濟陷入停滯以及美國戰略調整等原因，日本裔美國人的遊說變得不夠積極了。相比之下，韓國裔美國人的遊說卻正在快速發展，這很大程度上與其故土韓國政府的積極促進有關。菲律賓裔美國人的遊說也並不積極，特別是與其在美國的地位相比，但卻開始對少數問題特別是南海爭端產生影響，並對中美關係、中國與菲律賓關係都有一定的消極影響。
一、日本裔美國人的遊說
日本裔美國人的曆史，是一個悲喜交集的故事。移居美國的眾多種族中，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樣堅定而執著地爭取充當模範公民。日本人遭受的冷眼和遇到的隔閡也堪稱最甚，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投進了集中營。可是，日本人比其他種族更出色地戰勝了所有困難，在經濟、社會及政治各方麵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事實上，美國被日本描述為“人間天堂”，並因為它結束了日本的閉關狀態而被視為“恩人”，美國的自由被讚美成既令人羨慕又值得仿效的東西。日本政府發行的教科書把富蘭克林和林肯樹為典範，教日本孩子向他們學習，其程度遠遠勝過對日本自己民族英雄的崇拜。也許從來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明治時代的日本人那樣，給自己灌輸了如此之多的美國生活方式。明治時代遷居美國的那批日本人的子孫後代，則一直把贏得美國人的接受和尊敬作為奮鬥的主要目標。由此而來的，與其他國家不同，日本沒有把它的那些筋疲力盡、貧困潦倒及蜷縮一團的勞苦大眾送給美國。在向美國移民這一點，日本人與眾不同。日本移民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優秀公民，但他們通常也不是來自富裕家庭。日本移民移入美國的平均旅費，從1896年的11美元到1904年的26美元不等。在這方麵，他們更像窮困的東南歐國家的移民，而不像西北歐國家的移民。他們的可取之處不在於有錢，而在於有本領。
日裔美國人的曆史，大體上受到美國人對華裔美國人的那一切態度、偏見及歧視的影響，華人到達美國要比日本人早30年左右。這兩個種族在一般人印象中被籠統地視為“東方人”或者“黃禍”，盡管在事實上他們一直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種族群體。日美關係也影響了日裔美國人的曆史。但是，說到底，日裔美國人那非凡的曆史取決於那些漂洋過海的日本人身上所具有的非凡氣質。類似華裔，日本裔一開始也組織良好以創建協會，為社團提供經濟救助和社會服務。1908年，當強烈的反日情緒在加利福尼亞爆發，日本裔美國人協會（Jap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在舊金山組建，與歧視性的移民立法作鬥爭，並成為二戰前日本裔美國人的最為重要的組織。因為農業在日本裔的經濟中有著如此重大的作用，因此日本裔也建立了農業協會，以便獲得並控製加利福尼亞的農業生產部門。
也正因如此，和中國人一樣，日本人千方百計避免通過政治鼓噪來爭取自己的權利，雖然他們曾在法庭上打過無數次的官司。像美籍華人的經曆一樣，反東方人的狂熱無法持續幾十年，因為日本人默默無聞地工作、發財，不授人以柄。再者，日裔社區沒有像當時舊唐人街那樣給聳人聽聞的小報不斷提供有關自相殘殺、鴉片窩、犯罪區之類的可怕消息。日裔美國人過著一種安逸的農村生活，成不了大新聞。1921年，美國結束了其不限製移民的傳統政策，開始按來源國確定移民指標。西歐國家得到大量指標，而亞洲國家所得很少。每年允許大約150名日本人移民。1930年，美國國會完全禁止日本人進入，日本抗議加州的一項法律禁止日本人的後裔在該州購買房地產，國會不是以所謂“加州問題”的外交辭令來搪塞，而是直截了當地告訴日本，美國不需要日本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人對日本的氣憤與恐懼，一股腦兒發泄到美籍日本人身上。羅斯福本人對日本非常憎惡，他會把歐洲的敵人稱為“納粹”和“法西斯主義者”，而在提到太平洋的敵人時則直接說是“日本人”。在政府宣傳和戰爭影片中，日本人往往被妖魔化為老鼠、狗、猩猩和毒蛇，讓他們充滿獸性和非人的野蠻。最典型的是《時代》（Time）雜誌在珍珠港事件後刊登的一篇教導美國人區分中國人和日本人的文章：“並不存在一貫正確的方式將（中國人和日本人）區別開來。就算是個人類學家，擁有測徑器和充分的時間來量其頭、鼻、肩、臀，有時也會出錯。有一些並非一貫可靠的經驗方法……日本人，除了相撲運動員，極少有胖的；他們往往隨著年齡增長而變得幹瘦、佝僂。中國人卻往往會隨年齡增長而體重增加。中國人的表情更為平靜、友善、開放，日本人的表情更富於變化、專橫、傲慢。日本人走路筆直、後跟似乎是直的。中國人則更為放鬆，步履輕鬆，有時甚至拖著腳走”。在這樣的氛圍中，對日本人進行辱罵和施暴時有發生，聯邦調查局則以美國安全的潛在危險為借口，搜捕了約15000名日裔美國人。這次搜捕得到日裔領導人的公開支持，他們把本族年長者的親日立場看作是對美國的不忠，是對一般日裔美國人的威脅。可是，對日本人的搜捕範圍不斷擴大，隨時都可能發生。
1942年2月，羅斯福簽署一項行政命令，授權軍隊可以將“有關人等”從軍方指定的“軍事地區”內趕走，“安置”在其他地方。雖然這項行政命令沒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詞，但實際上在西海岸大批被抓走的就是他們，與別的種族無涉。在1942年3月至11月間，有10萬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運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帶荒無人煙的各個巨大的拘留營。這一帶是“以前沒人住過，其後也沒人住過”的不毛之地。大規模拘留對日裔美國人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僅經濟損失一項就十分巨大。在被迫去拘留營之前，他們匆忙地把房子、家具及其他財產賣掉。他們苦心經營了一輩子的企業，必須在幾周之內清算了結。據美國政府自己的估計，以1942年的價格折算，日裔美國人遭受的經濟損失在4億美元左右。除了經濟損失之外，許多人蒙受了委屈，被迫離鄉背井。美籍日本人公民團領導人也遭到致命的一擊，他們還代表第二代日裔，正在努力爭當優秀的美國公民並被美國人接受呢！由於認識到反對拘留政策是徒勞的，加上反對拘留政策會引起對美國不忠的嫌疑，美籍日本人公民團體的官方立場，是遵從拘留政策。但是，公民團體的這種立場，立即招致那些認為拘留政策是種族主義大棒的日裔美國人的憤怒和蔑視，盡管他們先前也曾竭力爭取當美國良民。被拘留的日本人有時會產生嚴重的內訌。一些更好戰的反抗者宣布放棄他們的美國國籍，甚至以武力威脅同伴，迫使他們跟著幹。
在“二戰”中的悲慘經曆，最終被證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國站穩腳跟的一個轉折點。從來沒有一個民族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證明自己對美國的忠誠。越來越多的美國官員漸漸地——有的在政府內部，有的在公開場合——開始替他們說話立言。最後，連西部防衛司令部也宣布，過去用來使拘捕合法化的“軍事需要”已經結束，文官當局也宣布拘留政策行將結束。曾在1942年下達拘捕令的羅斯福總統，在1944年公開為日裔美國人的忠誠辯護。到1944年年底，最高法院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違反憲法的。
隨著日本裔美國人逐漸被接納入美國主流社會，日本裔美國人的故土利益遊說也逐漸得到發展，並在20世紀80年代的日美貿易戰中得到體現。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裔美國人的遊說事實上就等同於亞裔美國人的遊說。在20世紀80年代貿易戰啟動時，日本與最大的、最有影響力和最昂貴的遊說公司、公共關係公司和智庫簽約，同時大量的日本裔美國人團體也參與其中。但自20世紀90年代進入長達20年的衰退之後，日本大幅削減了在華盛頓的遊說努力。與此相應的是，日本裔美國人的遊說努力也大大下降了。突然之間，曾經無可挑戰的日本基金會和其他日本裔美國人組織發現自身正逐漸被其他的亞裔美國人次族裔團體所擊退，特別是印度裔、越南裔和韓國裔美國人。
由於其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程度是所有亞裔美國人中最高的，因此日本裔美國人的動員能力和潛力仍不可忽視，這非常明顯地體現在21世紀頭十年裏日本政府和日本裔美國人團體多次成功阻止美國國會通過有關慰安婦問題的決議案中。進入21世紀後，隨著日本社會逐漸朝向新保守主義方向發展，圍繞日本對二戰曆史認識的問題反複出現，其中熱點之一便是慰安婦問題。這原本毫無爭議，因為曆史事實已相當清楚。自20世紀30年代起，日本強迫約20萬婦女成為慰安婦以保持日軍的“士氣”，其中大多數來自於朝鮮、中國和菲律賓。但日本政府長期堅持聲稱，慰安婦是自願的，隻是在1993年大量有關日軍慰安婦的檔案被揭露後才承認此事。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退而建立一個半政府的“亞洲慰安婦基金”（Asian Comfort Woman Fund），但拒絕提供直接的政府賠償。許多受害婦女及其家庭也拒絕接受來自該基金會的資金，因為他們認為應該由日本政府對其行為負責。
大約從1999年開始起，韓國裔美國人與華裔美國人、人權團體、宗教團體結成聯盟，遊說國會督促日本履行因在二戰時期對慰安婦犯下的罪行所應承擔的責任。2006年，該聯盟隻致力於在眾議院通過這一決議，並最終於4月由來自伊利諾伊州的民主黨眾議員萊恩·伊萬斯（Lane Evans）和來自新澤西州的共和黨議員克裏斯·史密斯（Chris Smith）共同提出。這樣沒有約束力的決議呼籲日本正式“承認並全麵接受”有關慰安婦的責任，並停止否認罪行，例如在教科書中提及此事。
麵對韓國裔、華裔及其他人權和宗教團體的遊說努力，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裔美國人也展開了“有效”的對抗性遊說活動。例如，一位要價很高的說客和前共和黨議員鮑伯·米歇爾（Bob Michel），利用自身與共和黨大佬們的密切關係，積極地為日本裔美國人的遊說服務。米歇爾是華盛頓的一個頂級說客，曾擔任眾議員38年，其中有14年擔任共和黨的少數黨領袖。為替日本政府和日本裔美國人遊說，米歇爾於2006年5月與伊利諾伊州眾議員、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亨利·海德（Henry Hyde）會麵。他告訴海德，通過該決議將破壞美國與日本的盟友關係，並提醒後者慰安婦問題發生在60年前，該過去的早該過去了。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已經宣布將在該年6月底訪問美國，在這一時間節點出台這一決議將使日本感到非常尷尬。這樣，整件事情便陷入停滯，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