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美國族裔遊說與愛國主義兩難
隨著少數族裔在人口規模、經濟和政治地位等方麵的不斷發展，其參與政治的熱情也在上升，同時與其故土的關係也逐漸變得密切。但與族裔遊說不斷發展相伴隨的是，圍繞族裔遊說的爭議也日漸激烈，其核心是族裔遊說是否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積極派認為，族裔遊說將美國與國際社會聯係起來，可積極促進美國的國家利益。但更多的人讚同消極派的觀點，認為族裔遊說使相關遊說團體往往以犧牲美國國家利益為代價，以促進其故土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導致這一爭論的核心原因在於美國愛國主義背後的民族主義化邏輯。基於其移民社會性質，美國往往以愛國主義為由，要求移民在族裔故土與美國之間作零和選擇，並傾向於通過民族主義化操作利用美國公民的愛國主義情感為其服務。正是由於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化邏輯，使得族裔遊說麵臨著一種愛國主義兩難。這一兩難對於不同的族裔而言壓力不同，進而導致了不同的族裔遊說方法和策略的產生。那些麵臨著不利的政治氛圍或更為強大的對抗性族裔遊說力量的族裔團體，往往消極地或者回避故土政治，或者通過證明自身“愛美國”而嚐試促進故土利益；而那些不存在愛國主義兩難的族裔團體則表現得更為積極，可直接為其故土利益遊說，甚至在為其故土利益遊說時還攻擊與其故土相對立的政治實體或與其相對立的族裔團體。猶太裔和阿拉伯裔美國人的遊說及其對抗與古巴裔美國人的遊說，是上述族裔遊說方法和策略的典型案例。
第一節?族裔遊說及其爭論
作為一個移民國家，族裔遊說勢必在美國政治中發揮重要影響。事實上也是如此，自美國建國起，族裔團體便積極參與各種政治生活，遊說隻是其中之一。得益於美國政治結構的三權分立性質以及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所帶來的國內政治空間空前擴大，族裔遊說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也日益凸顯，其中最為明顯的當數猶太裔美國人、古巴裔美國人等。盡管族裔遊說很大程度上將美國與相應族裔的故土更為密切地聯係起來，但由於它往往導致少數人對特定外交議題的把持，特別是與該族裔的故土相關的外交政策議題，進而導致了人們的普遍擔憂，即族裔遊說可能以犧牲美國國家利益為代價推動在特定外交政策議題上的政策製定。
一、族裔遊說的源起與發展
美國是一個由來自不同國家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組成的典型移民國家。自美國建國至今的二百多年裏，各民族對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發展都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移民對美國的影響可以說沒有哪個國家可與之媲美。美國總統卡特把美國的移民現象總結為“美國的特點就在於她的人民的內心和豐富的多元文化”。但也應看到的是，美國種族具有超出種族本身的內涵。如同一位學者所指出的，在一個重視個人價值的社會裏，每個人都生在世代相傳的特定文化模式之中。這種文化模式有著深遠的影響，“我們並不沉湎於過去之中，但過去卻糾纏著我們不放。”由此而來的，移民即使是在成為一個真正的美國人之後，也難以割斷與其故土的感情乃至物質性聯係。也正因如此，族裔遊說——包括為爭取族裔團體在美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而進行的遊說及為促進或反對自身故土利益而進行的遊說——也就成為各族裔和美國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
作為政治遊說的一個子集，族裔遊說的發展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族裔遊說的興起首先來源於美國的移民社會性質。的確，美國民族的形成實乃整個人類曆史上的一大奇觀。多少年來，多達5000萬—6000萬之眾越洋過海，從世界各地來到美國。他們操各種語言，代表著世界上各個民族、各種膚色和宗教。今天，愛爾蘭裔美國人的數量比生活在愛爾蘭的愛爾蘭後裔還多；猶太裔美國人的數量也比以色列的猶太人多；非洲裔美國人的數量也超過了大多數非洲國家的人口。在這樣一個富有多元色彩的社會裏，各族裔都為爭取自身在美國的各種權利而遊說，更為積極的族裔團體則試圖影響涉及其故土利益的美國外交政策，有時其遊說甚至成為特定外交政策的最為重要的決定性因素。隨著族裔遊說的發展，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也正變得更為碎片化。塞繆爾·亨廷頓正確地指出，隨著移民數量的不斷增加，美國的主流文化受到嚴重挑戰，民族認同感下降，美國正邁向多元文化共存的時代；相應地，美國外交也因此而變得更加複雜。
如同其他類型的政治遊說一樣，族裔遊說的興起也是美國政治三權分立的必然結果。族裔遊說之所以可發揮很大影響力，主要原因在於美國政治體係的結構和運作規律。由於美國政治體係的三權分立性質，對政策施加影響所需要的“政治資本門檻很低”。作為一個多元主義的移民國家，美國的政治過程對所有利益集團的遊說都是開放的。族裔團體有權就其自身對美國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發表意見。在既定政策問題需要國會發揮影響時，族裔團體的遊說更有可能獲得成功，因為國會比行政部門要容易滲透得多。盡管就外交政策而言，行政部門是主要決策者，但總統仍需應對來自國會山的反應，特別是當國會為反對黨所控製時。這種情況下，總統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國會控製的。需要指出的是，往往出現的情況是族裔團體總是試圖在國會尋找支持，而行政部門的選擇往往可能與族裔團體的期望是相衝突的。整體上，美國行政部門在外交政策上一般比國會更為平衡。例如，就美國在巴以問題上的政策立場而言，可發現一個規律，即總存在“更親猶太複國主義的國會與更傾向略顯平衡立場的行政部門之間的衝突”。美國的政黨體係也是有利於族裔團體開展遊說活動的一個因素。由於選舉官員往往都是黨內提名的，但這一提名是通過當地的選舉人團來實現的，當地選民對於選舉官員的影響力是必須加以考慮的。在聽從其黨派領導之外，選舉官員還須關注兩股社會力量：一是選舉期間的地方力量，二是華盛頓的立法機構。作為利益集團的一個子集，上述影響美國政治遊說的因素也影響著族裔團體的遊說實踐。
美國族裔遊說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四個時期。盡管族裔從美國建國之初便開始影響國內和外交政策的決策，但直到1910年前族裔遊說都不重要。原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是這一時期的美國人口或移民結構仍相對簡單，且美國在建國後頭一百年多的時間裏更多集中於國家締造——包括經濟建設和國家認同建構，因此政治遊說本身的重要性也不明顯，更別說族裔遊說。在20世紀10至30年代期間是族裔遊說開始發展的第一個重要時期，諸多來自歐洲的族裔團體開始嚐試政治遊說、特別是圍繞外交政策議題進行遊說，其中最為積極的團體包括德國裔、斯堪的納維亞裔、愛爾蘭裔和意大利裔美國人。很大程度上由於美國的國家認同剛完全確立不久，因此這些遊說大多試圖在對故土忠誠與對美國忠誠之間實現平衡，其最終結果是推進了美國的國際中立。
冷戰時期也是美國族裔遊說快速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族裔團體正變得日益強大，並潛在地影響到選舉結果，進而使其政治遊說變得更為有效。例如，在1984年選舉中，共和黨贏得選舉的一個因素便是他們比民主黨更加重視族裔團體的選民。共和黨甚至征召了超過40個族裔團體的選舉誌願工作者。今天，兩黨都非常重視族裔團體，甚至在白宮中還建立有“族裔聯係”部門，專門負責與國內的所有族裔利益集團進行聯係。隨著族裔政治參與的重要性上升，國會內部組建的涉族裔利益的各種連線組織（caucus）也在不斷增加。鑒於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鬥爭的主導，這一時期的族裔遊說保持了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一致；“事實上，所有關注外交政策的族裔團體都是國際主義者，支持美國采取強硬努力對抗蘇聯共產主義，絕大多數都是促進其海外民族的自治。來自西歐、東歐或巴爾幹的美國人都害怕蘇聯的共產主義。猶太裔美國人支持創建以色列國。非洲裔美國人呼籲非洲的去殖民化。後來其他團體——如古巴或亞美尼亞裔美國人——也加入這一行列。”猶太裔美國人遊說團體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merican-Israel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AIPAC）在這一時期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族裔遊說團體，因其對以色列的近乎宗教似的奉獻符合美國將以色列當作其在中東對抗蘇聯影響的盟友的戰略利益，並成為美國拓展該地區影響力的一項資產。
冷戰結束推動美國族裔遊說進入其發展的第四個時期，即多元化和快速發展時期。後冷戰的國際環境為利益集團提供了巨大機遇，主導著已經喪失方向感的美國外交政策。如果國際體係結構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的話，那麼這一因素在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後其重要性明顯下降了。正因如此，利益集團遊說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力在冷戰結束後迅速上升，而族裔遊說的影響力也日益顯現。事實上，正是利益集團遊說為特定外交決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釋，盡管它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族裔團體在美國外交中所發揮的影響遠超過國際關係理論家和政治家所認知的程度。如同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冷戰結束削弱了美國國家相對於社會的控製力，因此很多利益團體正獲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特別明顯的是，自冷戰結束後，美國政府的不同部門，特別是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對於外交政策存在較大分歧。非但如此，即便是美國國會也是分裂的，少有出現兩黨共識的領域。這一“政府主導能力”的削弱賦予有組織的公民利益團體，如族裔團體，更大地影響美國外交的機會。此外，移民遊說團體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門檻現在大大降低，隻要移民遊說團體可支出至少100萬美元用於選舉資金捐助，並在特定的國會各地區控製25萬張選票便可以政治舞台上施展拳腳。“這一團體的影響很可能是‘相當大的’，考慮到它沒有強大的敵對遊說力量，擁有明確的議程，並有能力找到一些可信的盟友。”
二、族裔遊說的影響力來源
族裔遊說的發展正日益成為影響乃至決定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曆史上也不乏族裔遊說發揮重大影響的各種案例。例如，盡管約有80%的民眾反對，但很大程度上由於包括國會黑人連線組織（Black Caucus）和跨越非洲（TransAfrica）等非洲裔黑人團體的遊說壓力，克林頓仍於1994年9月強力幹預海地內政。族裔遊說的影響力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麵，即人力資源、財力資源和組織資源，其組合是否有效將決定族裔遊說能否取得成功。
族裔遊說的成功首先取決於其人力資源是否強大，主要體現為政治參與積極且與故土保持密切聯係。如果一個族裔擁有足夠的人口影響全美層次的選舉特別是總統選舉，其利益訴求將更易為華盛頓所關注。這種影響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對總統大選的影響，二是對國會議員的影響。就總統層次而言，擁有足夠多人口的族裔團體如果再擁有足夠的投票熱情，便可能極大地影響總統大選結果。例如，擁有美國人口12%的愛爾蘭裔人在1992年因克林頓支持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的承諾而集體倒戈，從此前三屆主要支持共和黨轉而支持民主黨，為克林頓的當選作出了重要貢獻。就對國會議員的影響而言，即使特定族裔不具備影響總統選舉的人口數量，但也可能因其人口足夠集中而能影響國會議員的選舉，進而確保其利益關切在華盛頓得到表達。例如，猶太裔美國人是最具影響力的族裔遊說團體，但其人口僅占美國人口的3%。表麵看，這似乎難以解釋猶太裔美國人的巨大影響力。但如果看猶太裔人的人口集中度，情況會完全不同。據估算，約有90%的猶太裔人主要集中在12個關鍵州中，其中在紐約的猶太裔美國人占紐約人口的9%。一方麵由於其主要選票投向民主黨，另一方麵由於其投票熱情是紐約州平均水平的2倍，因此猶太裔美國人的選票對該州參眾議員選票的影響可能達到30%的權重。這樣，僅通過紐約州的選票，猶太裔美國人便能重大地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特別是中東政策。
人口集中有利於族裔遊說，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口分散的族裔便完全處於不利地位。事實上，由於其人口分散，一個族裔可能同時針對多個議員施壓，進而使其訴求被聆聽的機會得以增加。當國會議員並不反對特定族裔團體的政策訴求時，該族裔團體說服國會議員支持自身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希臘裔美國人的成功遊說便是典型例子。希臘裔美國人分布相當廣泛，其人口最多的前5個選區僅有其總人口的6.8%，前12個選區加起來也不過19.3%。盡管如此，希臘裔的遊說仍是相當成功的。
在選民力量之外，財力資源是否充分也決定著族裔遊說的成功可能。沒有人否認選舉捐獻對於選舉官員的影響力；盡管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但族裔團體的選舉捐獻同樣能重大地影響選舉官員的政策傾向。需要指出的是，選民的捐獻並未被限定在選民自身所在的選區；來自選區外的選民也可在他們自身不具備投票權的選區進行捐獻。這意味著如果族裔遊說團體在一個選區內不具備重要影響，它仍能通過選舉資助的捐獻而影響這一選區的候選人。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美國人對南達科他州1996年參議員選舉的影響，盡管這兩個族裔在該該州的人口本身都不足以影響選舉結果。印度裔資助的共和黨候選人拉裏·普雷斯勒（Larry Pressler）反對為巴基斯坦提供軍事援助。但他的對手民主黨候選人蒂姆·約翰遜（Tim Johnson）卻得到了大量的來自巴基斯坦裔美國人的資助。最終，約翰遜取得了勝利，當選美國參議院參議員。向政治候選人捐獻進而獲得族裔遊說成功的另一個例子是古巴裔美國人。1992年的初選中，克林頓在一次到邁阿密“小哈瓦那”的訪問中，他當場就得到了30萬美元捐獻，此後還得到了16萬美元的古巴裔美國人的捐獻。這些捐獻都是在克林頓宣布將對古巴采取強硬立場之後，這一立場事實上正是大多數古巴裔美國人所支持的。
在所有為政治選舉捐獻的族裔團體中，猶太裔美國人的捐獻是最多的。他們“為民主黨的全國而不是州和地方選舉捐獻的資助超過總額的一半”。大多數資金都是通過政治行動委員會捐獻的。親以色列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主要有“公民組織的政治行動委員會”（Citizens Organized PAC）、“華盛頓政治行動委員會”（Washington PAC）和“核心地帶政治行動委員會”（Heartland PAC）。這些政治行動委員會使用一種秘密政治行動委員會戰略，即盡管他們僅關注促進美國的親以色列政策這一個議題，但他們期望將之隱藏起來。這樣，他們使用一些與以色列無關的名稱，使人難以追蹤猶太裔美國人的政治捐獻。使得這些親以色列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得以暴露的，正是他們為了促進親以色列的政策所花的大量選舉捐獻，如通過捐獻來支持親以色列的候選人擊敗那些不親以色列的候選人。到20世紀80年代中，其選舉捐獻已經達到了380萬美元。此後資助的力度不斷提高。10年之後，“在一次單一的選舉中，就有61個親以色列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捐獻了300萬美元。從1990年至2004年，親以色列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共計為聯邦層次的候選人和政黨捐獻了4130萬美元。到2003年，親以色列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數量已經超過100個，再加上單個的猶太裔美國人的捐獻，僅1996年選舉中，猶太裔人的政治捐獻就達到了2500萬美元。”
僅有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是不夠的，族裔遊說的成功還取決於其是否擁有充分的組織資源來對前兩項資源加以有效利用。“隻有當其擁有主要目的是影響決策者製定有利於該族裔團體的利益的組織時，族裔團體才會成為真正可靠的政治力量”。一個強大的族裔利益集團的特征之一是其組織資源的強大。這一強大體現在有特定的族裔團體機製來實現特定的任務，如保證團體內部的團結，與其他團體在特定議題上組建聯盟，向決策者和美國公眾宣傳和倡導其團體立場，並監督政治發展等。首先，一個組織所麵臨的挑戰之一是維持團體內部的團結。在一個族裔團體可遊說決策者之前，需要有一個對於族裔團體的政策偏好的意識形態共識，需要有明確界定的政策目標。當然，由一位領導著組織的事業家來為族裔團體製定議程並賦予方向也是可以的，但這麵臨著事業家本人的離開、退休或去世。為避免由此導致的危機，族裔遊說組織的機製化就顯得非常重要，這就意味著必須發展出“遴選組織領導和發展共識的機製化的程序”。猶太裔美國人的遊說團體被認為是其他的族裔團體的“組織榜樣”。其次，在維持團體的同時，族裔組織要實現成功也需要建立聯盟並參與議程設定。美國的族裔遊說需要界定三種訴求：價值訴求、經濟訴求和安全訴求。價值訴求，如人權和民主，已經為好幾個族裔團體所占據，如非洲裔、愛爾蘭裔、古巴裔、亞美尼亞裔和東歐裔等的族裔團體。經濟訴求事實上每個族裔團體都有，倡導美國為其故土提供更大的援助，或限製為其故土對手提供援助，甚或限製製裁其故土的特定政府。安全訴求對於族裔遊說團體來說是最關鍵的，因為這些要求可能導致美國為了外國的生存而卷入軍事衝突。猶太裔在這一點上也很成功，使美國反複保證將會確保以色列的安全。為了實現這些不同的目標，族裔團體可能需要建立聯盟。“發展和參與聯盟有利於拓展組織資源，因為不同的聯盟夥伴可能提供完全不同的資源。”最後，族裔團體組織的另一個重要使命是密切跟蹤甚至識別決策過程。當族裔團體明確了其政策偏好之後，他們需要監督公眾和決策者對這一偏好的反應。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便需要有一個很好的聯絡網，特別是媒體、白宮或國會中能提供內部消息的人。能保證得到總統的支持當然是非常好的，但這也往往比較難。因此，雖然白宮很重要，族裔遊說往往聚焦於國會，特別是眾議院，因為那更容易。在建立外部關係網的同時，族裔遊說團體自身如何培養政策決策者也非常重要。
三、族裔遊說的爭論
隨著族裔遊說的快速發展，圍繞族裔遊說與美國對外政策的方向和目標產生了大量的爭論。這種爭論的根源在於族裔團體與其故土的特殊情感甚至物質聯係導致的族裔遊說是否會與美國的國家利益相衝突的問題展開，可分為積極派與消極派兩個陣營。
對族裔遊說持積極觀點的人認為，族裔遊說有三個積極功能。首先，它可促進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的美國的大融合。持積極論者認為，美國政治體係對少數族裔影響力的開放是美國民主體係的價值所在。族裔遊說被認為有助緩解美國內部的族裔緊張關係；“正是因為美國政府對於族裔影響力的開放，引導了族裔團體在全球從事民主與人權事業，也使他們在國內更加承諾於自由民主和多元主義價值觀。”很大程度上，冷戰結束導致美國對外政策向更多普通公眾開放，促進了族裔團體的政治參與和遊說活動的增加。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決策中大量湧現的族裔遊說是件好事；它標誌著這些團體在“今天的美國生活中獲得了令人尊重的地位”，同時他們也願意“在美國外交事務中發出有意義的聲音”。這有利於美國民主的進一步發展，美國政府和人民應當對此表示寬容。
第二，族裔遊說明顯可增進美國與相應族裔的故土的聯係。很多學者都指出，作為聯係美國與其故土的橋梁，族裔遊說有助於促進美國國內價值觀的海外推廣。族裔遊說之所以變得日益強大，是因為他們擁有關注其故土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各方麵情況的專家人才，這正是決策者所需要的。但應指出的是，族裔遊說團體成員往往同時兼具兩種身份認同：一方麵，他們已經被同化為美國人；另一方麵，他們也保持著對其故土的強烈認同。因此，為了確保政治遊說的成功並實現兩種身份認同的相互平衡，極易出現一種意識形態的重合。這樣，族裔遊說的功能往往是在海外推廣美國的國內價值觀，“擁抱美國外交的道德指南”的少數族裔團體可能成為“美國使命的海外推廣者”。例如，非洲裔美國人在其反種族隔離的鬥爭中“圍繞美國的民主、多元主義、民族自決和人權等理想”建立起了其外交議程。
第三，族裔遊說還具備一種監督作用，可維護美國價值觀的純潔。族裔團體的影響力有助於確保這些理想和價值觀在美國外交決策中得到貫徹和實施。通過在美國政府忘記其對民主和人權的承諾時施壓，這些族裔團體可成為美國的道德指南。他們的壓力可限製美國與“專製政權的關係”，並確保族裔遊說團體不會被無視，因為基於民主、人權的外交政策取向是不會被認為應該向應急性的、臨時性的戰略讓步的。例如，由於族裔遊說發揮了影響，美國幫助了海地絕望的人民拯救其民主，而不是像國務院和五角大樓所建議的那樣不介入。盡管也可能存在一些消極麵，但總體上族裔遊說對美國的民主來說是好的，因為它會不斷提醒人們，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需要遵循民主人權價值觀。
相比之下，消極派的影響要大得多，淵源也更為流長。例如，早在1977年，喬治·凱南就指出，冷戰期間，族裔遊說團體為了其故土利益而對美國外交政策施加壓力的例子很多；盡管這未必與美國國家利益衝突，但族裔遊說團體顯然不那麼把美國的國家利益當回事。
消極派的核心論點來自於兩個相互聯係的方麵。一方麵，消極派並不否認積極派的觀點，也同意族裔團體應當以某種方式參與到美國政治過程中，並有權利使其聲音被聽到，但認為族裔遊說的作用超過了應有的限度。對他們而言，核心問題是目前族裔遊說發揮影響力的程度太大了。族裔遊說的影響力上升的消極意義遠大於積極意義，可能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學者甚至認為，在存在大量族裔遊說團體試圖將其觀念強加到整個國家的情況下，美國是不可能形成清晰的內在邏輯一致的外交政策的。族裔遊說的本意可能並不是這樣的，但強加其訴求卻是其內生的要求。“開國之父們本來可能擔心‘多數人的暴政’，進而為少數人的權利提供了特別保護，但在這裏，隨著大量的公民利益可影響華盛頓，‘少數人的暴政’同樣存在可能。”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擔憂為消極論者提供了更為完善的理論支持。例如，薩繆爾·亨廷頓認為，冷戰結束導致對“多元文化主義的頂禮膜拜”，進而主要通過族裔遊說而來的族裔政治影響力大大上升。盡管族裔遊說團體的利益可能與美國國家利益一致，但他們“往往犧牲更大的美國國家利益和美國與盟友的關係”。對多元文化主義和族裔政治影響力的擔憂也是著名曆史學家小施萊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Jr.）的一個寫作主題。還有的多元文化主義者聲稱，族裔團體因其與故土的聯係，“賦予其界定美國在相應領域的外交政策以特別的權威”。例如，古巴裔、亞美尼亞裔、土耳其裔、希臘裔、猶太裔和非洲裔遊說團體都可能重大地影響甚至決定美國對相應的地區的外交政策。
另一方麵，由前一方麵而來的，消極派往往質疑族裔團體的愛國主義，認為族裔遊說團體“往往將其故土利益置於美國利益之上”。由於族裔團體經常為有利於其族裔故土的政策而進行遊說，這樣他們將其故土利益放在了美國利益之上，將不利於作為整體的美國的利益。盡管美國法律嚴格限製外國政府就影響自身的政策進行遊說，但他們仍可通過美國國內的族裔遊說來影響政策，在這些族裔團體願意這樣做的情況下。一個典型例子便是猶太裔美國人與以色列政府的關係。雖然猶太裔美國人未必讚同以色列政府的所有政策，但卻決不會公開反對，相反會繼續為以色列政府進行遊說。對於多數人而言，這是不可接受的，族裔團體應當將美國的國家利益置於首位。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圍繞以色列展開的遊說活動可能以一種既非美國國家利益、也非以色列國家利益的方式改變了美國的中東政策”。又如，古巴裔美國人遊說通過了《赫爾姆斯—伯頓法》，其後果是該族裔團體的利益完全壓倒了美國的整體性戰略利益。由於“需要佛羅裏達州的古巴裔人的選票”，克林頓忽視了美國的重要盟友特別是歐洲朋友的利益，損害了美國與那些國家的關係。
總體而言，對族裔遊說的消極觀念主導了美國有關族裔遊說的討論。有學者指出，“族裔團體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揮的作用比一般認為的要大得多”，族裔遊說的消極後果可能壓倒其積極後果。在他看來，更嚴重的問題似乎是：在麵對這些力量時，如何維持適當的政府自治，以保證政策與共同善（common good）的要求相一致？另一項研究從美國公民政治參與的角度印證了這一擔憂：普通公眾對外交政策要麼缺乏興趣、要麼缺乏了解，隻有5%的美國公眾對特定時間裏的特定外交政策——不包括與戰爭或和平相關的關鍵問題——態度“積極”，這賦予那些組織良好的族裔團體可乘之機，他們可在特定問題上全麵動員自身，從而獲得相當大的政策影響力；政客們可能也因此無須害怕他的其他選民而對族裔遊說團體妥協。亨廷頓甚至明確警告，美國國內敵對的族裔甚至可能引發“代理戰爭”，其代價是犧牲美國國家利益。
第二節?族裔遊說策略與愛國主義兩難
消極派質疑族裔遊說團體的愛國主義，在美國普通公眾中能引起強烈共鳴。導致這類擔憂的根本原因仍在於美國的移民社會性質：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美國團結全體公民的手段並不多，愛國主義可謂其中最為重要的手段。但由於移民團體的雙重忠誠，因此族裔遊說團體的愛國主義往往麵臨被民族主義化的危險。美國人一向擔憂外來移民的愛國主義，因此也一貫強調，移民不能在忠於美國的同時也忠於其故土。例如，在1907年一次演說中，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說，“我們必須堅持……（移民）必須在每個方麵都成為美國人，純粹的美國人……這裏不能有可分割的效忠。任何聲稱自己同時是美國人和其他國人的人，根本上都不是美國人。我們隻能有一麵國旗，即美國國旗……我們隻能有一種語言，即英語……我們隻能有一種忠誠，即對美國人民的忠誠。”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則更為輕蔑地說過，那些“帶破折號的美國人”——即各族裔的美國人——可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這句話影響到美國的許多種族群體，後來使他們對於用破折號稱呼他們的做法一直耿耿於懷。正因為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化，族裔遊說普遍麵臨著一個愛國主義兩難：即往往需要在美國與其故土之間選邊。當然，這一兩難對不同的族裔團體來說所帶來的影響並不相同，因此也導致了不同的族裔遊說策略，主要可以分為消極遊說和積極遊說。
一、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要討論族裔團體麵臨的愛國主義困境，首先需要理解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化這一現象，即深入辨識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這兩個術語盡管存在非常大的差異，但卻往往被等同使用：不光普通大眾對此不加區分，就連嚴肅的學術著作也是如此。比如，著名的左派曆史學家、民族主義研究的大師之一霍布斯鮑姆（E.J.Hobsbawm）在其著名的《1870年以來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就使用過諸如“民族愛國主義”（national patriotism）、“民族的或國家的愛國主義”等術語，他還把英國都繹王朝時期的原始民族主義視為與當代愛國主義相類似的東西；但在別的地方，他又試圖將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進行區分，“民族主義是種與國家愛國主義相區別的政治力量”。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混淆，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人們已經或正在遺忘其曆史、遺忘其真正的過去。“在曆史中，真正的愛國主義者持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原則及與一個與現代民族主義大不相同的公民觀念相聯係的實踐。”事實上，無論是從概念內涵、實質、表現還是倫理價值等方麵看，愛國主義都與民族主義存在著重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