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上帝呢？我多麼願意和聖奧古斯丁一起歌頌上帝：“你的歲月無往無來，永是現在，我們的昨天和明天都在你的今天之中過去和到來。”我多麼希望世上真有一麵永恒的鏡子，其中映照著被時間劫走的我的一切珍寶，包括我的生命。可是，我知道，上帝也隻是詩人的一個避難所！
在很小的時候，我就自己偷偷寫起了日記。一開始的日記極幼稚，隻是寫些今天吃了什麼好東西之類。我仿佛本能地意識到那好滋味容易消逝，於是想用文字把它留住。年歲漸大，我用文字留住了許多好滋味：愛，友誼，孤獨，歡樂，痛苦……在青年時代的一次劫難中，我燒掉了全部日記。後來我才知道此舉的嚴重性，為我的過去歲月的真正死亡痛哭不止。但是，寫作的習慣延續下來了。我不斷把自己最好的部分轉移到我的文字中去，到最後，羅馬不在羅馬了，我藉此逃脫了時光的流逝。
仍是想象中的？可是，在一個已經失去童年而又不相信上帝的人，此外還能怎樣呢？
1992.5
探究存在之謎
一
如同一切“文化熱”一樣，所謂“昆德拉熱”也是以誤解為前提的。人們把道具看成了主角，誤以為眼前正在上演的是一出政治劇，於是這位移居巴黎的捷克作家便被當做一個持不同政見的文學英雄受到了歡迎或者警惕。
現在，隨著昆德拉的文論集《小說的藝術》中譯本的出版，我祝願他能重獲一位智者應得的寧靜。
昆德拉最欣賞的現代作家是卡夫卡。當評論家們紛紛把卡夫卡小說解釋為一種批評資本主義異化的政治寓言的時候，昆德拉卻讚揚它們是“小說的徹底自主性的出色樣板”，指出其意義恰恰在於它們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綱領和意識形態麵前保持完全的自主。
“不介入”並非袖手旁觀，“自主”並非中立。卡夫卡也好，昆德拉也好，他們的作品即使在政治的層麵上也是富於批判意義的。但是，他們始終站得比政治更高，能夠超越政治的層麵而達於哲學的層麵。如同昆德拉自己所說，在他的小說中，曆史本身是被當做存在境況而給予理解和分析的。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政治批判也就具有了超出政治的人生思考的意義。
高度政治化的環境對於人的思考力具有一種威懾作用，一個人哪怕他是笛卡爾，在身曆其境時恐怕也難以怡然從事“形而上學的沉思”。麵對血與火的事實，那種對於宇宙和生命意義的“終極關切”未免顯得奢侈。然而，我相信，一個人如果真是一位現代的笛卡爾，那麼，無論他寫小說還是研究哲學，他都終能擺脫政治的威懾作用，使得異乎尋常的政治閱曆不是阻斷而是深化他的人生思考。
魯迅曾經談到一種情況：呼喚革命的作家在革命到來時反而沉寂了。我們可以補充一種類似的情況：呼喚自由的作家在自由到來時也可能會沉寂。僅僅在政治層麵上思考和寫作的作家，其作品的動機和效果均係於那個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一旦政治淡化（自由正意味著政治淡化），他們的寫作生命就結束了。他們的優勢在於敢寫不允許寫的東西，既然什麼都允許寫，他們還有什麼可寫的呢？
比較起來，立足於人生層麵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寫作生命，因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們的一個心靈事實。他們的使命不是捍衛或推翻某種教義，而是探究存在之謎。教義會過時，而存在之謎的謎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被窮盡的。
所以，在移居巴黎之後，昆德拉的作品仍然源源不斷地問世，我對此絲毫不感到奇怪。
二
在《小說的藝術》中，昆德拉稱小說家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說的使命確定為“通過想象出的人物對存在進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為人知的方麵”。
昆德拉所說的“存在”，直接引自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盡管這部巨著整個兒是在談論“存在”，卻始終不曾給“存在”下過一個定義。海德格爾承認：“‘存在’這個概念是不可定義的。”我們隻能約略推斷，它是一個關涉人和世界的本質的範疇。正因為如此，存在是一個永恒的謎。
按照尼采的說法，哲學家和詩人都是“猜謎者”，致力於探究存在之謎。那麼，小說的特點何在？在昆德拉看來，小說的使命與哲學、詩並無二致，隻是小說擁有更豐富的手段，它具有“非凡的合並能力”，能把哲學和詩包容在自身中，而哲學和詩卻不能包容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