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汀陽
人人皆知一個好世界的理想與現實世界的距離，但對理想所處方位的理解有所不同。以東、西兩個古人的理解為例：在柏拉圖看來，一切現實都有缺陷，完美理念本身永遠隱藏在現實不可觸及的“背後”。柏拉圖想像的好世界是個人人按照公正原則而各得其所的“理想國”。理想國是個傳神意譯，原義是理論上的完美“共和國”，乃世之公器。處處公正的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是理想國。按照《禮記·禮運》的傳說，孔子想像的好世界是個大同社會，基本原則是和諧，人們不圖獨占財富，而且助人為樂，以至於可以夜不閉戶。和諧與公正非常不同，和諧的基本精神是分享同樂，而公正是該得什麼就得什麼。
中國傳統中的理想主義采用的是一種“退化史觀”，好世界並非前所未有的事情，而是一種早已失落的遠古存在，是一個懷念的對象，而現實世界一代不如一代，以退化史觀描述的世界，就是從大同社會退化為小康社會，進而退化為禮崩樂壞的亂世。這種理想主義總是好古的。與此相反，基督教創造了西方的“進步史觀”，好世界被設想為曆史的終點，一切苦難都是通向最後拯救的步驟，在最後得救之後人將在天堂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進步史觀把理想定位在現實的“未來”。基督教進步史觀的兩大俗世版本一個是共產主義，一個是民主主義。這兩個俗世理想有個同樣的問題，這就是，它們都缺乏關於“好”的明確標準。理想國的標準是公正，大同社會的標準是和諧，但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價值標準卻不明確。共產主義想像的是應有盡有，這是要求一個有限世界包含無限多的資源。這不是標準，而是一個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不可能滿足的。民主主義的邏輯是遵從多數人的選擇，這裏也沒有標準，因為這種選擇是不確定的。多數人的選擇可能是納粹，或者種族主義，或者殺富濟貧，至少這在邏輯上都是可能的。
前兩年我寫了本討論政治哲學的書，叫《壞世界研究》，試圖現實地討論關於世界的想像。之所以選擇“壞世界”這個名詞，是想找到一個最簡練最樸實的詞彙來表達迄今為止的真實世界，而且對可預見的未來世界也多半合適。我們所談論的壞世界不等於壞生活。壞生活總是屬於具體人的生活，某些人生活過得差不等於世界是壞的，同樣某些人過得好也不意味著好世界。壞生活或與艱難時世有關，但更與個人命運有關，就是說，壞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是個人生活的失敗，並不能完全同構於社會。壞世界則是人類整體的命運，沒有人能夠獨自擺脫壞世界，因為每個人都是壞世界的共謀。盡管壞世界中的某些既得利益者有能力免於壞生活，但仍然無法逃離壞世界。區分清楚壞世界與壞生活，也許有助於理解這個人人有份的現實世界，而避免從主觀感受尤其是從個人的壞生活角度去批判或控訴現實。
不少人問我壞世界的定義，這是個難題。既然壞世界就是迄今為止的現實世界，人人都親身經曆親眼目睹，而且都是壞世界的共謀，人人都知道壞世界，就像知道成敗榮辱，因此，壞世界並不必需一個定義，也很難有個完美的定義，就像很難完美地定義什麼叫成敗榮辱。不過我很願意給出一個雖不完美但可能有助於說明問題的定義：壞世界就是人人明知故犯所造就的世界。蘇格拉底有個論斷：無人自願犯錯誤。他論證說，人犯錯誤是因為不知道什麼是有益的事情，如果人們知道了什麼是有益的事情，當然不會傻到去選擇錯誤。這是理性主義的最重要假設，在理論上幾乎無懈可擊。奇怪的是，現實情況往往與之相反，人們明知欺騙、壓迫、衝突和戰爭並不能心想事成，往往事與願違，損人也自損，其實無望實現排他利益最大化，而良好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它能夠改善共同幸福或同時改善各自的幸福，但欺騙、壓迫、衝突和戰爭卻無時不在地加深著這個壞世界的“壞”。我的問題是：為什麼人們明知故犯？這個問題並不是否定蘇格拉底的論斷，而是一個更深入的質疑，就是說，一定有什麼深刻的原因誘導人們明知故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