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住手腳的官不好做，我們不做。要做，就得放開手放開腳，自由自在地做，這就是在民主的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他（包瑞德）說：“不做不好。”我問：“為什麼不好？”他說：“第一，美國人會罵你們；第二，美國人要給蔣介石撐腰。”我說：“你們吃飽了麵包，睡足了覺，要罵人，要撐蔣介石的腰，這是你們美國人的事，我不幹涉。現在我們有的是小米加步槍，你們有的是麵包加大炮。你們愛撐蔣介石的腰就撐，願撐多久就撐多久。不過要記住一條，中國是什麼人的中國？中國絕不是蔣介石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總有一天你們會撐不下去！”（《毛澤東選集》第四冊，第1031頁）
毛澤東口氣很大，充分顯示不可能參加做官的聯合政府，然而赫爾利初未料到蔣介石連做官的聯合政府都不太情願，更不必談1944年9月在國民參政會上，所提出的廢止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要求了。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抗戰期間雖然國共合作，但中國共產黨仍然是非法的，共產黨參加國民參政會是以“文化團體”的名義出席的，可見蔣對中共一直采取否定態度。除非中共自甘否定，無論“合作”或“聯合”都無法真正落實。
赫爾利抵渝時，蔣介石與史迪威已鬧得很不愉快。史迪威向蔣展示羅斯福的譴責函後，赫派史之不是，有助於蔣介石的“以夷製夷”，幫忙把史迪威給“製”掉了。史迪威離華後不久，美國駐華大使高斯也辭職，遺缺即由赫爾利於1944年11月承繼。赫爾利大使便成為蔣介石的護航員，1945年5月國民黨召開六全大會，赫爾利更產生樂觀的幻想，以為蔣會走民主的路，中共可被迫合作（BuhiteHurleyandAmericanForeignPolicy，p.214），殊不知蔣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明說要“消滅共產黨”（原件今存南京二檔館國民黨中央黨部檔），而非合作，因而讚同蔣召集蔣所控製的國民大會，無視各黨派聯合政府的主張，並附和蔣要求中共交出軍隊、交出地方政權，最多隻能從蔣獲得中共“合法地位”的讓步。1945年4月，赫大使在美京華府更發表聲明，強烈支持蔣介石政府，替蔣之國民大會捧場；指責中共是分裂主義者，拒絕參加聯合政府。赫爾利以為蔣之國民大會若成功召開，中國便可民主統一了。結果他“擁蔣反共”的立場，得罪了毛澤東，被毛指為與蔣合唱反共雙簧，鼓勵蔣打內戰。7月間召開的參政會，中共也拒絕參加了。
赫爾利的扶蔣、擁蔣立場也引發重慶美國使館內部的劇烈爭辯，使館人員如謝偉思等認為赫爾利的做法，將使國共內戰不可避免，有違美國政策。他們甚至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而非重慶。要軍援延安，告知蔣即可，無須與他協商。把一切的賭注都放在蔣之一邊，何異與僵屍共舞。赫爾利則怒斥這些人“親共反蔣”，甚至送上紅帽子。（參閱Eshericked.，LostChanceinChina，p.333-363）大使與使館職員的辯論，取決於政治多於雄辯，而羅斯福正風燭殘年、奄奄一息，自然站到大使的一邊，不久於4月中旬病逝，美國的政策遂定位於“扶蔣”之上，軍援中共之意亦完全打消。（參閱Buhite，HurleyandAmericanForeignPolicyp.193-194）
赫爾利自斯大林獲得更明確不支持中共的保證，這位國際共產首領甚至向美國人說，延安中共並非真正的共產黨（此點很可能受到王明的影響），也不認為毛澤東可能奪取政權。即使蔣要吃掉延安，他也不在乎，更讚賞蔣是一“大公無私的愛國者”。此顯然完全讚同美方的扶蔣政策，故赫爾利向剛上任的杜魯門總統說：“斯大林無條件地同意美國對華政策。”（見《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集》第七卷，第340頁）赫於4月24日返回重慶後，深信由於蘇聯的合作，可以逼中共就範，統一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之下。但是毛澤東於6月11日中共七大會議上，發表談話，題目是《愚公移山》，公開反對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全文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冊，第1001—1004頁），並不就範。蔣介石老實不客氣，於7月21日，指示胡宗南向陝、甘、寧邊區的淳化縣發起攻擊，進駐爺台山、威脅延安。中共《新華日報》大舉揭露此事，攻擊重慶發動內戰。美國畢竟不願見內戰發生，更不願在日本投降之前，國共繼續發生嚴重軍事衝突，魏德邁將軍乃命美軍人員分駐國共接壤之處，以製止之。（參閱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527、5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