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越勝
思享家叢書推出了《問道者——周輔成文存》，徐曉命我為周先生的文存寫幾句話。雖說隨先生讀書有年，但對先生的思想學問遠未了解透徹，學習先生思想本已綆短汲深，置喙先生著作更屬自不量力，隻能就先生文集的編選原則和讀後感想略說幾句。
文存共收十三篇文章，大致可分四個單元。
其一，關於道德哲學的討論。周先生一生致力倫理學，道德哲學是他用力最勤的領域，《論中外道德觀念的開端》詳述“仁”與“義”，即現代人所談的“愛”與“公正”，其立意在道德哲學之根本處。《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則專論“一切倫理學問題的提出者”亞裏士多德的思想。《戴震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討論中國古代哲人有關人性、人情與統治者的關係。《唐君毅的新理想主義哲學》和《吳宓的人生觀和道德理想》則探討現代中國思想者在深化中國倫理學思想方麵所獲的成果。
其二，以不同角度觀察西方道德哲學。《近代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的人性論與人道主義》鳥瞰從文藝複興到十九世紀西方人道主義思想的流變與傳承。《論莎士比亞的人格》，則是從西方文學經典中觀察道德人格的典範之作。《克魯泡特金的人格》則指明愛與人道如何在西方哲人身上煥發出蓬勃生命力。
其三，憶友人。《許思園的人生境界和文化理想》、《回憶唐君毅先生》兩篇文章中記述的那些誠摯又高貴的友誼，令人高山仰止。
其四，個人回憶與反思。《我所經曆的二十世紀》記載一位世紀老人一生求索的過程，《
後記》表明先生老驥伏櫪的赤誠，《人間野語：這個世界可愛嗎》，則是老人撼人心靈的反思。 我希望這四個單元能大致勾勒周先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問道精神。 讀周先生的著作，不免會想起他們的這一代學人。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轉型的急風暴雨，幾乎將他們連根拔起。如果說問學於民國時代的這批學人，尚能稍葆中華文脈之緒餘，而一邊倒地學習蘇聯之後，他們的命運隻能是“高柳晚蟬，說西風消息”（《薑白石·惜紅衣》）。新時代移植過來的意識形態和中華人文傳統格不入。傳統士林的那一套倫理規範枝葉凋零，民國以來的這一代學人也是“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不過，周先生卻有點特殊。雖然他也曾誠心誠意地脫衣洗澡，卻總抹不掉古代聖賢點燃在心的那一點星火。一時間操著不熟練的時興詞語，練著一門新“外語”，卻在更深夜闌時，又和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聊個沒完。他不像有些老先生，能橫下心來“硬轉”，總有點瞻前顧後，左右彷徨。有時心裏也責怪自己“跟不緊”，可回來再讀讀聖賢書，索性下決心當個“不懂事兒”的人。他對那些搖搖擺擺、見風使舵的新潮人士，骨子裏鄙夷得很。可天網恢恢，他也隻能訥訥其言，顧左右而言他。但他絕不去阿諛逢迎，主動渾水，自覺不自覺地堅持著那點清流風骨。就是這點清流的氣質讓我們這些“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人依稀得見中華士人的身影。 “清流”一詞不見於中華士林久矣。前些年，似曾見有“文化名流”對之痛加抨擊。人在濁流，清流一詞便格外刺目，讓那些貪婪的眼睛不舒服。 所謂清流，指那些恪守儒家基本信條的士人。漢末清流主將範滂與中常侍王甫辯詰，引孔子的話，說“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自己“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這就點明了清濁流涇渭之分的意義。他慨然歎道：“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顯然，他以善惡之分表明了清流理想：以古聖賢闡明的善道規範自己的修為，抗擊現實中的惡勢力，實現國泰民安的治世。所以清流諸公，居廟堂，則勤勉朝政，提攜直士，用儒家大義，督促天子循道行事；處江湖，則指撥朝政，品評公卿，用自身的人品為世人樹立楷模。這種理想一時間應者雲集，“婞直之風，於斯行矣”，竟使“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清議之名大行於漢末，但清濁流兩分於士林，則早見於先秦諸子。孔子之斥“鄉願”為“德之賊”，而這些鄉願也有士人的麵貌。荀子分辨更為詳細，他所謂“古之仕士”、“古之處士”（《荀子·儒效》），皆是他托古以彰心中士的理想。符合這個理想的人，荀子稱之為“士君子”，士君子便是清流。荀子對士之內在規定性最明確的要求是“從道不從君”。士參與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價值追求、仁義之道為依歸。這便是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確立的基本士則：“士誌於道”。 在儒家眼中，道既代表一種形而上的終極價值，又代表個人道德修養的至高境界。同時，又是修、齊、治、平的手邊規則。可以說，這個道是士之生存的根本，遠超過具體儒士的個人生命。中國古代士人心中都不失清流理想，這就要求他們在道德操守上極重廉恥。一個讀書人，一旦被清議視為“不入流”，視為“寡廉鮮恥”，就信義全失，無法立足士林。 這是因為古之讀書人有一套自己的價值標準，“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為己任，不亦重乎？”弘毅之士，在權勢與道義發生衝突時，一定會“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孟子·盡心上》）。因為在弘毅之士看來，君位無常，春秋嬗遞，而唯有道至高無上，萬古不變，統攝著逝水般的現實世界。用宋人呂坤的話說，“故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能以勢相奪。即奪焉，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呻吟語卷一之四·談道》）須知宋人口中的理，便是道。所以在古人看來，從本體上論之，道高於勢，士人豈可去高就低？ 周先生的人格篤實方正，樸厚自然。他淡泊名利，疾惡如仇。他在學業上問道求真，知行合一，以弘揚人文理想為己任，在大是大非麵前循道而行，這些特征都帶著中華“士君子”的清流遺風。但是，中國古代士人中的清流並非完美的知識人，他們理性上的缺陷和個人道德操守上的完美並不相稱。在封建製度下，清流們的政治訴求隻能依附於專製王權，他們爛熟於胸的儒家經典，能使他們成為“真君子”，但不能使他們成為有獨立批判精神的知識人。而周先生自幼打下了深厚的中學根基，深諳儒學經典中對士人操守和流品的要求，同時他問學於最具開放性與創造性的民國學術界，其學術視野是世界性的。 周先生是介紹康德《判斷力批判》入中國的人，對康德哲學中的理性批判方法了然於心。他所受的現代哲學訓練使他具備了現代理性所要求的批判精神。同時，他所喜愛的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斯賓諾莎等諸位先哲，教誨他把人類終極關懷放在心間。周先生的批判理性使他對社會與政治的關注貫穿著西方人文精神：求真、求愛、求正義，貫穿著由真、愛、正義所帶來的美，以美的標準作為批判現實的武器，批判的理性則會在更高的層次上展開。 周先生服膺亞裏士多德的原則：“希望自己能夠學習高尚與公正，即學習政治學的人，必須有一個良好的道德品性”（《尼各馬可倫理學》）一旦我們個人向善的行為受到阻礙，堅持善的信念就成了政治行為。而“一個好的行為本身就值得追求”。不要問我們能否成功，向善的行為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幸福。 先生雖逝，故理猶存。讀先生書，在學習思考中，回眸中華士林清流絕響，反思現代理性批判精神，難道不能給我們一點啟示？ 注：本文集中的文章多選自萬俊人先生主持、編纂的《周輔成文集》，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