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在填詞方麵取得了巨大成功，王國維開始將興趣愛好轉向了戲曲，從而在學術研究中又“搶占”了一個製高點。其代表作品就是戲曲史方麵的開拓之作《宋元戲曲史》（又名《宋元戲曲考》），而這離不開王國維本人獨到的文化視野。
《宋元戲曲史》是王國維東渡日本後寫的。因為辛亥革命爆發，王國維和羅振玉避居日本，王國維聽從羅振玉建議，開始以“返經信古”、“守先待後”自任，學術興趣逐漸由文學轉向史學。在興趣轉向還沒有完全完成時，商務印書館約請他撰寫《宋元戲曲史》，這就使得王國維有機會將他曆年來的戲曲研究成果作一總結性撰述，且此時經濟上依賴羅振玉，雖稿酬不多，然不無小補，於是他欣然應允，並在3個月之內迅速完成。王國維在1913年1月5日致繆荃孫的信中說：“近為商務印書館作《宋元戲曲史》，將近脫稿，共分十六章。潤筆每千字三元，共五萬餘字，不過得二百元。但四五年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記心所儲藏者，借此得編成一書，否則荏苒不能刻期告成。惟其中材料皆一手搜集，說解亦皆自己所發明。將來仍擬改易書名，編訂卷數，另行自刻也。”王國維隻花了三個月就完成了全部工作，並不意味著《宋元戲曲史》是一部粗製濫造的作品，相反，它是在許多前期工作的基礎上完成的一氣嗬成之作。正如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的序言中所說的那樣：
往者，讀元人雜劇而善之；……輒思究其淵源，明變化之跡，以為非求諸唐宋遼金之文學，弗能得也；乃成《曲錄》六卷，《戲曲考源》一卷，《宋大曲考》一卷，《優語錄》二卷，《古劇腳色考》一卷，《曲調源流表》一卷。從事既久，續有所得，頗覺昔人之說與自己之書，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記，與心所領會者，亦日有增益。壬子歲末，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寫為此書。凡諸材料，皆餘所搜集；其所說明，亦大抵餘之創獲也。
可見，王國維是在《曲錄》、《戲曲考源》、《優語錄》、《唐宋大曲考》、《古劇腳色考》、《曲調源流表》等文的基礎上完成《宋元戲曲史》的撰寫。而王國維由詞轉向戲曲，與他那敏銳的眼光和振興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摯之心是分不開的。因為在王國維那個時代，尤其是在他以前的時代，對戲曲都不甚重視，甚至可以說是毫不重視。曲學名家吳梅曾執教北京大學，因其所授為戲曲，遂受人指摘而不得不辭職便是最好的例證。因此王國維的說：
詞曲一道，前人視為末伎，不複搜討，遂使一代文獻之名，沉晦者且數百年，一旦考而得之，其愉快何如也。
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托體稍悲，故兩朝史誌與《四庫》集部均不著於錄，後世儒碩皆鄙棄不複道。而為此學者大率不學之徒，即有一二學子以餘力及此，亦未有能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遂使一代文獻，鬱堙沉晦者且數百年，餘甚惑焉。
世之為此學者自餘始，其所貢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為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嚐為此學故也。
正是有鑒於中國古代戲曲資料的嚴重散佚和研究者的極度匱乏，王國維決定承擔起這一繼前賢，示來者的重任。其首要工作就如他撰寫《人間詞話》時編製《詞錄》一樣，搜集大量戲曲文獻，編成戲曲目錄——《曲錄》。《曲錄》初稿二卷，著錄戲曲2220本，定稿為六卷，著錄戲曲書、本子3178種，是近代戲曲總目的集大成之作。此前也有過戲曲總目，如清乾隆年間的黃文暘著有《曲海總目》，冠之以總目，資料不可謂不豐富，共分6大類，為元人雜劇、元人傳奇、明人雜劇、國朝雜劇、明人傳奇、國朝傳奇；但著錄的雜劇傳奇也不過1013種，隻有王國維著錄的1/3。而且王國維的《曲錄》是大規模的、比較全麵的通史性著錄。它全麵地介紹了宋、金、元、明、清各代的戲曲作品，並分類介紹了戲曲各個種類的作品，包括戲曲理論書、資料書。其卷目為：卷一、宋金雜劇院本部，卷二、雜劇部上，卷三、雜劇部下，卷四、傳奇部上，卷五、傳奇部下，卷六、雜劇傳奇總集部、曲譜部、曲韻部、曲目部。當然，並非在王國維那個時代沒有人重視戲劇，當時國內已經有人認識到戲曲的重要性。如天僇生就認為：
吾以為今日欲救吾國，當以輸入國家思想為第一義。欲輸入國家思想，當以廣興教育為第一義。然教育興矣，其效力之所及者，僅在於中上社會，而下等社會無聞焉。欲無老無幼，無上無下，人人能有國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舍戲曲來由。蓋戲劇者，學校之輔助品也。
雖然此類宣傳有助於擴大戲曲的影響，但在實際的研究中，還是存在許多問題，遠遠落後於當時國外的戲曲研究。對於上述情況，王國維深有感觸。在《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二》中自道其轉向戲曲的緣由：“我之所以轉向戲曲，是有原因的。我們中國文學中最不發達的，就要數戲曲了。元代的雜劇，明代的傳奇，今天還留存於世的，還可以百來計算。其中雖然有文字上佳的，但是它們的理想和結構，我卻不得不認為是最幼稚、最拙劣的。國朝的作者，與之相比，雖然略有進步，但是比諸西洋名劇，兩者之間的差距不能以道裏計。這就是我所以有誌於此的原因。”有感於中國戲曲的落後，王國維決心致力於填補這一學術空白，從而取得了像《宋元戲曲史》這樣“前無古人，而且是權威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