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鼎盛期：春秋戰國時的處士橫議，百家爭鳴；兩宋之際的理學勃興；清末以降至五四時期，歐風東漸，中西學術交彙。在第三個時期，大批學者商量舊學，涵養新知，碩果累累，美不勝收。與此同時，天予之便，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等相繼發現，使學術研究別開生麵，逐漸創立了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等多門新學科，學術領域大大拓寬，名家輩出。其中有康有為、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陳垣、陳寅恪、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馮友蘭、熊十力等大師，而在文學、藝術、史學等眾多領域獨步一時者，當屬本書的主人公——王國維先生。
說王國維執學界之牛耳，其因有三：
一、治學領域廣且多為首創
王國維是中國近代聲震東瀛和歐洲的學術大家。他一生的治學領域相當廣泛，舉凡哲學、美學、教育學、文學、史學、文獻學都有精深研究，且多為開創性工作。其一生學術，概有三次重大轉變。他首治哲學和美學、倫理學等，較早的向國人介紹了叔本華和康德的哲學思想，並以叔本華哲學為基礎，撰寫了“紅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紅樓夢〉評論》，開創了近代文學批評的新範式。後因人生苦悶等問題依舊沒有解決，王國維開始轉向文學，從事詞曲創作。先後完成了《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史》等名作，為詞曲一道提出了新的評價標準——“境界說”，並為通俗文學正名，為元曲贏得了應有的地位，引導了百萬後學。1911年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後，王國維的學術興趣開始轉向古史研究，解決了一些前人未曾解決的重大學術問題，樹立了以甲骨證史的成功典範。與先他成名的羅振玉一起開創了甲骨學史上的“羅王之學”，示後人以治學之津梁。1925年應聘清華國學研究院後，王國維在清華園中度過了相對安寧的“晚年”，治學領域轉向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等方麵。陳寅恪認為，王國維是“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47頁。）從不輕易讚許他人的魯迅，也稱王國維為“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熱風·不懂的音譯》，《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00頁。）郭沫若則將他們兩人相提並論，“我要再說一遍，兩位都是我所欽佩的，他們的影響都會永垂不朽”。（《曆史人物?魯迅和王國維》，新文藝出版社1951年版，第219頁）
二、“二重證據法”的提出及其應用
近代學術研究多采用歸納、演繹等方法，所采用的材料基本是文獻記載，立論依據全在書麵材料上。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問世以後，情況才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雖然在甲骨文字研究上，孫詒讓和羅振玉都早於王國維，但將甲骨文字研究引入史學研究，並取得重大成就的則是王國維。王國維在史學研究中，注重將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字和文獻材料互相參證，成功地廓清了古史迷霧，重建了中國古史係統，進而證實了中國史籍記載之可信。如其采用此方法撰成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考證出殷商世係，證明了《史記》記載的可信性，否定了一些人對《史記》記載真實性的懷疑。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將考古學方法引入史學研究領域，並采用比較、分類、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方法，成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一種比較科學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提出以後，很快為學術界普遍接受並運用於史學研究。 三、門人多為近現代各學科帶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