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成立中央書記處和中央顧問委員會都隻能解決少數人的問題，多數人隻能離休、退休。陳雲認為，“幹部必須實行離休、退休製度，這是根本辦法”。30這就要有計劃地進行，全盤規劃，因為這不僅涉及到幾十萬老幹部的問題，也是關係到每個幹部將來必須麵對的現實問題。陳雲指出，要做好老幹部離退休工作，第一，黨必須製定幹部離休、退休的條例；第二，要設立專門機構管理幹部的離退休工作，而總管離休、退休幹部事宜的機關是中央組織部；第三，對於離退休老幹部，政治上要給以應有的待遇，在住房、醫療、交通等物質待遇上要給以照顧，要成立幹部休養所和幹部娛樂場所，要發榮譽證書。總之，必須把老幹部離退休的工作辦好。因為這關係到幹部的交接班問題，而幹部交接班問題曆來是黨的一件大事。
1982年2月，《中共中央關於建立老幹部退休製度的決定》頒布實施，《決定》指出，妥善安排新老幹部有秩序、有步驟地實行適當的交替，是新時期黨和國家幹部製度根本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立老幹部離休、退休和退居二線的製度，是必要的。《決定》還就老幹部離休、退休的年齡界限，做了明確的規定：“擔任中央、國家機關部長、副部長，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副書記，省政府省長、副省長，以及省、市、自治區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法院、檢察院主要負責幹部的，正職一般不超過65歲，副職一般不超過60歲。擔任司局長一級的幹部，一般不超過60歲”。31《決定》還提到，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需要保留少量超過離休、退休年齡界限的老革命家，這是全局的需要。《決定》最後指出，一定要成功地解決新老幹部交替的問題，逐步建立起一套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領導體製和幹部製度，並且用黨章和國家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這標誌著中共政治繼承和權力交接製度的初步建立，並在之後不斷地完善和發展，逐步發展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層級，並確立了70歲劃線離退的年齡界限。
三、幹部教育培養
政治精英的教育培養是再政治化的過程，是政治體係運轉的重要一環。通過政治理念的培養和灌輸，政治精英得以形成共同的思想意識，從而為統一的政治行動奠定思想基礎。在中共幹部體製中，幹部教育培養主要針對的是幹部素質問題，幹部的理想信念問題，和為政治路線服務的問題，這被認為是黨的力量和戰鬥力所在，是形成統一意誌和行動的基礎和關鍵。因此，幹部的教育培養無論是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均意義重大。
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陳雲對幹部的教育培養一直是極為重視的。陳雲的幹部教育培養思想主要體現在幹部的學習、幹部的實際工作、幹部的培養、幹部的交流、幹部梯隊的形成等方麵。
陳雲指出，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學習是做好工作的一個條件，而且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要通過學習來增加革命知識、培養政治遠見。學習要形成製度，要成立學習小組，經常討論，要做筆記。學習什麼呢？要學理論，學正確的思想方法，並且理論一定要聯係實際。這其中最要緊的，就是思想方法搞對頭，就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隻有這樣，才能少犯錯誤。陳雲說：“我個人的體會是：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32陳雲以在延安時期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和電報為例，認為學習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而做到實事求是，就要“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複”，“這十五個字，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後六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33對於幹部的教育培養，陳雲提出要辦好黨校和各類幹部學校。早在延安時期，陳雲就曾兼任中央黨校校長三年，並親自在中央黨校上課。1982年，陳雲在同中央黨校校長王震的談話中指出，黨校要輪訓幹部，也要負責考察幹部，了解幹部，包括幹部的曆史。之後，隨著黨校工作條例的頒布實施，幹部的教育培訓逐步製度化，並且和幹部的選拔任用相結合。
陳雲非常重視實際工作對幹部的教育培養作用，他說，實際工作是重要的教育武器，實際工作的過程，就是教育幹部的過程。“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隻能在革命鬥爭中培養”，34沒有實際經驗，就沒有開展政治工作的基礎。因此，幹部為了自己在政治上進步，應該先到工作中去學習。1942年9月，陳雲針對一些新黨員、新幹部拒絕中組部分配他們到敵占區工作的現象，強調要大批地分派新黨員、新幹部到下層鍛煉，要使其多走逆風、少走順風，以磨練意誌，並要進行經常性的黨性教育。1976年後，針對當時幹部老化嚴重的現象，陳雲提出，有兩種辦法可以供選擇，一種是對幹部青黃不接的現象不采取措施，而後不得不倉促地提拔一些不很適當的中青年幹部來擔任領導職務；一種辦法是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讓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幹部在各級領導崗位上鍛煉。顯然後一種辦法更有利，必須努力去做。陳雲說，才幹是鍛煉出來的，不是天生的，幹部隻有從實際工作中才能鍛煉出來。
陳雲在長期的幹部實踐中，總結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教育培養幹部的措施和方法，這就是幹部的在職學習，幹部的基層鍛煉，特殊部門幹部的長期穩定以及幹部的多崗位鍛煉等等。他提出，提拔培養幹部，既需要黨的組織部門去做，更需要各級領導幹部一齊動手去做。為了在工作中培養幹部，“各級黨政軍民組織都應該自上而下地設立輔助工作機構和輔助人員，如辦公室、秘書處、研究室等等，如書記助理、副秘書長、部長助理、幫辦等等（軍隊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參照辦理），上下對口，讓中青年幹部在這些機構中工作，給他們接觸全麵工作的機會，讓他們隨時了解工作中的問題”。35為了做好這一工作，應該按地區、按部門成立小組一類的機構，由年富力強的幹部組成。並且“這種上下對口，使用和培養大批中青年幹部的辦法，要成為製度。這不僅是為了彌補十年內亂後的需要，而且應該作為長期訓練和選擇幹部的一種製度”。36
陳雲非常重視多崗位交流對幹部的培養作用。早在1941年，在《華北黨的幹部問題》的提綱中，陳雲就提出了幹部交流的思想和措施——“地方幹部與軍隊幹部應該經過兩次的重複交換——各個時期，各得其利，各得其所”。371982年，陝西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伯惠、研究員黃開武給中央組織部部長宋任窮寫信，反映幹部地方化傾向嚴重，建議實行幹部交流製度。陳雲在中組部報送的簡報上做出批示：“交流製度很好。一個幹部長期在一個地方工作並不好，容易形成幫派。縣級以上也應該輪換。”381990年，黨中央正式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實行黨和國家機關領導幹部交流製度的決定》，從而在幹部交流製度化方麵邁出了重要一步。
幹部隊伍形成梯形結構、建立後備幹部製度，是陳雲幹部製度化思想的重要內容。1983年，陳雲就接班人培養問題指出，要盡快建立幹部第三梯隊，隻要有了第二梯隊、第三梯隊，就翻不了天，這是黨和國家的大計。隻要黨的第三梯隊建立起來，經過十年八載的鍛煉，就可以保證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幹部隊伍梯隊結構的形成，對於黨的事業後繼有人、代代相傳，意義重大。而形成幹部隊伍梯形結構的關鍵之一，就是老幹部要自覺地、認真地、正確地選拔接班人，真心誠意地幫助他們、培養他們，“把他們扶上馬，再送一程”，這是老幹部們的曆史性責任。
四、幹部監督
幹部監督的目的是加強、鞏固和清潔幹部隊伍，以保證權力的正確行使；監督的主要內容包括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民主集中製等黨紀黨規的遵守、憲法和法律的遵守以及廉潔自律等；形式有黨內監督、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的監督等。在革命和建設時期，主要表現為幹部審查，新時期以來，逐漸演變為幹部監督和反腐，特別是腐敗問題，已經成為決定中共命運的重大問題。而對於政治運動式反腐和專門機構反腐的效率和成效，一直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陳雲曾長期擔任中共組織和紀檢係統的領導人，擔任中紀委書記長達九年，對中共紀檢係統的恢複和建設貢獻巨大。其幹部監督思想主要體現在黨的鐵的紀律、幹部審查、民主集中製等黨內政治生活、黨風黨紀和黨的團結與鬥爭等方麵。
在殘酷的革命環境裏，必須有鐵的紀律，來保障革命任務的完成，這是陳雲一貫的主張，“無產階級政黨如果沒有鐵的紀律，就不能鞏固自己、團結群眾、堅持鬥爭、戰勝強敵”。39陳雲在黨中央開除不遵守黨的分配工作的劉力功的黨籍時指出，“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是黨的根本原則和紀律，不容任何人破壞。隻有鐵的紀律，才能保障黨的意誌和行動的統一，“全黨嚴守黨紀是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是黨的生存和鬥爭勝利的一個根本條件。因此，每個黨員都有遵守黨的紀律的義務，黨內不準有不遵守紀律的特殊人物和特殊組織。而遵守黨的紀律，最主要的就是要迅速確切地執行黨的決議，不得耍兩麵派，不得陽奉陰違。
對於幹部審查，陳雲說，最重要的是實事求是，反對懷疑一切，同時又不能放過異己分子。審查幹部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幹部，以便量才使用，同時發現和清除內奸，鞏固和清潔黨的組織。審幹必須全麵了解幹部的整個生活和奮鬥史，同時針對不同的幹部采取不同的審查方式。幹部要對黨忠實，不隱瞞，樂於接受黨的考察。黨組織要對幹部的政治生命負責，審查要做出結論，並和本人見麵，結論必須實事求是。要有專門的機構來從事審幹工作，一般是組織部門的幹部科。幹部科應根據考察幹部的結果，提出配備幹部的意見，並做經常的幹部登記和統計工作。
建立健全民主文明的黨內生活，是陳雲幹部監督思想的重要內容。陳雲是黨內較早提出“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領導方式的領導人。早在1939年的《組織工作與領導方式》的講課稿中，陳雲就提出，集體領導要與分工負責相結合，兩者均不可少。方法則是集體領導要與跑腿結合，集體領導不隔離下層，當然跑腿也要不妨礙集體領導。
民主集中製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1939年，陳雲在《共產黨的基本組織原則》中指出：民主和集中都不能絕對化，都是不可少的方法。民主可以發動積極性，可以使意見一致並少犯錯誤。但多數人的主張少數一定要服從，集中不可少。超過了民主，破壞集中；超過了集中，則破壞民主。在這上麵，需要唯物辯證法，需要看情形與需要而定。1947年，陳雲在《健全黨內生活》一文中重申，要嚴格執行民主集中製，他指出，不民主、隻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換意見，反而容易集中；但民主又必須集中。陳雲後來在總結文革的教訓時指出：“黨內民主集中製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根本原因。”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