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反，在企業生命周期的末期，應計為負值，主要適用市觀，應計加速了損失的認，企業的條件穩健性強。初步的證表明在企業的整個生命周期中，會計穩健性大致呈現U型分布，由於應計的不同作用，對於總體穩健性的貢獻，在生命周期的前半段，主要是由於遞延認收益造成的，在生命周期的後半段，主要是由於及時認損失形成的。此，我們探索性地提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著企業生命周期的演進，以及應計由正變負，處於引入期和增長期的公司比成熟期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無條件穩健性：處於衰退期的公司比成熟期的公司具有更高的條件穩健性。條件穩健性和無條件穩健性是相互替代的，這體現了會計信息可靠性的內在要求。
會計係統是嵌入一國的經濟和法律框架之中的，會計受到製度和公司治理的影響（Ball，2001）。盈餘屬性以及會計行為是由其內在因素，以及經理人的報告和實施會計則的動機聯合決定的（Francis et a1，2004）。本章的結果補充了現有的研究結果，發現企業基本麵因素和會計則的適用也是會計行為和盈餘屬性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
在現有文獻中，同時考慮了條件穩健性和無條件穩健性差異的會計穩健性度量是缺乏的，這些都導致了缺乏一致性的變量來度量和反映會計穩健性的變化規律，增加了解釋的難度和結果的可靠性，未來的研究可關注這些問題。
結論、局限及未來研究方向會計研究最終必須回答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會計選擇是在什麼環境條件下，如何進行的，這個問題的難度在於環境的複雜性和會計選擇動機的不可觀測性，應計和會計穩健性的相關研究正是對此作出的努力。
應計是所有會計選擇時效差異的綜合計量，其反映了盈餘決定的組合特征，從而使應計成為財務會計的核心。應計的存在和實施，要求經理人進行專業判斷和估計，因此，財經媒體和實務界泛質疑，應計使會計報告具有了更多的信息含量？
還是作為盈餘管理的一工具？因為，一方麵，經理人能夠應用會計判斷，使得會計報告對於使用者更有信息含量。在這情況下，經理人通過財務報告交流其對於公司未來業績的信息（Demski，1998；Fields，Lys and Vincent，2001）。另一方麵，經理人也可應用其判斷和構造交易來改變財務報告，從而誤導公司業績或影響契約各方（Schipper，1989；Healy and Wahlen，1999）。在這情況下，經理人運用其私有信息通過會計報告扭曲了公司業績。因此，關鍵的問題是區分經理人何時及如何使會計選擇幫助投資者形成公司業績的理性預期，何時及如何使會計選擇成為盈餘管理的工具。
應計在財務會計中具有兩完全不同的功能（Ball and Shivakumar，2006）。應計降低了現金流中的噪音，以及應計及時認損失的作用。但這兩性質完全不同的作用，在現有的研究中並沒有很好地聯係起來認識應計的本質，以及分析和探索一些表麵上看起來矛盾的結果。因為，公司應計的調整與其基本麵直接相關，Dechow and Ge（2006）發現，會計對於不同基本麵的企業，其適用的會計則和標本身具有差異，從損益表（配比觀）的角度，會計則會導致正的應計，從負債表（市觀）的角度，會計則會導致負的應計。即會計則會影響應計的持續性，高應計是會計配比原則的結果，配比原則強化了盈餘的持續性。而低應計是公允市原則的結果，其降低了盈餘的持續性。
在會計文獻中，Sloan（1996）最早發現，市場總是高估盈餘中的應計項目，盈餘中應計的持續性總是低於營業現金流，從而引發了應計異象的係列研究，促使人們探索應計的規律和本質。會計文獻對於應計的持續性低於營業現金流持續性的解釋主要有兩類，一類解釋認為經理人機會主義操縱應計，從而增加或降低盈餘，造成了應計的持續性降低。另一類解釋認為，應計的變化提供了企業未來績效的重要信號，是企業經營狀況的正常反映，而不是經理人有意操縱的結果（Hribar，2002）。
本書屬於後一類研究。由於應計既可以視作盈餘管理的工具，也可以視作企業增長的度量，這兩解釋很難截然區分。因此，有必要引入獨立於操縱（估計）、增長、效率等這些因素的變量，在現有文獻中，企業生命周期的分析框架和變量正好滿足這些要求。企業生命周期同時提供了一個動態的解釋財務和會計政策選擇的分析框架，有助於從多期、動態的視角認識應計的變化規律，從而加深對於會計選擇和應計會計本質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