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萬燕
事情還得從1998年9月20日在河北承德召開的第四屆女性文學研討會說起。那天晚上，會議安排與會代表座談“女性文學與出版”的話題，我剛從門外走進會場，就被主持人提溜到話筒跟前“貢獻”點子。腦子還沒回過神來，隻得硬著頭皮上陣，貢獻了諸如“女學人隨筆叢書”、“女學人評論叢書”之類的歪點子，心想：誰愛折騰誰折騰去吧。
就此擱下不提。
轉眼到了1999年初，廣州方麵有人策劃出版“女博士隨筆叢書”，向我約稿。後來七搞八搞有點“叢”不起來，要交給書商去操辦了。我想，與其這樣不尷不尬，不如把自己去年那個歪點子做起來，或許更有價值。恰逢7、8月間身體不適，無法寫作，就和出版社張羅起這件事來。
當“點子”付諸實踐時，一係列的問題也跟著出來了。
例如“女學人”這個概念的確定。人們會憑思維慣性質問：某某某能算女學人嗎？那麼，什麼樣的人算“女學人”？書齋出身有學位者？高等學府或科研單位從事研究者？自我潛心於某一研究領域卻無職稱者？不以任何學術為業的學養浸潤者？答案非常不確定。
再例如是否隻收文學領域女學人的隨筆？其他領域的收不收？如果收了，她們是否能較好地以散文隨筆的形式傳遞雙重可能性——即在保有自身領域特點的同時創造散文隨筆的獨特風采？如果不收，這能算作規模比較整齊的女學人隨筆叢書嗎？叢書的姿態又應該如何？前衛的？不時尚的？懷舊的？在汗牛充棟的隨筆集、散文集裏，在眾音浮喧的女性叢書裏，再增加這麼薄薄的十本書究竟有多大的必要？
而且，我們和大家一樣，渴望也害怕走進大大小小的書店，那裏麵好書成林，壞書成堆，我們的叢書會塵埃落定在哪裏？
問題確實很多，但是有兩點定位最初就很清楚：避開小女人氣，避開純學術性。
站在這兩點定位上思考上述一係列問題，圖景就變得漸漸明晰起來：為了保有叢書的特征和實質，我們不再執著於“女學人”的內涵和外延，這個詞不再受“術業有專攻”的囿限，而是定位於當代知識女性的內在麵目，同時注重作者本人的思考、學養和對文化的關注，注重老、中、青三個年齡層麵的視野，注重理性和感性的雙重文化意義，注重多個領域的重要作者和內容。情懷或農或淡，狀態或中心或邊緣。
僅以領域的確定而言，我們采取了作者和內容雙向互補的方式，形成社會、翻譯、文化、曆史、藝術、文學六大板塊。例如李銀河是著名的社會學家，她本人的學術定位決定了她的大部分隨筆要以社會學的形態出現。當她用沉著樸素的筆調談論“我的女性觀”、“我對‘一夜情’的看法”時，實際上已經走出了高深的社會學研究，走進了社會關懷的領地。同樣，從事東歐文學譯介的崔衛平亦是同一性質，她敏於思辨的特長，借助對中國以外作品和人物的理解，反彈到中國文化本質之中，這本身就是一種開放多元的思考狀態。而張文華的“術業”身份沒有這麼固定，她一直淡入淡出於社會，卻長期浸染於文化，對音樂、繪畫、自然、精神、文學、人情、學術、人生拄事今情的獨特品味，奠定了她雋永醇厚的底蘊。艾雲也非學曆史出身，但她的這本書可說是“當代女學人文叢”中規模最齊整的一本“課題性隨筆”。她以西方和俄羅斯曆史上的六個傑出女人為題，雜糅了史實、隨筆乃至小說的筆法，在事實中想象，在想象中思索，在思索中升華，顯得既大氣又絢爛。馬莉的定位則非常別致，她寫詩，辦過畫展，但是這些表麵的藝術形式，遠遠比不上她的文本的內在藝術狀態，她用變幻迷離的語言，創造了一個神奇的藝術氛圍，即使在大量的書話中也彌漫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