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代至明末，錫伯族先祖帶著東胡係鮮卑文化，自大興安嶺北段一路南徙，先後接觸契丹文化、女真文化和蒙古文化。明末清初，他們逐步放棄自元朝以來其固有文化與蒙古文化結合的文化形態，融入通古斯文化係統。19世紀後期受俄羅斯文化影響，同時，在與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交往中，又部分地吸收了其文化營養。清末民初，隨著社會形態的變化與錫伯族社會封閉局麵的結束，漢文化傳入錫伯族社會，錫伯族開始了本民族社會及文化發生重要變化的階段，其文化選擇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功利性特點。
一
20世紀80年代以後，錫伯族被學術界基本定為東胡係鮮卑（拓跋鮮卑）後裔，即東胡-鮮卑-室韋（失韋）-錫伯發展而來。這說明，錫伯族遠祖的文化屬於東胡文化係統。東胡時期的文化因缺乏文獻資料記載及考古資料佐證，目前還無法展開敘述。但是，鮮卑文化作為東胡文化的延續或作為其分支之一，從諸多資料中可以了解到鮮卑時期錫伯族先祖的文化麵貌。學術界對此做了一定的工作。北魏之後，鮮卑（拓跋鮮卑）分化成諸多部分，其中的一支室韋演變為今天的錫伯族。從有關的漢文史籍可知，室韋文化是鮮卑文化的延續。有關室韋曆史與文化的記載一直持續到遼末金初，自金朝後出現了關於席北、西北、錫百等記載。
史至金代，契丹、室韋、漢等部族和民族擺脫遼的統治，改置於金朝統治。金統治者為解決軍需，在錫伯族先祖聚居的泰州（今黑龍江省泰來縣）等地設立屯墾區，令其屯墾。此時的錫伯族先祖文化呈現為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相結合的類型，在從事農業的同時，又未徹底放棄狩獵遊牧文化。在仍信奉薩滿教的同時，開始接觸儒、道、佛等文化。在語言、婚姻、喪葬及居住等文化方麵，與女真文化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和吸收，使女真文化與錫伯族先祖文化表現出許多方麵的共性。自元朝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蒙古科爾沁部將錫伯等民族“進獻”清朝，錫伯族一直處於蒙古科爾沁部的統治。
東胡文化是個內容廣泛的係統，它涵蓋北方大部分古代民族文化。後來的鮮卑文化、肅慎文化、室韋文化、契丹文化、通古斯文化和蒙古文化等均為其延續和變異。錫伯族先祖自漢代始，帶著濃厚的鮮卑文化特點，先後與自身文化相近的契丹文化、女真文化和蒙古文化進行了接觸和交流，因此，清初錫伯族及其先祖歸入滿洲八旗以前的文化，可以說帶有東胡文化係統不同分支的文化色彩。僅以語言上來說，錫伯族先祖先後接觸了契丹語、女真語、蒙古語和滿語。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是我國北方阿爾泰語係滿-通古斯語族和蒙古語族等群眾普遍信奉的宗教，早在金末元初錫伯部族也開始皈依該教，使其固有宗教文化受到衝擊，出現了其原始宗教（薩滿教）與藏傳佛教相互影響且長期並存的現象。還存在崇拜天地、日月、山河、星辰、敖包、五行等。
二
在清代，清政府對錫伯族軍民用其所長，將其官兵調往各重鎮和要隘駐防，令其閑散餘丁和家眷擇地墾荒，種糧納賦，以解決軍需。這樣不但使錫伯族的八旗軍事文化得到完善和進一步弘揚，也使其農耕文化得以延續，並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開始了選擇滿-通古斯文化時代。清政府將滿語滿文宣布為“國語”“清字”之後，在北方滿、蒙古、錫伯、達斡爾、鄂溫克等民族中產生了較大影響，其中尤對錫伯族產生了重大影響。1764年，4000餘名錫伯族軍民被西遷伊犁屯墾戍邊，嚴格的八旗製度及封閉的自然聚居條件使滿語滿文在這部分錫伯族中紮根尤深，並不斷發展和變化。至清末，滿語滿文被滿族徹底放棄，清初東北地區的滿語滿文的使用環境已完全被漢語漢文所取代。但是，伊犁察布查爾地區仍為地地道道的滿語滿文的使用區，實質上一直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