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自幼喜歡藏書，每見同學買到好書，便借來抄寫，視藏書為人生一樂。成年工作之後，十分注意購書藏書，他洋書古書都藏，無論何地出書，隻要他欲得者，“典衣節食不顧也”。至1932年他34歲時，藏書已有二萬餘冊。他將大部藏書寄存於上海開明書店圖書館內。“一·二八事變”，寄存於開明書店的藏書毀於戰火。目睹國家千年文獻或毀於戰火，或被當成廢紙付之熔爐，或被外人買走，鄭振鐸強烈的愛國心被觸動了。於是他隱姓埋名，蟄居上海，在日寇的鐵蹄下做收集與保護祖國文獻的工作。頭四年是以個人之力與敵周旋，後四年他參加了蔣複璁、葉恭綽等人組織的“文獻保存同誌會”的搜集圖書工作。敵人四處搜捕他，而他毫無懼色，卻大義凜然地說：“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擔子挑在自己肩上，一息尚存，決不放下。”（《求書目錄》）有一次，他在舊書店看到70多捆古書，共有5000多冊，被當作廢紙賣給紙商時，他用自己僅有的6000元買下這批圖書，鄭振鐸與高君箴“竟以一家十口數月糧款，作此一擲之豪舉。”頭四年，以他的名聲和力量吸引南北書賈，保全了不少山西、平津、廣東和漢口的古書和文獻。他說：“沒有一部重要的東西曾逃過我的注意，我必須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時，偽滿的人在購書，敵人在購書，陳群、梁鴻誌陳群，汪偽政府內政部長；梁鴻誌，汪偽政府行政院長，二人都有大批藏書，當時全力搜集善本據為己有。在購書，但我所要買的東西決不會跑到他們那裏去。”（《求書目錄》）
鄭振鐸在八年抗戰中為民族搜集圖書，的確買到不少珍貴的善本，如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其書是明代著名藏書家趙琦美手抄和手校的，它包括340種元明雜劇，曾為錢謙益、錢曾、季振宜、何煌、顧珊、黃丕烈、汪士鍾、趙宗建、丁祖蔭等著名藏書家相繼收藏過。1937年蘇州淪陷，該書散出，書商限三日出萬金成交，他四處借款，終於購得該書。
鄭振鐸就是以這種精神來收集中國古籍善本的。鄭氏藏書，包括中外文在內，共計17000種，近10萬冊，其中古籍達7500種。
鄭振鐸不幸逝世後，其夫人高君箴及其子鄭爾康將全部西諦藏書捐贈北京圖書館，正好體現了鄭振鐸生前為祖國保存文獻的偉大誌願。
十、日寇對中國圖書館的摧殘和劫掠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文化交流源遠流長，不少日本人喜愛中國文化，十分珍惜中國典籍。其間也產生了一些文化強盜，念念不忘想把中國典籍文物弄到日本。曆史上，中國是個世界大國、強國，這種覬覦往往不能得逞。甲午戰爭之後，由於清朝政府的腐敗，日本文化強盜便利用這個機會開始掠奪中國古代的典籍。竊取敦煌經卷，購買宋樓善本古籍就是這一行動的發端。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采取了三種作法，以達目的。
首先，在日軍占領區，以查封沒收方式，瘋狂掠奪我國的珍貴文物和圖書。日軍對淪陷區的出版社和圖書館的圖書進行檢查，凡見到好書，就以種種借口加以沒收，如1941年在商務印書館檢查時，一次就沒收圖書21.3萬冊。當1938年日軍占領南京後，除了進行令全世界震驚和發指的“南京大屠殺”外，日本政府還派出各類科學家和版本學家對南京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等70多處地方進行搜查，動用卡車310輛次，將88萬冊圖書劫往日本。這次搶劫的書刊當中，有1938年以前完整的中國各級政府的公報，當時中國產業調查和計劃，還有3000多冊清朝曆代皇帝實錄等文獻。不少正直的日本人認為這是一起“文化大屠殺”。
對於私人藏書樓，日軍照樣搶掠。日軍命令中國藏書者“自動繳呈”，並以幫助繳呈為名進入私人藏書樓，按目索書，大肆掠奪。吳興嘉業堂、常熟鐵琴銅劍樓等著名藏書樓，經常受到日本文化特務的騷擾，不少圖籍被抄去。
其次，對於數量很多一時難以搬運的圖書文獻，盡力焚毀。
江蘇國學圖書館多藏宋元以來曆代珍本書，抗戰中為防日寇掠奪，該館將這批圖書寄存在蘇北興化縣，被日寇發現，結果使這批木刻圖書與方誌6803冊全被敵人焚毀。另外，該館保存的清朝鹹豐、同治、光緒、宣統四代江南各官署的檔案，已清理好的6486宗，未清理的60個大簍，全部被毀，片字不留。1944年日軍入侵桂林，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的20萬冊圖書全數被焚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