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偉大的文明古國，有著極其燦爛的古代文明。古代典籍之多，居於世界之首。研究我國的藏書史是研究我國文化史的一個重要方麵，是打開我國文明寶庫的一把鑰匙，因而有著重要意義。
所謂藏書史，是指不同時代的圖書典籍依照確定的編排體係實施管理、保存與流通的曆史。它涉及四個方麵：（1）圖書存在的形態，因為不同的書籍形態有著不同的保管和流通的方式，如竹簡、紙書與磁帶就有著不同的收藏與使用方法；（2）圖書的編目，即組織圖書的體係與方法，如古代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組織圖書，而現代則是按以科學分類為基礎的中國圖書館分類法劃分與管理圖書；（3）圖書的典藏，即圖書的保存與管理；（4）圖書的流通，即圖書的借閱與使用。
老子畫像我國是世界上設置圖書典藏機構與管理人員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曆史上藏書係統可分為三類：國家藏書，俗稱官藏；私人藏書，亦稱私藏；書院藏書和寺院藏書，即私辦公助的藏書機構。而曆史上所稱的藏書家，是指私人藏書者而言。
我國的國家藏書始於周代。據文獻記載，周朝史官有執掌藏書之職，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就做過當時國家圖書館的主官——“守藏室之史”，專事國家典籍的收藏管理工作。秦代藏書處叫石室。漢代初定天下就廣征圖書，分太常、太史、博士、延閣、廣內、秘室六處收藏。曹魏時設有秘書、中、外三閣國家藏書處；晉沿魏製，圖書收藏皆歸蘭台（外台）和秘書（內閣）。以後南北朝大致如此。及至隋唐、兩宋、明清曆代都設有專門的官藏機構，各個朝代政府都擁有數量可觀的藏書，這些藏書無疑對典籍的保存與流通起了積極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官家藏書一則具有獨占性，在皇權社會裏它們僅為帝王權貴所享有，布衣知識分子無法使用；二則每當改朝換代，圖書多遭兵燹（xiǎn）之難。這也是我國官家藏書，在保存版本和傳播知識方麵，反不及私家藏書的原因。
曆代官藏都是通過接收前代的官家藏書，收繳地方割據勢力的藏書，以及征集民間的藏書，組織抄寫、刻印加以補充的。如西漢蕭何進鹹陽後廣收秦籍，明代徐達收各地秘閣所藏書籍盡解金陵，都是明證。官藏的形式到了清末民初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公共圖書館應運而生。公共圖書館的建立，為開拓知識，增廣見聞，改變天下風氣，起到了很大作用。
莊子畫像私家藏書起始要比官藏稍晚一些，它是與私學的出現相應而生的。《莊子·天下篇》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史記·蘇秦傳》記蘇秦“陳篋（qiè）數十”，就是早期私家藏書的最好說明。秦漢之際，一些藏書家的收藏已有相當的規模，如河間獻王劉德、淮南王劉安、著名學者劉向父子、班斿（yóu）、卜圭（ɡuī）、富參、揚雄等人都有較多的藏書。東漢時蔡邕（yōnɡ）是我國第一個藏書數千卷的藏書家。魏晉南北朝時的藏書家有西晉的張華、範蔚；東晉的殷允、郗儉之；南朝宋的王儉，齊的崔慰祖，梁的任昉（fǎnɡ）、沈約、張纘（zuǎn），據說他們的藏書都超過萬卷。北朝的藏書家首推北周的著名學者顏之推。隋代以許善心和柳（biàn）藏書最著名，二人藏書都近萬卷。
到了唐代，由於長期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高峰，唐代私人藏書在萬卷以上者就不下20家。藏書最多的當推李泌，多達三萬卷。其次為韋述、蘇弁、柳仲郢、杜暹等，他們各有藏書萬卷以上。到了宋代私家藏書風氣大為盛行。由於唐代出現了雕版印刷技術，至宋代雕版大興，刻書成風，藏書成為官僚士大夫的一種時尚。北宋江正、李昉、宋綬父子、王欽臣、田偉、榮王宗綽、葉夢得及南宋晁公武、鄭樵、尤袤（mào）、陳振孫等人的收藏都超過萬卷，數量最多的榮王宗綽有書達七萬多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