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雖然結束了，但是布達佩斯還被占領著，隻是這一次是被蘇軍占領。我們剛回到自己家住下，看門人就替蘇聯當局傳話說他們想讓我們所有人都上街掃雪。即便我隻有8歲，也逃脫不了。因為沒有足夠小的鐵鍬供我使用，他們便給我找了把鋒利的鋤頭，用它把人行道上的冰和凍住的雪一點點地鏟下來。
那年冬天餘下的時間裏，我們經常被叫出去掃雪，但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這麼累地幹過活兒。人們掃雪是被迫為之，而不是對此有多大熱情。不過，這卻是一個聊天和交流信息的好機會，我們也因此而了解到亞尼已被蘇聯人逮捕並送到了戰俘集中營。
母親拉著她碰到的每一個人打聽我父親的情況，但答案總是“不知道”，不過這卻不能阻止她繼續問下去。她每時每刻都在打探我父親的消息，總是打斷別人的談話，甚至向前一天她剛問過的人詢問情況。她沒完沒了地打聽讓我覺得很煩，像有隻蒼蠅在我頭頂嗡嗡亂飛一樣。然而，我們從未得到關於父親的任何消息。
生活一步一步地回歸了正軌。在我們回家後不久，吉茲和她丈夫欣科就回來了，還是住在那個挨著廚房的小房間。我有人照看讓母親很放心，於是她動身去乳品廠總廠所在地巴喬爾馬什看一看。她在包裏塞滿了多餘的衣物、銀器和瓷器，用來交換食物。一兩天之後，她就帶著新鮮的奶酪、酸奶油、意大利香腸，以及我幾個月都沒見過的東西回來了。我看到這些東西後樂得上躥下跳的。
母親講述了她這次出行中所受的折磨。鐵路雖已開始通車，卻不按時發車，而且車上的擁擠程度超乎想象。母親來回都坐的火車，但卻是和很多人一起坐在車頂上，他們緊緊抓著車頂板和旁邊的人，以免從上麵掉下去。
不久，欣科和母親開始頻繁出行。後來，母親將以前作為乳製品批發商店的那個店麵重新開張（同布達佩斯的其他商店一樣，它也因戰爭而關閉。不過幸運的是，這個店麵沒有像其他商店一樣被損壞）。母親開始銷售她和欣科從鄉下帶回的乳製品，勉強支撐著乳品店的生意。
當欣科不忙於乳品店的事或打理公寓時，他偶爾會帶我去城市公園玩。他讓我坐在他那輛破自行車的橫梁上，然後沿著基拉伊大街飛快地騎。路上有很多戰爭留下的車轍和凹坑，每顛一下，我的屁股就被橫梁硌一下。但我並不在意，這種外出總是非常特別。
城市公園裏也沒什麼可玩的。我沒有同齡的朋友，欣科又不是個稱職的玩伴，所以，我們隻是騎車隨便轉轉，在崎嶇不平的路麵上顛簸一番。我很想學會騎車，有時欣科會讓我坐在車座上，而他則推著車走，但是我的腳卻夠不著腳蹬子。
春天到來時，母親非常忙，她要經常去巴喬爾馬什料理生意。學校已經開學了，一些孩子回到學校上課，但母親覺得我應該晚一年再上。
母親和我決定把小房間作為我的房間，但是沒過多久，擁有自己的房間就沒什麼新鮮感了。母親顧不上管我，我總是自己一個人待著，四處閑逛，百無聊賴。但是，當我碰見加比之後，閑逛就變得興味盎然了。
加比·弗萊納與我沒有親戚關係，但我們如同親人一樣。他母親是附近一家煙草店店主的女兒。那是一家老店，母親經常去那兒買香煙、明信片和郵票，而我偶爾買些糖果。煙草店店主一家和我母親之間的關係一直很親密。我們兩家還有一些共同點：加比的父親也和我父親一樣，被帶到勞工營去了，至今沒有回來。戰前我就和加比相識了，但那時我們私交一般，而現在我們變得形影不離。
加比和我年齡相仿，身高也差不多，隻是我有點矮胖，而他卻很瘦。他長著一頭淺棕色的直發，而我則是黑色的卷發。加比比我有魄力，所以他自然而然成了我倆冒險活動的指揮者。
我們的第一個使命就是在社區裏探險。街道就是一個大遊樂場，那裏到處是碎石和被炸毀的建築物。我們在碎石堆邊溜達著，呆呆地注視著那些被炸毀的建築物，隻有到了吃飯時才會回家。我們就像在度一個漫長的假期，而與此同時，所有的大人們都在忙於使生活重回正軌，所以不太管我們。
一天，加比帶我去一個離家幾個街區遠的小雜貨店，它是在一家炸毀的店麵上建起來的。那兒的窗玻璃都被炸飛了，還沒有換上。所有商品都擺在敞開著的窗戶上，外麵有一扇網狀的鐵紗窗攔著。店裏有土豆、卷心菜、洋蔥和其他生活用品，而且，他們還賣糖。
加比和我透過鐵紗窗向裏麵偷窺。在看到店主正忙著接待一位顧客時，加比用胳膊肘推了我一下，然後飛快地透過鐵紗窗的空隙抓了把糖，我緊隨其後也這麼做了。沒有人看見我們，但是我們卻在街上一通猛跑，好像有人在後麵追我們一樣。當我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時，便停下來吃些糖，剩下的糖被我們裝進了口袋。這不是什麼好糖，沒有我記憶中的糖好吃，但偷來的東西吃起來卻別有一番滋味。然後我們就逛回了家。
我們回去時母親也在家。她有一種神奇的能力，每次我做了什麼壞事或者撒了謊，她都能明察秋毫，這次自然也不例外。她令人生畏地打量著我們，僅用幾個切中要害的問題就判斷出我們做了什麼。她很生氣，在氣頭上她命令我們把剩下的糖送回去，並向店主道歉。她給了我們一些錢，以支付我們吃掉的那些糖。
我們磨磨蹭蹭地回到那家店，照之前去的速度慢多了。母親走在後麵與我們保持著一段距離，不過不會太遠，以保證我們會做我們應該做的，也不會太近，以讓店主可以沒有顧慮地向我們說出她的真實所想。店主不需要太多解釋就明白了我們的來意。我們一張開髒兮兮的小手，把糖和錢交給她，她就知道發生了什麼。她接受了糖、錢還有我們的歉意，然後我們就離開了。我這次不光彩的經曆就這樣結束了，但是我們的冒險行動還在繼續。
因為不上學，缺乏有組織的活動，也沒什麼玩具，我們必須換著法的玩以娛樂自己，不過不用花什麼錢。我們公寓樓的主樓梯從一層一路盤旋到頂層。一個雨天，加比和我從主樓梯爬到了頂層，從樓梯井往下撒尿，水流下落的樣子以及水滴砸到兩層樓之下的石頭地板上的情形真是讓人驚歎。
但等到那天晚上母親回家時，我知道我有大麻煩了。一定是有人撞見我們幹壞事並向母親告了狀。她把我叫進浴室，衝我大吼，還沒有反應過來，她已開始用木勺的柄打我的屁股。雖然我偶爾也會挨個耳光，但是從未挨過打。她打得真的很疼。我開始大叫，並緊緊抓住毛巾杆，往牆上貼，試圖通過這種方式讓自己變成一個盡量小的目標。但是，母親仍然在喊叫，那個木勺柄也還在往我身上砸。
最後她停了下來，我們都不說話了。在我們倆一通大喊大叫之後，這種沉默就像我灼痛的屁股一樣，讓人難受。我走進自己的房間，在床上躺下，試圖找到一種讓屁股不疼的姿勢，但是失敗了。為轉移注意力我拿了本書看，卻一遍遍地讀著同一個段落，直到最後放棄。我頭枕著枕頭，心裏為自己感到難過，不知什麼時候就睡著了。
第二天，我的大腿後麵全是一條條青紫的傷痕，有些傷痕就暴露在短褲遮不到的地方。我去商店找母親時，她的合夥人發現了這一情況，數落了母親一通。這多少讓我好過了一些，不過，我也長了記性，再也不從樓梯井往下撒尿了。
隨著天氣變暖，我和加比開始去城市公園玩。有一次，我偶然發現了一個步槍的彈夾，裏麵有6顆鋥亮的、沒有用過的子彈。這可真是件寶貝。
我將彈夾帶回家，開始有目的地研究我家的公寓。浴室和吉茲房間的窗戶開向通風井，光線可以從通風井上方照進來。因為挨著我們的公寓大樓已被拆除，光線也可以從側麵照進來。通風井的底部與我家的地板在同一高度上，我可以從浴室窗戶爬出去，把它假想成我的私人小院兒。不過，我得萬分小心，以免掉下去。這塊地方大約6英尺見方，下麵是水泥，其他三麵全是磚，是一個藏東西的好地方。
我從浴室的窗戶爬了出去，手裏抓著彈夾。我四下望了望，發現浴室窗戶下麵的灰泥有些鬆動，於是用手摳了摳，結果摳下了一大塊，在窗戶下麵摳出一個洞，彈夾正好能放進去，我把它推進去藏起來，然後再把摳下的那塊灰泥扣上。從那以後，我不時地從浴室窗戶偷偷爬出去，看看我的寶藏。我總是非常小心，因為小孩經常會因玩未爆炸的彈藥而被炸掉手指，我可不希望這種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1945年4月初，戰爭真正結束了。在4月中旬之前，最後一批德軍和箭十字黨被趕出了匈牙利。布達佩斯逐步走向正軌，城市的各種功能得以恢複，市貌也在逐步還原。漸漸地，窗戶上的紙被真玻璃代替了，街上的碎石堆也被清掃幹淨。有些線路的有軌電車再次開通，商店因陋就簡地開始營業。食物實行定量配給，不過因為有農民從鄉下進城來賣農產品，食物的種類在逐漸增加。蘇軍還駐守在布達佩斯，巡邏、站崗，如同一年前的德軍所做的。我幾乎忘記了自己生活中沒有士兵的樣子。
生活重新步入正軌的首要標誌就是報紙又出現了。和我年齡相仿的報童，吆喝著報紙頭條，沿街穿梭著推銷報紙。8月的一天，報童們發瘋地揮舞著手中的報紙喊道：“自動炸彈轟炸日本！自動炸彈轟炸日本！”我對自動炸彈一無所知。別人告訴我，那是一種非常強大的炸彈，威力大到可以結束戰爭。果然，幾天之後，報童就喊叫著戰爭結束了。
母親和我並沒有專門為此慶祝，因為這已不是什麼新聞。對我們來說，1月份的那天，當艾告訴我們最後一撥德軍被趕出布達佩斯時，戰爭就已經結束了。
人們開始在他們消失的地方重新露麵。亞尼在被蘇聯人帶走後不久就被放了出來。他曾來看我們，從穿著上看他的情況不是太糟。
母親依然執著地打探著父親的消息，她像詢問從其他地方來的人一樣，也問了他同一個問題：是不是見到過我父親，或者聽到過關於我父親的消息。答案總是“沒有”。這種強迫性的詢問讓我極不耐煩。顯然，那個讓她滿意的答案也許永遠也不會出現。我不太記得父親，而且本來就已經模糊的記憶，被母親的這種執著攪得更加模糊。這是另一件讓我生氣的事。每次她強迫別人說或詢問關於我父親的情況，我就大為光火。
後來在8月的一天下午，曼奇姑姑來到我家。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大克勒什，當時父親和姑父米克洛什要乘坐軍用火車前往蘇聯前線。曼奇說她剛剛乘坐一列擁擠的火車從集中營回來，先過來看看我們，再回小克勒什的家。
她看起來很糟，我幾乎認不出她了。她個頭本來就小，現在又瘦骨嶙峋。她神色慌張，表情冷漠。她告訴我們，她和我奶奶以及住在小克勒什的我父親的所有親人都被抓走了，很多人都慘死在波蘭一個叫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地方。
吉茲做了一大鍋麵條，我目瞪口呆地看著曼奇狼吞虎咽地吃得一點不剩。之後，她對我母親講述了所經曆的一切，然後母親又轉述給我聽。德國人拆散了她和她的家人，對此她提出了抗議，表示想和他們一起走，但是德國人沒同意。戰前她是一個手藝精湛的女裁縫，所以德國人把她運到一個工廠為他們做衣服。而她的其他親人都被送進了毒氣室，隻有她得以幸存。
曼奇和我們小住了一陣。火車幾乎每天都來，通常是在下午的時候，把戰俘從蘇聯前線運回來。母親和曼奇形成了一種習慣，她們通常還帶著我，一起在傍晚的時候去西站，盼著火車進站。去那裏尋親的有數百人。通常，那裏會停著一列火車。骨瘦如柴、衣衫襤褸的虛弱男人從車廂裏湧出來，他們在等待的人群裏尋找著熟悉的麵孔，而我們也同樣在他們中間尋找著。
我們希望能看到曼奇的丈夫米克洛什和我父親，但是他們沒有回來。
過了一段時間，曼奇回小克勒什的家了，米克洛什仍沒有音訊，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回來。母親和我仍繼續每天下午去火車站尋找父親，但是，我們連認識的人都沒發現一個。
9月初，母親聽說火車運的是蘇聯一個集中營的戰俘，她不知怎麼就認定父親曾待在那兒，所以我們又一次前往火車站搜尋父親。從家到火車站有一段距離，但來回卻隻能步行，對此我感到很煩。要走那麼遠的路，還得站在堅硬的水泥站台上，被擁擠的人群擠來擠去，眼睛一刻不停地盯著從車裏湧出的男人，尋找著父親的蹤影，結果卻總是無功而返，這一切都讓我感到厭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