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過去了，我可以一次下床幾小時了，但是，我還不能出去，隻能在家或附近走動。終於有一天，這種日子要終結了，羅特巴特醫生來到我家，興高采烈地告訴我，他將最後一次把“包頭布”從我頭上解下來，我再也不用纏著它了。但是，他的話隻有一部分是真的，因為摘下“包頭布”之後，他又用黏性繃帶將我耳後的傷口包紮上，而為清理傷口更換這種繃帶時一樣很疼。不過後來這種繃帶也被拿掉了。
然而，盡管最終我的“包頭布”和繃帶都被拿了下來，但我的聽力仍然沒有恢複到以前的狀態。別人隻有直接對著我講話，我才能明白他們的意思。過了一段時間，我周圍的人都學會大聲對我說話，所以我從來也沒有意識到我的聽力不如以前了。與男人的聲音相比，我能更好地接收女人的聲音。
雙耳出現的問題幹擾了我好長一段時間。母親給我買了一個小熊的手偶，你可以把它套在手上，通過運動手指來控製它。她經常用手偶表演來逗我開心。我把小熊戴在手上時，故意在它耳朵後麵接近我患處的地方剪了一個小洞，然後用繃帶給它的耳朵包上，讓它看起來和我一樣。
1942年我5歲的時候，父親被征入伍。但他並不是真正的士兵，他和其他被征召到勞工營的猶太男人，在那裏做些清理道路、修建防禦工事這樣的工作。以前他也被短期地征召過，但每次就是幾天或者最多幾星期就回來了。
然而這一次卻不一樣。當他帶著這個消息回到家時，他試圖表現得輕鬆一點，但笑得卻有些不對勁兒。他的勞工營將奔赴蘇聯前線，短時間內不大可能回來。
母親和我趕往大克勒什，父親的勞工營將從那裏出發。大克勒什距布達佩斯約60英裏，因此我們得乘火車過去，等我們到達時，父親的火車正要開動。
父親的勞工營乘坐的車廂多是敞開式的貨運車廂，沒有頂，而且車廂兩側隻有普通車廂的一半高。一個車廂裏堆著水壺和爐子，還有做飯的裝備，這裏便是廚房。父親的一個表兄是廚師，他也叫米克洛什，父親給他打下手。父親已經認識了勞工營的很多人，表麵上這次出行看起來很有趣，就像一群朋友去野營。
這列火車旁圍了很多送行的人。父親和其他勞工都一身平常裝束，和母親一樣來送行的女人們也穿得普普通通。他們就像夏日裏出行的一群普通人，看上去沒什麼特別的。然而車上還有士兵，他們穿著不合身的軍裝，拿著步槍。這些士兵是看管勞工的，他們和勞工隨意地混在一起。他們甚至扶我爬上廚房車廂，讓我在那裏吊著玩。感覺上這些勞工不像囚犯，而士兵們看起來更像一群大大咧咧的工人，然而，身上的軍服和手中的步槍又時刻提醒人們他們是不同的。
到了出發的時間，所有的男人都上了車。我握住母親的手，而她還與父親和他的朋友交談著，我們已準備好說“再見”了。汽笛聲響起，火車慢慢地駛出了車站。母親的手緊緊地握住我的手。我沒有看她的表情，因為我的眼睛無法從父親身上移開。他麵帶微笑地揮手與我們再見，看上去甚至還有點興奮。當他們漸漸從視線中消失時，父親向母親做著手勢，還用手指扒開他的嘴做出大笑的鬼臉，逗母親高興。然後，火車就徹底不見了。
我們坐火車回布達佩斯，路上的幾個小時，母親一直特別安靜。
回到家時，更壞的消息迎麵而來—我外祖父住院了。我們立刻動身去看他。他躺在一間有幾張床的病房裏，前額上放著一個冰袋，嘴裏時而含糊不清地說著什麼。在從醫院回家的路上，母親告訴我，外祖父中風了。幾天之後，他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