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崇禎皇帝的後宮之中，也隻有蘭妃海蘭珠一個人會認同皇帝的想法，其他人完全局限在自己的眼界裏，即使皇帝苦口婆心地對她們說起這些地方的風景怡人、土地肥沃，以及“棒打麅子瓢舀魚”的情景，她們也無法理解。
無法理解的，還有許多沒有到過關外的朝臣們。
十六世紀、十七世紀的大明朝，之所以錯失了大航海時代千載難逢的良機，固然有大明朝是大陸國家以及農耕文明所具有的那種保守性格，但是也與大明朝的朝臣們眼界不夠開闊有著很大的關係。
眼界不開闊，見識就不行，就總是局限在大明朝的內部，甚至隻是局限在朝堂之上，為了一點蠅頭小利而鬥來鬥去，把大多數人的聰明才智都浪費在內耗上麵了。
這個問題從張溥和李信兩個人跟著薑曰廣出使朝鮮之後的表現來看，就顯得非常鮮明了。
李信自然不用說了，在原本的曆史上，基本上是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全都用在了輔佐李自成埋葬大明朝的“事業”上了，他對李自成大順軍的貢獻越大，自然對華夏文明的傷害也就越大。
這一世，他在崇禎元年的恩科之中被錄取為進士，然後又被皇帝欽點為中書舍人，眼界與過去自然是大為不同。
在與崇禎皇帝的接觸之中，在對大明朝政的觀察之中，同時也從崇禎皇帝多次到軍機處和武英殿中的談話之中，李信的眼光也早就從大明朝治下士紳階層與佃農階層的壓迫與反抗上麵，提升到了大明朝與後金國的戰爭上麵了。
這個層麵顯然要比大明內部士紳與佃農之間的壓迫和反抗，要更加宏大，也更值得為之奮鬥。
畢竟在這個時空之中，此時大明朝與塞北的蒙古諸部，以及與遼東的建虜後金國之間的鬥爭有著華夷之辯的背景，是漢人與蒙古韃子以及女真韃子之間的鬥爭，也就是說，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鬥爭，這樣的格局豈不是比局限在內地，糾結於無地農民與士紳地主之間的鬥爭，也宏大得多了！
在軍機處大半年的舍人生涯，讓李信的眼界與見識大為開闊，而且在崇禎皇帝的刻意引導之下，也跟牛聚明、沈廷揚等其他十多個中書舍人一樣，成為了一個樸素的華夏民族主義者。
雖然在他們的認識之中，並沒有這樣一個明確的概念，但是看待和處理問題的立場與態度，已經開始用以漢人為主體的華夏民族的利益來權衡了。
這在後世當然是一個人人都知道的常識，但是在遙遠的十七世紀，即使當時已經開始走在世界前列的西方殖民列強，也還沒有真正形成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而中國人更是經曆了辛亥革命，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直到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這期間倭奴日寇長達幾十年的不斷淩辱侵略，才總算是形成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作為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才算是覺醒起來。
崇禎十七年之後，滿清軍隊入主中原，而人口過億的漢族人居然被人數不到百萬的女真人征服，並且最終接受這個野蠻異族的統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族主義意識的缺乏。
雖然自古以來就有華夷之辯，在一部分較早認識到這個問題的人們心中也有華夷之防，但是放眼當時的整個天下，真正形成了這種民族主義意識和民族主義情懷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否則的話，人口如此龐大的漢族，又豈能被人數隻有自身萬分之一不到的女真人所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