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經客戶同意的快遞都不能放在門衛室、前台、速遞易櫃（收費）、代收網點（收費）、找人代簽等，否則快遞丟失，肯定是快遞員擔全責。若遇到不可商量的客戶，上報‘快遞遺失’的話，快遞員將要麵臨罰款和貨品賠償的問題。”羅海說。
“這個規則快遞員都知道，可能要麼自己、要麼身邊的同事每天都被這隨時會發生的危險恐嚇著。即使做的再優秀的快遞員，再規範、嚴格的物流公司無一例外吧。所以，不管是公司，還是客戶，都應該給與最起碼的同情和幫助，而不是怪罪、指責、處罰賠償等等，表現的愛莫能助，‘生死由命’。身為快遞員的準媳婦，我要讚他們！”王靜說。
“如果快遞公司和收寄件客戶都能如此理解和同情這群‘搬運工’就好了。”竹清說。
“那可不能簡單的這樣認為。真的到了快遞員在社會上被肯定和尊重的時候，又會出現新的問題。目前的困難是真實的困難，那個時候的困難或許就是為達到某種目的的借口，快遞員的不容易就會轉變成客戶的滿臉苦楚都說不定。”伍賀說。
“不管什麼時候，要說苦楚的人，估計還是快遞員，社會最基層的、靠汗水掙錢過活的人。他們和客戶的各方麵存在著較大差距，這是經濟基礎在人腦海裏形成的階層意識。”朱珍說。
“管他們死活！隻要殘害百姓、擾亂社會，哪怕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又何妨？”羅欣終於說了句話，痛恨快遞員是一輩子都不可能改變的事實了。
“嗬嗬。”隻有羅海敢笑笑，“真的是‘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話，社會不被擾亂都難。國外的‘難民營’、‘貧民窟’所住之處，全是鐵皮、木板搭建成的，活著就是一種折磨。死人當然是常有的事，無奈之下國家的部分地區總會發生搶劫、盜竊等暴力性事件。所以說，社會的結構應該是平衡的，不管是物質還是財富方麵，國家和民族的富裕要人民共享！”
“永遠都不可能的事情，若民眾可以相對提高生活水平就可認同國家的進步。但是，快遞員就是快遞員，公司掙再多的錢，他們也隻能獲得應得的那部分。換句話來說，公司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仍然虧欠不了職工薪水。公司所代表的利益群體和快遞員豈能平衡？按勞分配。在生產的過程中，你是否困難，是幾乎被忽略的問題。”伍賀說。
“我們現在遇到的各種困難都是自己解決，公司不出麵也就罷了，連相應的補貼機製也沒有，這很打擊工作積極性。比如現在的很多小區要求辦理出入證，工本費20元，很便宜，但是押金很貴100到200元不等。你想想這麼多的小區，快遞員要墊付多少押金進去，等到辭職的那天不知道還能不能拿出來。”莊嚴說。
“沒有被保安和物業公司成心刁難就不錯了，像A站那邊有個小區，物業死活就是不讓進，快遞員隻能抱著快件步行進去配送。天氣那麼熱，快遞那麼多，樓盤又是如此分散，快遞員惱火的要‘滅了’這家物業公司的心都有。另外，收取的出入證押金太貴，簡直就是‘黑人’。這個錢是要被物業無利息的永遠借用了，除非物流公司關門。但是一般遇到這樣的問題，都是辭職員工轉給新入職員工，結果問題就出來了：新員工不但要繳納公司物流風險金，還要拿錢出來接小區出入證押金條。這對打工一族來說，沒掙錢先掏錢的情況很難接受的。”伍賀說。
“職業不同隻是社會分工不同，豈有高低貴賤之分。曾經做過保安的快遞員就深有體會，但是沒有做過快遞員的保安就不能換角度思考。小時候印象中，郵政投遞員是非常偉大和讓人尊敬的職業，不管年齡多大、職業多高的人，見到都會微笑麵對。如今這樣的‘信使’多了，善善惡惡，熟悉都可能會被認為是禍的社會，大家都疲倦於打招呼，甚至麵對麵都懶得讓臉部肌肉動一下。”竹清說，“前幾天，有個員工因為維修電動自行車，一些快遞就放在了下午配送，規定時間內完成的，結果就被客戶投訴服務態度差。當天客戶說‘我白天在家等了整天不送過來，晚上出門就打電話叫收件，明天再送過來’，快遞員就把件帶回站裏。大概晚上將近九點的時候，快遞員接到此客戶送件要求，在匆忙之中就回了句‘您不是預約明天配送的嗎？’此後客戶就掛斷了電話。第二天，不管投遞員怎麼打電話，客戶就是不接電話。結果到了晚上八點鍾左右，客戶自己打過來說‘麻煩你現在把快遞送過來，不好意思今天沒有帶手機’。明明知道客戶是故意刁難我們的，為了工作，為了那些汗水錢不被扣罰，甘願選擇了被鄙視和刁難！容易嘛！”
“莊嚴，你這‘怕不被理解’、‘怕丟件’、‘怕被刁難’總結的好，如果能多點社會宣傳，快遞員或許就能少點怕，多點尊嚴的穿街入巷。”羅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