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七、八月間，我和首都9名記者從西寧到拉薩，又從拉薩到亞東，在青藏高原上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采訪。青藏之行收獲頗豐，我先後在《人民日報》和《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通訊、特寫、消息10餘篇，計2萬多字。
這次采訪的實踐，使我從中得到一些教益和啟示。
要有適應環境的本領
青藏高原高寒缺氧，是“生命禁區”。自己的身體能行嗎？我心裏直打鼓。
但是，我想，既然眾多官兵能在青藏高原上紮根生存下來，難道我們連一個月都不敢待？
有了吃苦和豁出去的準備，思想反而輕鬆多了。剛到海拔2270多米的西寧，盡管這裏較之北京已缺氧10％多，倒不覺得什麼，但到海拔3000多米的格爾木時，高原反應就明顯了：嗓子幹、胸悶、頭暈。同行的兩位記者先後住進了醫院。為了不至於在格爾木倒下，我有意識地加強鍛煉。有人說，在高原活動量不能大。我卻反其道而行之，堅持每天跑步和做早操。盡管在高原跑步氣喘得厲害，但是跑完步回來覺得全身增添了力量，抗感冒能力增強了。
從格爾木向拉薩進發前，我們逐一檢查了身體，我除脈搏跳動過速外，心髒未發現異常。7月16日，我們驅車跨過海拔4445米的昆侖山口，到達五道梁兵站。有一句民謠：“過了五道梁，不見爹和娘。”五道梁是考驗一個人高原適應能力的關鍵一站。當晚在兵站夜宿，盡管由於胸悶、頭暈徹夜未眠，但第二天一大早我照常到操場小跑，有意識地增加活動量和食量，所以這一天我又在車上挺過去了。7月17日，我們到達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兵站。晚上在戰士宿舍裏就寢，上半夜還能迷糊一陣子，但下半夜就覺得頭上像箍了鐵圈，疼痛難熬，加之腹部發脹，一夜翻來覆去睡不著。第二天早晨起來，兩腿像灌了鉛似的沉重，上身則軟綿綿的，一點勁也沒有。可我還是按習慣做了慢跑步和早操。早餐盡管沒有食欲，還是強製自己吃了兩個饅頭，然後又繼續驅車上路。過了唐古拉山口，高原反應才緩解下來。
從西寧到拉薩，沿途2000公裏，需要翻越昆侖山、唐古拉山等15座大小山峰，其中3座雪峰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還要跨越楚瑪爾河、沱沱河等大小河流45條，穿行45度以上的斜坡，天氣忽雨、忽雹、忽雪。但是由於我注意在沿途加強鍛煉，從而增強了對惡劣環境的適應能力。
對環境的適應，僅僅靠勇於吃苦是不夠的，還需要樂觀主義精神。在高原旅途中，有時行車一天看不到一個人影，也看不到一隻飛鳥，但記者團的同行一路總是互相鼓勵，有時還免不了互開個玩笑活躍氣氛。翻過唐古拉山，我們在黑河兵站休息時，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相互以“高原”的“高”起頭各取了一個別名，以示對這次青藏之行的紀念。記者小馬是一個女同誌，在翻越唐古拉山時大病一場，高原反應強烈，大家就叫她“高活”；新華社記者小陸個頭較高且較瘦，大家就叫他“高杆”；我因每到一處喜歡叫上同仁到處轉悠，同誌們就哄笑著給我取名“高轉”。還有什麼“高罐”啦、“高騎”啦、“高白”啦，這些有意義的別名，一直沿用到從青藏高原返京。
想到記者的職責
在青藏高原采訪，由於高原反應，人體常常感到不適。記者在這種環境下要想完成好報道任務，就需要有高度的事業心、責任感。
從西寧到格爾木，高原反應還不那麼明顯，提筆記日記還不那麼困難，但是從格爾木再往前走，隨著海拔的升高，高原反應使人不愛說話、食欲不振，更不願提筆寫東西了。但是記者的職責使我克服困難，多問、勤記。由於白天大多在行進的汽車中度過，靠透過車窗進行觀察，記筆記有時就在顛簸的車上進行。晚上，就寢前擠時間記筆記。到唐古拉山兵站的那天晚上，天上下著冰雹，待我們頂著冰雹跑到連隊食堂用完晚餐後，已是深夜11點半了，很想上床早點休息。但是想到這一天所了解的有關唐古拉山兵站官兵的生活素材有必要記下來，於是我強挺著在戰士宿舍昏黃的燈下堅持把筆記寫完才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