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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構和大數據公司能夠將客戶的個人信息與他們的行為特征結合起來，比如阿裏巴巴公司可以從客戶的購買行為、手機全球定位衛星數據以及其他各種可穿戴設備上產生的數據，挖掘出客戶的相關“推測數據”（inferreddata）。這種推測數據如同哈維爾在《1984》一書中所刻畫的“老大哥”一樣，時時刻刻監視著人們的一舉一動。“被遺忘權”的提出為數據隱私的保護問題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方向。2012年2月23日，美國白宮公布了《消費者隱私權利法案》。該法案第5條規定了消費者享有讓公司糾正不準確信息以及刪除信息的權利。2012年3月29日，聯邦貿易委員會發布了《快速變革時代消費者隱私保護：針對企業界和政策製定者的建議》。該建議書提出授予消費者有限的數字遺忘權，即賦予消費者有要求公司刪除其不再需要的消費者數據的權利，並允許消費者可以獲取本人數據及在適當情況下隱瞞和刪除本人數據。美國加州2014年也通過了“橡皮”法律，用戶可以要求科技公司刪除涉及個人隱私的信息。這項新規於2015年生效，並有可能催生相關訴訟。不過，過於擴大“被遺忘權”的邊界也是不適當的。其一，因為對於被認為是理性的成年人來說，這樣的權利保護反而鼓勵他們在網絡發布信息的行為的隨意性甚至是不負責任態度。一個良性的社會秩序必須建立在公民自覺自律的基礎之上，促成公民養成良好的媒介素質，知道對自己的言行負責，而不能要求法律去保護他們的過失和不當行為與言論。其二，要求各種不同的網絡平台及時處理各種不同理由的刪除請求，對這些平台公司來說也是一種巨大的負擔，會拖累這些機構的正常發展。其三，在新媒體時代，公與私、真實與虛擬之間的界限已經越來越不那麼清晰可辨了，傳統的私人領域已經越來越公開化。這一結果是好是壞，尚難界定。
總之，一方麵我們要保護私人領地的神聖性，要防止有人假公濟私，但同樣也必須保護公共領域的開放性，要防止有人假私損公。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學術團體，或者什麼別的，在我們腦中第一次隻是浮現起“自身所處的集團”的時候，我們的思維方式嚴格來說就處在了“私”的立場①。
以各種名目的私的名義去損害公共利益同樣也是不正當的。在運用“被遺忘權”的時候，如果可以首先想到他者的要求，並站在與之關聯的一個較為開放的立場下進行思考的話，那才是真正站在“公共性”的立場來看待這個權利了。
3.理性把握大數據時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環境
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大數據發展對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識形態安全帶來的挑戰，要積極防範網絡和大數據的種種風險。因此，從信息化社會的新形勢新情況出發，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認真研判大數據時代的新環境，積極應對大數據帶來的種種挑戰，科學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數據機遇。
布迪厄認為：“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②在大數據的環境下，社會大眾擁有獲得信息資源和表達思想觀點的更大空間。在這個空間中，受眾的不同傾向性意見的相互作用構成了一個大數據的意見“場域”，轉接信息形成議題。如前所述，這是客觀存在的複雜大數據意識形態現象。伊格爾頓指出：“意識形態遠不隻是一些自覺的政治信念和階級觀點，而是構成個人生活經驗的內心圖畫中變化著的表象，是與體驗中的生活不可分離的審美的、宗教的、法律的意識過程。”③
大數據作為現實社會的反映，依然是人的生存空間，人們會在這開放空間中表達一個真實的自我。但是，在網絡中我們時刻都可以聞到一種意識形態的味道，不僅這些大數據符號充滿了意識形態的深刻底蘊，就連大數據技術本身也難免淪為一種深刻的意識形態。在這裏，同時也許在那裏，人們的獨立見解不僅不會消融在意識形態的硫酸池中，而且恰恰通過意識形態表現出來。在複雜的大數據信息中，人們仿佛聽到了盧梭的聲音：“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處不在枷鎖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①大數據技術在為人們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形成。針對大數據時代的這一新環境，教育者可以依托大數據平台的信息，對數據及其來源進行有效鑒別，形成良好的“信息環境觀”充分利用“信息價值”，並善於選用適當的數據計量方法或應用程序軟件等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挖掘大數據潛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價值，找出事件之間的關聯性，並對事件的發展走向及趨勢進行預測，最終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為無縫對接的“合力型”教育，促進教育內容獲得“內化於心、外化於言，實化為行”的實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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