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 邢賁思
內容提要
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兩次偉大的革命。兩次革命雖性質有別、結局迥異，但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命運。
辛亥革命雖是舊民主革命，但它推翻封建帝製、開啟民主共和的曆史貢獻決不能否定。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從封建社會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列強侵我國土，戕我人民，掠我財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為了探索救亡圖存之路，曾出現過三種社會運動形式，其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最為重要。在資產階級
革命派中，孫中山是傑出的代表。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有一個形成過程，他也曾對清朝政府抱有幻想，甚至上書李鴻章，把革新的希望寄托在這個封建上層官僚身上。後來他從西方列強侵略日甚和清朝政府喪權辱國的事實中，“知和平方法無可複施”，得出了“現在的中國政府絕對沒有能力進行任何的改造，任何的改革，所以隻有消滅他們，而不能改進他們”的結論，從此，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從同盟會成立到辛亥革命前（1905～1911年），他組織過8次起義，均告失敗，但他沒有動搖。一旦選擇革命就義無反顧，雖屢經挫折卻始終站在革命潮頭，這是孫中山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之處。
為了指導革命，孫中山提出了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孫中山的革命意誌雖堅定，革命綱領也較明確，但他的革命抱負最終沒有完全實現。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注定了它無法戰勝有西方列強做靠山的反動封建勢力，革命果實被一批封建餘孽、軍閥政客所篡奪。在孫中山最困難的時候，是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向他伸出了援手，促使他下決心扭轉革命困局，他改組了國民黨，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為“三民主義”注入了新的革命元素。但由於反革命勢力過於強大，孫中山的一切努力都沒有能挽救舊民主革命失敗的命運。舊民主革命已經走到了盡頭，隻有棄舊圖新，另辟蹊徑，中國革命才有光明前景。隨著無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和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革命終於迎來了這樣的前景。
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徹底的革命，它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解決民族獨立的問題，也沒有消除封建壓迫，解決人民解放的問題，沒有改變工農勞苦大眾的悲慘處境。盡管如此，對辛亥革命的曆史功績不能抹煞，它推翻了封建帝製，開啟了民主共和，使中華民族從此擺脫了封建專製製度的羈絆。民主共和的政治雖沒有實現，但民主共和的思想已深入人心，這是辛亥革命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辛亥革命的意義還在於，它提供了一種曆史參照，這就是在近代中國，不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不扳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革命不可能真正成功。
從舊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的曆史性跨越，從客觀上說是適應了中國社會變革
的需要，從主觀上說是因為出現了能夠領導中國社會變革的先進社會力量和能夠指導這一變革的先進理論。先進社會力量就是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影響下，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中國無產階級有了自己的先鋒隊組織，政治上更加自覺，行動上更加堅定，已經能夠擔負起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領導重任。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其對革命的領導，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另一個決定因素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了先進的革命理論即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創立者是毛澤東。
毛澤東從中國社會的性質分析起，得出了關於革命對象、革命性質、革命領導階級和同盟軍、革命道路等一係列新的重要結論。毛澤東指出，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中國的民主革命不能由它來領導，隻能由具有徹底革命性的無產階級來領導，領導力量發生的改變使這個革命雖仍屬於民主革命，但已不同於辛亥革命那樣的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革命，而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民主革命。新民主革命麵對的是十分強大的反動勢力，無產階級不能孤軍奮戰，必須聯合一切革命階級、革命力量組成革命同盟軍，才能戰勝敵人。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毛澤東得出了同十月革命不同的結論。中國革命必須避開反革命鋒鏑，繞開城市，深入農村，在那裏建立革命政權，壯大革命武裝，走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最後武裝奪取城市的獨特革命道路。
新民主革命勝利後中國向何處去，是一個必須回答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毛澤東指出，由於新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勝利後必然會通向社會主義，兩者之間並不存在鴻溝，那種認為民主革命勝利後無產階級仍需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再舉行第二次革命的觀點是錯誤的。但由於中國經濟落後，革命勝利後又不可能立刻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是需要經過一個過程，所以他說民主革命勝利後建立的共和國既非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又非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而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曆史時期的過渡形式，但又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確立，使得中國的民主革命既有了先進社會力量做領導，又有了先進理論做指導，這是新民主革命成功的兩大保證，是勝
利實現從舊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曆史性跨越的關鍵。
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一曆史功績當永遠銘記。
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雖都已成為曆史，但科學認識和正確評價這兩次革命仍是一個重大現實課題。
革命免不了使用暴力，免不了造成社會一定的破壞和震蕩，這是毋庸諱言的客觀事實。有人據此否定革命，認為革命的代價太大，不如采取和平漸進的改良方式為好，這種觀點貌似有理，其實不妥。脫離具體情況抽象地議論改良和革命孰優孰劣，毫無意義，隻有把問題放到中國近代史的具體條件下，才能找到正確的答案。
改良雖也能對社會起到一些改進作用，在曆史發展的一定階段具有進步性，但改良不觸動社會的根本製度，不破壞反動階級的統治根基，就中國近代史的具體情況說，它既解決不了救亡圖存問題，也解決不了強國富民問題，因此，改良作為一時權宜之計則可，作為變革社會的根本大計則不可。改良在近代中國是完全行不通的。
馬克思主義並不一概否定改良。馬克思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區別不在於讚不讚成改良，而在於有條件讚成，還是無條件讚成。有的改良主義者不管條件是否允許，一味頑固堅持，即使在現實麵前碰得頭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康有為就是改良主義一條道路走到黑的典型，從“公車上書”的領頭人到戊戌六君子到辛亥革命的反對者，最後墮落成為堅決的保皇派。康有為的這一蛻變過程，折射了改良主義從進步走向反動的曆史軌跡。
認為改良比革命好的一個重要依據是革命使用暴力，而改良可以避免暴力。改良是可以避免暴力，卻達不到根本變革的目的，何況最終也不為反動統治者所容，在這種情況下，隻能選擇革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可能做到溫良恭儉讓，革命所到之處，摧枯拉朽，總會引起社會的一定破壞和震蕩，但這是必要的，不這樣又怎麼能蕩滌汙泥濁水，清掃曆史垃圾，換來一片新的天地？馬克思主義認為，不能反對一切暴力，要看是反革命暴力，還是革命暴力。反革命暴力是殘害人民、鎮壓革命、屠殺革命者的罪惡工具，必須堅決反對。而革命暴力則是摧毀舊製度、破壞
舊勢力、催生新事物的戰鬥武器，應當予以肯定。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把暴力一概視為“壞事”的觀點時指出：“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並摧毀僵死的垂死形式的工具。”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革命暴力所作的科學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