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歸程
蘇青曾是樂觀的，在《歸宿》一文中她預留下這樣一段心語：
我幻想三十年後，青山常在，綠水長流，而我卻歸黃土……總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將來墓碑上大書“文人蘇青之墓”，因為我的文章雖然不好，但我的確是寫它的，已經寫了不少，而且還在繼續地寫下去，預備把它當作終身職業，怎麼不可以標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
三十多年彈指一揮間，蘇青在天堂裏見到上帝，上帝問她：
“你是誰呀？”
“我是文人蘇青。”她回答道。
上帝想了想，毫無印象，隻好搖搖頭，用抱歉的語氣說：
“瞧我這記性，比從前差多了。為了對付夜裏失眠，人間的書我也常讀的，怎麼就忘了你的名字呢？”
“漢文書您隻怕不大看的吧。”蘇青大失所望，隻好自己給自己找一級台階去下。
上帝全知全能，別說讀漢文，就是讀梵文、拉丁文、吐火羅文、希伯萊文也不成問題，但他承認自己的閱讀範圍比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瑞典漢學家馬悅然還要狹窄些，他知道的最後一位中國作家名叫魯迅，也隻漫不經心地讀過他的《狂人日記》。
她從上帝那兒討不到一句評語並不稀奇。在人間，能讀漢文的全球十四億華人中真正知道蘇青好處的也並不多啊！那塊墓碑是沒有什麼指望了，何況她的骨灰已被親屬帶到國外，大書小寫都全然失去了意義。當然啦，這些年國內也出版了她的小說和散文，但總與張愛玲紐結（稱為“捆綁”也許更恰當些）在一起，成為一對“上海寶貝”，可是絕大多數讀者隻買張愛玲的賬，不買蘇青的賬。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當滬、廣兩地的“小女人散文”悄悄火上一把的時候，評論家們才恍然大悟：“張愛玲、蘇青那會兒寫的不就是小女人散文嗎？！”有張愛玲罩著場子，蘇青總能叨陪末座。這很難說是什麼了不得的光榮，反而是一種尷尬。“當年可不是這樣的！”蘇青心中頗有點憤憤不平，悶悶不樂。
蘇青的經曆遠不如張愛玲那麼有傳奇性。張愛玲先嫁“漢奸文人”胡蘭成，後嫁美國白胡子左公賴雅，纏綿悱惻的故事成色十足，尤其是她與胡蘭成的那檔子事兒，經由三毛的電影劇本《滾滾紅塵》加以鋪排和渲染，早已將人們的胃口吊得高與天齊。蘇青嫁的卻隻是個沒出息的少爺，為討取家用她挨了一巴掌就甩手離婚，這哪有一點羅曼蒂克的色彩？那些專喜歡打聽東家長西家短然後到處傳播謠言挑撥是非的長舌婦，也嫌這故事忒老套了些，真沒勁。再說，張愛玲性格怪僻，平日不待理人，凡事懶得計較，神龍見首不見尾，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充滿了神秘；蘇青則是個直腸子，言辭爽利，動情時摘肺掏肝，生起氣來呼天搶地，行事則風風火火，清淺得有點讓人一覽無遺（盡管張愛玲並不這樣認為），簡直像是鄰家大嫂，過於操心，過於惹眼，反而拿捏不準火候。此外，張愛玲的愛情故事寫得特別撩人，《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中的調情話至今讀來仍令人想入非非，夠一些情竇初開的年輕人學上三天三夜，也夠一些刀槍入庫的老年人回味三天三夜。蘇青就沒這個本領，《結婚十年》並未引領好奇心十足的讀者窺見紅綃帳裏的半點風情，隻是獨沽一味的自說自話，文筆的搖曳生姿也救濟不了情節的平淡無奇；那篇《蛾》寫了一位欲望受到壓抑的女子，在靜夜連喊三聲“我要……”、“我要……”、“我要……呀”，也隻是草草地與人偷吃了禁果，受了一番流產的苦痛，仍要去做那撲火的飛蛾。這有什麼新鮮呢？如今不知有多少女子正樂此不疲。盡管蘇青寫起散文隨筆來遠比張愛玲大膽潑辣，但今人嫌她的那點痛快勁是過猶不及，仿佛是拉斷了皮筋的彈弓。
時代性啊，該死的時代性啊，它是文學的紅眼仇家，“時過境遷”這四個字不知使多少文章變得一文不值。張愛玲是天才，她的翅膀能淩越時代高飛而起，飛往光明的所在；而蘇青，可憐的蘇青隻是個頂尖的人才，沒有天使的翅膀，她隻能在大地上盤桓，終於留在那個時代愈益濃重的暗影中，一天天模糊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