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張愛玲曾有過交往的柯靈先生曾在《遙寄張愛玲》一文中說：“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於是，有人置疑，她在淪陷區大紅大紫，在漢奸辦的《苦竹》和《雜誌》上發表散文、小說，作家的立場何在？張愛玲在政治上的色盲很讓一些人生出反感，但要硬生生逼著她去窄條的政治平衡木上狂舞幹戚，她不情願，也確實立足不穩。淪陷區隻是個鮮花下的陷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仍是一些人苛責於她的古老罪名，像水蛭一樣咬住這點不放，保準能夠吸出血來。她埋頭寫作，向大眾貢獻才華，又何嚐覥顏事賊寇？“她竟然連漢奸也肯嫁咧！”這話就很有些咄咄逼人了。張愛玲一生怕聽交響樂，她覺得交響樂就像政治，急管繁弦的，各種巨響總是浩浩蕩蕩地衝來，讓人無力抗拒。她顯然沒辦法習慣政治對於人性的蔑視和淩駕，也不肯屈從於輿論的壓力。盡管柯靈和鄭振鐸護惜她，要買斷她新作的版權，留待戰後去一一出版，但她沒有那份耐心。當1948年初喜劇《太太萬歲》遭到圍剿，張愛玲憬然意識到像她這樣獨立於任何政治陣營之外的異己分子已沒有多少藏形立身之地了。而她還不識趣，還不識相，還要在《十八春》（後改名為《半生緣》）中巧借主人公慕瑾的話來表明自己對於政治的“鄙見”：
我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我總想著政治這樣東西範圍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實行，實行起來也不見得會理想。我寧可就我本人力量所及，眼睛看到的地方，做一點自己認為有益的事，做到一點是一點。
在那個精神極度亢奮的時代，她這種小資情調的低腔是無論如何都沒法及格，也不能過關的。好在她很快就認識到“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趕緊從網羅中抽身，遠走高飛。這位“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在新時代注定是水土不服。1952年夏，張愛玲經過一番“又可怕又刺激”的階段之後，從大陸去了香港，三年後，又從香港去了美國。偏偏是這樣一個人，不懂得政治的遊戲規則，卻憑著她手術刀似的目光洞悉了紅色帷幕後的灰調人生，她在自由世界用英語創作了兩部與時政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長篇小說《秧歌》和《赤色之戀》，盡管其中不免摻雜了美國新聞處的官方意誌，但也並非全然是代人捉刀，一味地顛倒黑白，圖解政治。她解剖人性的手術刀絲毫未鈍，令人吃驚的是，她對視野之外的農村生活和農民形象的刻劃描寫也栩栩如真，其批判的矛頭所指肯定會使某些一根筋的“左公”如芒在背，這樣的急就章雖未能盡展她的藝術風華，卻百分之八十地繼承了“魯氏筆法”，將赤裸裸的真相呈現在世人眼前。此後，她受到美國文壇長期冷遇，竟至於藉藉無名。張愛玲為生計所迫，在六十年代由好友宋淇引薦，為香港電懋影業公司創作了大量的喜劇腳本，如《情場與戰場》、《桃花運》、《人財兩得》和《南北和》之類，總數十餘部，將大好才華和年華零敲碎賣，如同砸鍋賣鐵，真是十分可惜的。所幸她還創作了《色，戒》和《五·四遺事》那樣還原本色的小說，編譯了《愛默森文選》，用國語和英語翻譯並注釋了胡適先生頗為欣賞的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尤其令人讚歎的是，她在失去賴雅的日子裏，擺脫掉“繞樹三匝，無枝可棲”的悲苦心境，總積十年的研究功夫，圓成了《紅樓夢魘》，這樣的心血結晶一生不可多得。
張愛玲當年去國離鄉，遠赴他邦，這著棋看似愚形，卻並非昏招。若留在國內，以她患了多年未愈的政治色盲症和不肯違心合作的態度，曆經“反右”和“文革”這兩次大的政治運動，她必定會被人踐踏在腳下，以她的性格，則很可能無聲無臭地自殺。盡管她在美國生活得並不幸福，但畢竟還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而不是被打入人間地獄，淪落為“牛鬼蛇神”，受盡摧殘，直至麵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