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太需要一本《西夏史》了，這種需要源自於11～13世紀初對中國政治、經濟和軍事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的西夏王朝，在中國正史書寫中的嚴重缺席以及蒙元帝國的偏見甚至仇視，使西夏被殘酷地“開除了史籍”。因為史料的稀少和後代史學界的冷視，西夏曾經的輝煌變得遙遠而神秘。
猶如800年前西夏王朝興盛時，一個個從這個王朝的各個角落裏前往都城興慶府的人，在西夏都城裏成就自己的夢想一樣，我在1999年末的一個清寒早晨，踏進昔日的西夏王朝國都、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第一縷陽光映見一個孤單的影子，細細地鋪在我的西夏之路的零界樁處。自此出發，放棄以前的詩歌、散文、劇本的寫作，在西夏麵前，我開始改變自己的寫作角色，在書寫曆史前顯示自己微薄的力量和信心。
帶著對曆史和讀者的尊重，起初，我將自己囚禁在書籍間，以一個知識分子的堅守抵禦著一個功利時代湧向我的一切誘惑。書叢間抬起頭的刹那，我看見自己背起牆角的背囊，將自己置放在一次次西夏調查的田野作業中。
為了尋找西夏人後裔，我走進青藏高原東北部，從青海湖一帶到阿尼瑪卿雪山北麓，沿著黃河穀地穿過積石山進入甘南草原；穿越喜馬拉雅山後進入中國和尼泊爾交界地帶；深入瀾滄江上遊的藏族村落，探尋西夏信奉的藏傳佛教之源頭；多次進入川西高原羌族和嘉戎藏族部落；而那些和西夏有關的新疆大地、蒙古高原、鄂爾多斯高原、黃土高原乃至華北平原等地方，更是留下了我10年間穿越20個省區的背影和孤獨。這些正是這本書除了自己的寫作個性外，在傳統的研究西夏的領域中，有著內容上的諸多突破的原因。10多年的探究和橫越20個和西夏有關省區的田野調查，其實就是一次次死和生重疊的過程。尋找西夏黨項人源頭、西夏佛教源頭、西夏宗教在西藏、雲南的影響、西夏後裔在各地的分布途中，在青藏高原遇到狼、在川西高原遇見雪崩、黑城夜半突起的漠風將帳篷吹倒等生死較量，何嚐不是生和死之間徘徊的一個個插曲！
從青藏高原的陽光到黃土高原的民謠、從沙漠裏的戰爭到草場上的歡愛，從一個個拔起於平原、戈壁上的城池到11世紀中晚期100多年間賀蘭山下的興慶府裏的酒肆茶樓，這個帝國的外殼和內核，無時不散發出神秘的氣息。麵對中國悠久而宏大的曆史，你完全有權利選擇不喜歡秦漢或唐宋，也可以拒絕元明，因為在傳統曆史教科書的影子下，我們對它們很熟悉。但是，掩隱在中國曆史深處的西夏，你找不出不喜歡它的理由——它完全能滋生出一段讓你無限神往甚至迷戀的往事。
2008年春天的一個黃昏，完成《寧夏之書》後，我在電腦上輕輕敲下“西夏史”這三個字時，我就知道自己開始了一次漫長而富有冒險的精神探險之旅。我明白，自己已經開始一項超出個人心智的工作，我隻能依靠有限的曆史知識和對這些知識的駕馭能力，使書寫西夏曆史的目的落地為現實。
都市裏的鬱悶和浮躁，一度成為我寫作進程中的障礙。2008年9月底、2009年9月中旬，我兩次選擇進入青藏高原腹地寫作。在西夏宗教源頭之處的瀾滄江邊，藏傳佛教康區36座神山之首的覺紮山下，我給上師在那裏創辦的孤貧學校的孩子教書。晚上，犛牛糞火帶來的熱量很快消失，蠟燭微弱的光亮下，一個個文字的出現，使本書的一節節緩緩地完成著，就像學校旁的瀾滄江水緩緩地流淌而過。
難得的教書空閑裏，走進10月初的覺紮寺。絳紅色的袈裟、高大的經堂、隱秘的閉關中心、經幡飄動的山坡、從各地長途而來朝拜的教徒、轉神山的藏民，這些都使我得到的不僅是一種良好的寫作狀態與心境，或許更有一種寫作上的靈感。回到銀川，我的寫作進入了加速度狀態，盡管有很多來自外界的影響，盡管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總是在令人無法設防的時刻襲來。所幸有這本書稿的寫作，令我在白天完成工作後，一豆燈光下，坐在漸冷的銀川之夜裏，鍵盤聲中，一個個文字閃現在電腦屏幕上。記者、詩人、行者、修者，這幾種身份的自然融合使我永遠不會成為任何類型的權利集體代言人，我選擇了寫作和思想上的獨立，免得傷害別人也傷害自己。我書寫西夏史沒有像一些曆史學者那樣複製曆史或用小說家的手法演繹曆史。對曆史我是敬畏的，所以，我竭盡全力做到不去傷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