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即位後，下令改姓、易服、啟用自己的年號、修築都城。一座座宮殿拔地而起，一個個中央官署圍宮興起，一所所學校（蕃學、漢學、內學等）順勢而現，一座座佛塔直插雲霄，一間間作坊應市而生，一幢幢酒樓沿街而興，一院院平房繞宮而建，一個新興的都城出現在賀蘭山下、黃河之濱。
員園圓園年夏天，李德明將靈州作為黨項羌政治文化中心經營時，從黃河對麵一個叫懷遠（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的小鎮傳來一種民間說法：鎮西側的賀蘭山上有龍出現。一些大臣乘機給李德明說，靈州處於四通八達的交通要道上，容易受到敵方圍攻，而懷遠鎮西有賀蘭山作為天然屏障，東麵和南麵有黃河能阻擋敵方的進攻，西麵可直接打通向河西走廊的通道，不如在那裏修建國都。德明采納了這些大臣的建議，於1020年11月，將黨項羌的政治文化中心遷往賀蘭山下的懷遠鎮，並改名為興州。為了避免來自北麵的少數民族騷擾，他又下令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惠農縣廟台鄉修建省嵬城，作為興州的北門戶。
這次遷都，使黨項高層貴族及一些民眾徹底告別了遊牧生活，從草原戈壁地帶來到了水利發達、農業興旺的銀川平原。李德明率領黨項羌高層貴族進入興州後，開始將這個塞上小鎮逐漸改變為黨項羌政權的軍事中心和政治中心，後來又成為了西夏帝國的製造中心、經貿中心和佛教文化中心。
1032年10月，李德明去世。元昊在外有宋朝和遼國的覬覦，內有部落大姓分裂的危險情形下，效法父親在祖父去世時秘不發喪的做法，對外封鎖信息的同時加緊自己登位的進程。他利用一個月時間消除了內部的一切不安穩因素後，於11月繼位。隨即將父親的亡訊告訴宋朝，宋朝政府封他為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等。宋朝政府派工部侍郎楊告為旌節官告使、朱允中為副使前往興州頒布朝廷的任命。楊告一行抵達興州郊區時，已經有了封王之心的元昊故意拖延時間，不肯在正在建設中的興州城迎接宋朝特使。後來在手下幕僚的勸說下，才答應接見宋朝特使，但會見時又故意距離宋朝派來的使者很遠，經過再三催促，才勉強接受了宋朝的詔書。
拜受宋朝詔書後，元昊起立對他的左右僚臣說：“我的父親錯了，我們如此雄厚的實力和作戰能力，卻還稱臣於他們！”按照宋朝的外交慣例，當時的興州政權僅僅是宋朝境內的地方政權，宋朝特使到達時應該代表朝廷坐在主位上，但在設宴招待楊告一行的宴會上，元昊想獨自坐在主位，經楊告的再次勸說才沒去坐主位。宴請期間，楊告等人不時聽見東屋背後有千百人在打鐵、鍛鑄、磨兵器的聲音，嚇得問也不敢問，回到朝廷後也不敢上報這件事。
991年，宋朝就賜封李繼遷姓趙，而契丹人還對黨項羌首領沿用唐朝賜封的李姓姓氏，稱元昊的爺爺為李繼遷。元昊下令將黨項皇室李姓改為黨項姓氏“嵬名”，並且讓黨項統治氏族中所有“內”親都采用“嵬名”。元昊還自稱為“兀卒”，這個來自黨項語的詞彙相當於皇帝或後來蒙古人中的可汗，意思是“青天之子”。隨之，元昊在黨項羌統治的區域內，推行一套獨立的、具有明顯宋朝風格的職官官銜稱號，並且所有的職官官銜號都有匹配的黨項名稱。
為了從外在裝束上明顯區別於漢地乃至周圍少數民族政權統轄下的民眾，1032年，元昊自己先實行禿發，然後命令“國人皆禿發，三日不從，許眾共殺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五，仁宗景佑元年十月丁卯條）。元昊這次頒布禿發令，並沒有強令被占領地區的漢人實行和他們一樣的禿發，而是在沒有禿發的黨項人中間，效法鮮卑人的禿發習俗。元昊自己先禿發作表率，很快使黨項羌領地範圍內的民眾實行起了禿發（元昊亡後，隨著西夏政權的穩固和國力強盛，西夏國民不再是全部禿發，也有披發和辮發者，這在黑城出土的唐卡上的男供養人和武威西夏火葬墓中出土的木版畫上的男侍形象上有著體現）。西夏中後期的西夏皇帝和男性貴族很少見禿發形象的，他們往往是戴冠的，這在出土的西夏帝王圖、《西夏譯經圖》中的惠宗秉常、敦煌壁畫裏的西夏帝王供養人像中，皆有體現。1099年，有西夏人投降宋朝，《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就記載他們是“剃發、穿耳、戴環”的形象。從古羌人將頭發鬆散地垂覆在臉部的習俗來看，不排除這是元昊超凡脫俗、自尊自立的一種個性體現。
元昊後來還大力改革服飾製度，從衣服裝飾上突出黨項羌的族群特色，他本人在成年後就改變了年輕時戴黑冠的習慣，喜歡戴紅裏白麵的氈冠，後麵有紅色的綬帶。《宋史》（卷四八五《夏國傳》）中就記載他的冠帶是“氈冠紅裏，冠頂後垂紅結綬”。黑城出土的西夏後期皇帝畫像，是直角高冠，而西夏惠宗秉常戴的則是尖頂冠，敦煌莫高窟中的西夏帝王形象則是頭戴白氈尖頂高冠，可見西夏皇帝自元昊之後，其冠飾逐漸多樣。同時，從《隆平集》《西夏譯經圖》、莫高窟第409窟的西夏王妃供養像等形象來看，西夏皇妃也戴有不同形狀的鳳冠。元昊的服裝改革，使西夏境內的官吏中，漢人和番人各有不同的服飾。西夏法律《天盛律令》就明確規定，漢人官吏應當頭戴漢式頭巾，違背的官員罰馬1匹，平民則打13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