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搜索“羅孚”這個詞，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個名貴的汽車品牌。今天，我們要介紹的“羅孚”，卻是一位文人，一位有名的文人，一位頗有來曆的文人。
羅孚是他的筆名，他本名羅承勳，1921年生於廣西桂林。
他是一位報人。1941年在桂林參加《大公報》，從練習生做起，先後在桂林、重慶、香港三地的《大公報》館工作，一共幹了41年。徐鑄成說他文品皆優，胡政之也說他頭腦清楚。他做到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和香港《新晚報》（即《大公晚報》）的總編輯，還編過《大公報》、《文彙報》的《文藝》周刊和《海光文藝》月刊等。
但他又不僅僅是一位報人。
1947年，他作為進步知識分子，參與了重慶地下黨的理論刊物《反攻》的創辦和編輯工作，《反攻》的領導人正是當時還沒有被稱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以後長期在廖承誌同誌的領導下工作，廖公稱他作“羅秀才”。
上世紀50年代，葉靈鳳寓居香港，在他和朋友們的鼓動和幫助下，為左派報刊撰文，一時間鳳兮歸來，霜紅正晚。70年代末，聶紺弩從沁園回到家，一副病軀，滿腦子都是詩。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為名，出版了聶詩《三草》，如今，老聶的詩成了一代人的心靈史。更早一些時候，查良鏞還是一位編輯，寫了幾部電影劇本也沒找到感覺，他鼓勵這位同事在《新晚報》上開天辟地寫武俠小說，以後，我們就看到了“金色的金庸”；當然，還有再早一些的梁羽生。再晚一些時候，他在《讀書》雜誌上寫文章介紹香港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橋》，使得這位經濟學出身的編輯，更上層樓，名滿大江南北……。
其實他還是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把發表過的文章彙集成冊，有《風雷集》（1957）、《西窗小品》（1965）、《繁花集》（1972）和《香港文叢·絲韋卷》（1993）。作為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他不遺餘力地為主旋律謳歌，似乎其中也有那麼一點“風花雪月”。有人稱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陣營中的“一支健筆”，他卻說，早年的文章不忍猝讀，“四十多年來我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案如山，無地自容”。蕭乾評論說：“這是巴金的《真話集》問世以來，我第二次見識到這樣的勇氣，這樣的良知，這樣的自我揭露。”
1982年起，由於一個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在北京蟄居了十年。從此，羅承勳改名為史林安。可是，黃苗子和鬱風一定要管他叫“史臨安”，臨安者，南宋偏安之地後來的杭州是也。
北京十年，其實不是蟄居，是謫居。走了羅孚，來了“柳蘇”。柳、蘇，當是柳宗元和蘇東坡。他說，我安敢自比柳、蘇，隻是取了其中的貶謫之義罷了。話雖這麼說，事實上他成了“專職”的作家，也迎來了自己創作的高峰。這期間，他寫了介紹香港形形色色的《香港，香港……》（1986）、《香港作家剪影》（1992）、《南鬥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1992）和《香港文化漫遊》（1987），描繪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壇的畫卷，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學的，也有很多好的作家。他寫下了二十餘萬字的散文和隨筆，見諸大陸和香港的報刊。他還讀詩、寫詩、解詩，自己寫了許多首舊體詩，編輯了聶紺弩的詩集，寫了《燕山詩話》（1997）。柳蘇比起羅孚，又多了一點冷峻和老辣，好像還有一點憂傷和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