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62從華盛頓到台北
日本在中國之侵略戰（1938）
民國27年7月（1938年7月），胡適剛剛結束在美國活動，準備前往英法。20日下午，他在巴黎收到紐約轉來的電報，蔣介石敦請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以取代將要卸任的王正廷。胡適自認無黨無派，無羈無絆，如果隻是以個人身份做“國民外交”，為中華抗戰出一份力，自是責無旁貸，但要食官受祿，胡適還是很猶豫的。這時，他的好友、駐法大使顧維鈞和駐英大使郭泰祺都相繼來電，勸說他就任駐美大使。行政院長孔祥熙也打來電報說：“介公及弟甚願借重長才，大使一職，擬由吾兄見屈。”
雖如此，胡適還是回電堅辭大使職，理由是：“二十餘年疏懶已慣，決不能任此外交要職。”對於這樣的決定，其遭到朋友們的一致反對，令胡適處在痛苦的抉擇之中。直至7月26日，他終於咬牙跺腳，作出決定。遂發電文如下：
國家際此危難，有所驅策，我何敢辭。惟自審二十餘年閑懶已慣，又素無外交經驗，深恐不能擔負如此重任，貽誤國家，故遲疑至今，始敢決心受命。
對於此事，胡適自認是“逼上梁山”，在給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說“我在這十幾天，遇見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仍舊教我的書去。”9月17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任命令：
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王正廷呈請辭職，王正廷準免本職。此令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
對於這樣的決定，《紐約時報》載文說：“凡是知道胡適的美國人，都會因為胡適的新使命而歡呼。……胡適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適更宜於代表新舊兩派中國文化的精華。很少中國人能如此適於溝通中美兩國的情形，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從此胡適開始了他的“書生大使”之職。
■假若有人要我用一句話，概括的說明中國的種種現狀，我可以毫不遲疑的答複：中國正流著血死裏求生的在抗戰。
我們苦戰已經十六個多月了。我們所抵抗的侵略者，是世界三大海軍國的一個，也是全世界四五個大陸軍國之一，我們遭受了一百萬的死傷，我們有若幹廣大的區域被侵略者的軍隊占領了，沿海沿江的重要城市：北平、天津、青島、濟南、上海、杭州、南京、蕪湖、九江、廈門、廣州和武漢，都相繼淪陷了。實際上凡外人所認為工商的教育文化的交通運輸的中心要地，不是被侵略者占領，就是被他們摧殘無餘，一百一十一所大學，被敵人破毀霸占或損壞的，在三分之二以上。在內地勉強授課的極少數學府，既沒有設備，且而時時受到空襲的危險。除作戰軍隊的慘重死傷外，因受戰事的影響，以致家破人亡，無衣無食，轉輾流徙，貧病交加的平民，現在有六千萬之多。各地不設防城市的無辜民眾，被日本“皇軍”的轟炸機所殘殺的每天也都是成千累百。
但最嚴重的，是從10月中廣州淪陷以後，所有的海口通通落到敵人的手裏了。換句話說，國外軍火的接濟全被敵遮斷。此後國外軍火供給的來源，全靠腹地的三條後方路線維持：就是西北通蘇聯的陸路，以及通法屬安南和英屬緬甸的路線。但是這三條路線，都是困難重重，而且不是常常可靠。據說在法屬安南方麵，因為受了敵人的一再的威脅，曾經不許我們用滇越鐵路運輸軍火。通蘇聯的陸路汽車線雖是暢道，但由蘇聯邊境到重慶，有三千英裏，比較三藩市到紐約還長。路這樣遠，油站這樣少，重兵器的輸送，幾乎不可能。通緬甸的公路，還沒有達到可以使用的時期。由此看來，我們通海口與接濟的路線，全被阻斷，就是在利用出口貿易以換取外彙方麵也發生了絕大的困難。
這是中國的現狀。方才我說中國正流著血死裏求生的在抗戰是不是言過其實呢?
從漢口廣州陷落以後，社會上和政府中一部分人不免有短時期的懷疑，猶豫甚至失望；這是很自然的。我曾屢次向美國人士說明，拿人身的血肉和金屬製成的優越機械相戰，其人力自有一個限度。到了力量罄竭的時候，常不免有弛頹下來的危機。所以我國人民在此時期的懷疑和猶豫，實在是很自然的現象，也無怪在這個時期內，美國各報紙紛傳和平談判的信息；說是中國有放棄抗戰的考慮。事實上我們的敵人，同時也曾明白表示渴望和平。
但是這個猶疑的時期，也就是偉大決策的時期，很快的，我們的當局，就得到了結論：認為在目前情況下，中國絕不能企望和平。理由很簡單，就是還沒有絲毫的跡象，可以產生使中國人民相當接受的和平。他們慎重的考慮過各種困難和民族潛伏力之後，肯定的決定繼續抗戰的國策，與侵略者周旋到底。
當蔣委員長詳細告訴全中國全世界這個新決心的時候，特別注重下列幾點：
▲中國決定繼續其持久全麵抗戰的方針。因為抗戰已經真正變成“全麵的”了，敵人已經被我們誘入內地了，在地理上和時間上，我們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十六個月的抗戰，已經達到我們延遲敵人西進的目的。因此我們能夠發展廣大後方的交通和運輸。若幹的工業，也能安然的遷到內地。
必須經過絕大的艱難和犧牲，我們才能希望獲得最後的勝利。
我們必須認清這次的抗戰，是個革命的戰爭，正像美國的獨立戰爭，法俄的革命戰爭，土耳其的解放戰爭一樣。在這種革命戰爭的過程中，民族精神必定獲得最後的勝利。
■這是中國新決心的鄭重宣言。
對於我國人民，冒了無上險阻艱難，決定繼續抗戰，世界的輿論如何感想?會不會認為這種決定，是絕對的愚昧，僅憑幻想的邏輯做根據呢?
無論世界對我們作什麼感想，我可以肯定的向諸位保證，一個已經犧牲一百萬人民的國家，為了保持他們的生存獨立，決定準備更大的犧牲而抵抗侵略，那就不能妄責他，說他的希望與企願，是僅憑幻想做根據。我們根據十六個月所得的非常艱苦而富有啟發作用的作戰經驗，才慎重的決定了這個國策。從這艱苦的時期中，我們領悟了，我國的將士，能英勇的抗戰，能壯烈的犧牲；我們的人民，忍受了一切的損害和摧殘，對政府從沒有半句怨言，全國——敵軍占領區也在內——民族統一團結的意識，已經毫無疑義的形成了。同時我們知道敵人對於長期戰爭的負擔，確已感覺到不能勝任；敵人的財政逐漸趨於崩潰；對於一個被他認為不堪一一擊的國家，敵人正在殫精竭慮的集中一一切兵力來苦戰。更使敵人彷徨不安的，是軍實的消耗。這項軍實，是他們曆年積儲起來預備應付更強大敵人的。所以我們隻要延長抗戰到一個時期，並非不能使敵人疲於奔命，以至於失敗的。
從我個人用非曆史專家的眼光來看，把我們這次的抗戰，認為是一種革命戰爭，必須用美法俄土革命戰爭的曆史去襯托他才能得到最確切的了解——這句話含有很大的真理。美國的聽眾對於這個曆史的比喻當然最能了解；不久以前，有一位美國朋友寫信給我說：“目前中國困在福奇山穀中，但我希望不久當可達到約克城。”寫這幾句話的時候，我還沒有讀過前麵所講的宣言呢。我現在把這個比喻，再詳細說明。
美國第一流科學的曆史家約翰費斯克說：“華盛頓軍隊在福奇山穀中所受的痛苦，曾引起曆史家無限的同情和讚頌。當1777年12月17日的那天，那些可憐的軍隊向冬季營房前進的時候，因為士兵們都赤著足，一路上，鮮紅的血跡，印在潔白的積雪上麵，走過的路線非常清楚。23日，華盛頓向議會報告，他營裏有二千八百九十八人，都是不堪作戰，因為他們是赤足和沒有服裝的兵士。又因饑寒交迫，病者日多。擠滿了傷病兵的醫院裏，有些竟因沒有稻草鋪在冰凍的地上睡眠，硬被凍死的。在這樣艱苦狀況之下，有時敵人進攻，簡直調不出二千士兵來迎戰。”(費斯克著《美國革命》第二冊第28至29頁)這是1777年冬天福奇山穀的情況。
不久，喬治第三及諾斯爵士領導下的英國政府，提出和議，願意無條件的廢止引起美洲殖民地反抗的一切法律，同時又宣言，英國國會將永久放棄在美洲征稅的權利。並且派了若幹代表，備具議和的全權，到美洲來和議會談判。
這確是一個榮譽和平的提議啊。彼時美國的開國者若使接受了這個提議，那麼以後四年間的血戰和犧牲，盡可避免的。但是這樣一來，就沒有美洲獨立的成功和北美合眾國的出現了。
那時美國的開國諸公，毅然拒絕1778年的和平條件，繼續的再奮鬥了四年，終於1781年10月在約克城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們一定要記得，以後那四年血戰的危險和艱難，就幾乎沒有一時一刻不是和福奇山穀中的情形一樣的。軍事的挫折，領土的喪失，內部的困難，甚至通敵賣國的事是層出不窮的。那時全美政府還沒有組成，聯邦憲章，雖經過了三年的討論，還沒有采用。全美議會的名望日減，權力日弱，議會既沒有向各邦征稅的權力，隻有不斷加印紙幣的一法，以維持抗戰。此種紙幣的價值因而愈跌愈低。華盛頓說：“買一車子的糧食，需要一車的紙幣。”“1780年的初期，一元紙幣的價值，跌到二分。同年年底，十元紙幣，僅值一分。不久紙幣就停止流通了，債款也無法催收。信用蕩然無存，費城一家理發店，把賬單裱糊四壁”。“在這樣情況之下，軍隊必需的衣食，幾乎無法維持。士兵四個月的餉還不夠他家族買一鬥麥，有時這點餉還領不到。終日光了赤腳，吃也吃不飽。”(費斯克著《美國革命》第196至200頁)
這是1780年的情形，但是華盛頓和他的同事們，並沒有放棄抵抗。一年以後，在約克城終於獲得了最後勝利，結束了美國革命的軍事階段。
我詳細描述美國革命在1776年至1781年內的種種困苦，不僅是要說明華盛頓統率的美軍，其處境並不比今日抗戰的中國軍隊好多少，並且要證明蔣委員長所以把抗日戰爭稱為革命戰爭，而這種革命戰爭中民族精神必定獲得最後勝利的意義。凡是革命戰爭，都是武器不全而為理想所激發的民眾，和操有裝備優越的正規軍的壓迫者或侵略者作戰。結果最後的勝利總是歸於篤信主義勇敢犧牲而能征服一切困難的一方麵。若果說這是一個幻想，那末也是一種使人非常興奮使人非常感動的幻想，所以我國成千累萬的人民決定拿血和生命來考驗一下啊！
在結束我的講演以前，我還有一個觀察，也是根據曆史的比喻的。我要問一句話，就是美國的開國者怎樣能夠逃出福奇山穀走上約克城勝利的路！曆史家都同意，不外有兩種因素。第一革命軍能不顧極大的艱苦，奮鬥到底。但是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就是那時國際情形是幫助了美國革命的。喬治第三的英國為歐洲各大國所厭惡，他們自然同情於美洲的殖民地。全美議會曾派外交團赴歐，主要目的在聯絡路易十六的法國朝廷。團員之中，有那位日後出任第一任駐法公使的佛蘭克林，他和法國訂了商約和軍事同盟，非但借到了四千五百萬鎊的巨款，而且得到法國的重要軍事協助——得到那人數眾多器械精良的法國遠征隊，就是主張美洲孤立主義最力的貝密史教授，也不得不承認“法國在美洲的陸軍和艦隊，與華盛頓軍隊的協同作戰，獲得約克城最後的勝利。法國同盟實在是美國獨立成功的主要原素。每一個美國人民應該永矢弗忘的”。(貝密史著《美國外交史》第31頁)
但是法國的直接援助，並非美國革命成功的唯一原因。那時整個的國際形勢，都是直接或間接對於美國有利的。遠在1778年的時候，英法兩國早已進人不宣而戰的狀態中。西班牙在1779年向英國宣戰。1780年，俄國加塞林女皇宣布了海上自由和中立國權利的原則，立刻就被英國的敵國們接受了。1780年荷蘭也向英國宣戰。所以當英軍在約克城投降的前一年，英國幾乎和全歐各國處於敵對地位，他全世界的殖民地，也飽受法國和西班牙兩國的威脅。在這樣不利的國際環境之下，英政府當然無法增援她在美作戰的部隊，而予實力比較微弱的華盛頓軍隊以致命的打擊。
這種曆史比喻的教訓，是非常明顯的。中國抵抗侵略戰的最後成功，也得靠二種事，第一，中國必須繼續抗戰。事實上中國除抗戰外，也沒有別的選擇。第二，在中國持久戰爭中，也許有一天國際情形轉變到對中國有利而對日本不利。中國並不希冀同情或友好的友邦，實地拿起槍來，幫同我們對日作戰。但是中國確實希望，而並有這權利希望，各民主的及愛好和平國家的男女人士，受了公正觀念和人道正義的驅使，阻止武器和重要軍需原料這樣不人道的繼續輸入一個國家。要知道這個國家，已經被五十多國一致譴責，為違犯神聖條約，破壞世界和平的國家。我毫不遲疑地再加一句，這一個國家也就是今日國際團體中第一個公敵。
(本文為1938年12月4日胡適在紐約的演講，中譯稿載1939年2月1()日、11日重慶《大公報》)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1947）
●民國36年（1947年），內戰正酣，胡適嗅到了國府麵臨的危機，要麼生存，要麼死亡。為此他向國內公眾強調了自己的立場。1947年7月6日，胡適寫下《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認為中國雖然沒有民主政黨，但已有了雛形，“國民黨準備結束訓政，進行憲政”無疑是個好預兆。從當時胡適的理解看，威權和極權，兩害相權取其輕，既然沒有純粹的自由之路可選，那至少要占到自由的願景那邊。8月24日，胡適寫下這篇《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宣布：我們中國人在今日必需認清世界文化的大趨勢，我們必須選定我們自己應該走的方向，隻有自由可以解救我們民族的精神，隻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的力量來解決全民族的困難，隻有自由民主可以給我們培養成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
隨後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再次泡湯，從“五四”以來的所有都隨著國民黨的失敗而顯得毫無意義，“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更是成了一個夢，破碎在山河分崩之際。
■從世界曆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的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來反自由，反民主的集體專製潮流，不過是一個小小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我們可以不必因為中間起了這一個三十年的逆流，就懷疑或抹殺那三四百年的民主自由大潮流，大方向。
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與言論出版的自由，是社會改革與文化進步的基本條件。自從四百多年前馬丁?路德發動宗教革新以來，爭取各種自由的運動漸漸成功，打開了一個學術革新，思想多元化發展，社會革新，政治改造的新世界。如果沒有思想信仰言論出版的自由，天文物理化學生物進化的新理論當然不會見天日，洛克，伏爾泰，盧騷，節浮生，以至馬克斯，恩格爾的政治社會新思想也當然都不會流行傳播，這是世界近代史的明顯事實。
第二，我深信這幾百年中逐漸發展的民主政治製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會的一切階層，最可代表全民利益的，民主政治的意義，千言萬語，隻是政府統治須得人民的同意。這個同意，起初隻限於貴族紳士與教會領袖，後來推廣到納稅的商人，後來經過了長時期的推廣，一切成年的男女公民都有選舉權了。這樣包括全體人民的政治製度，不須采用殘酷的爭鬥屠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做到代表最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治，。因為這種民主政製可以代表全民利益，所以從曆史上看來，社會主義的運動隻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隻是民主運動的一個當然而且必然的趨勢。在這六七十年之中，社會的經濟立法逐漸加多，勞工也往往可以用和平方法執掌重要國家的政權，積極推行社會的經濟政策。這也是明顯的史實，使我們明白了民主政治是可以擴充到包括全民利益，包括社會化的經濟政策的。
第三，我深信這幾百年（特別是這一百年）演變出來的民主政治，雖然還不能說是完美無缺陷，確曾養成了一種愛自由，容忍異己的文明社會。法國這人伏爾泰說的最好：“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不讚成。但是我要拚命力爭你有說這話的權利。”這是多麼有人味的容忍態度！自己要爭自由，同時還得承認別人也應該享有同等的自由，這便是容忍。自己不信神，要爭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當同時也得承認別人真心信神，當然有他信神的自由。如果一個無神論者一旦當權就要禁止一切信神，那就同中古宗教殘殺“異端”一樣的不容忍了。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張、經濟理論、社會思想，也都應該如此，民主政治作用全靠這容忍反對黨，尊重反對黨的雅量。
以上說的三點，是我“偏袒”這個民主自由大潮流的主要理由。我承認這個潮流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的曆史潮流，一個明白的文化趨勢。學曆史的人，當然都知道這個爭自由，爭民主的潮流曾經遭到無數次的壓迫，無數次的摧殘。當他在幼弱的時候，這個自由民主的運動往往禁不起武力與戰禍的毀壞。這是一個有人味的愛好和平的文明運動，時時刻刻有被暴力摧毀的危險。在這三四百年之中，第一個民主自由運動的中心是在英國，第二個是在北美洲，第三個是在南太平洋的澳洲與紐西蘭，這都是海洋保障，不易受到外來武力摧毀的，等到這三四個大中心的民主自由運動力量培養的雄厚了，他們的力量才能成為這個運動的保衛力量。我們在這個時候可以放膽推測，這個民主自由的大運動是站得住的了，將來 “一定勝利”的了。
至於那個反自由、反民主、不容忍的專製集團，他自己至今不敢自信他站得住。我們很可以宣告這個反自由不容忍的專製運動隻是這三十曆史上的一個小小的逆流，一個小小的反動。因為他是一個反動，一個逆流，所以他在最近十年之中，越走越道回去了。開曆史的倒車，所以說是逆流；不自信，害怕而氣餒，所以說是小的反動。
我們中國人在今日必需認清世界文化的大趨勢，我們必須選定我們自己應該走的方向，隻有自由可以解救我們民族的精神，隻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的力量來解決全民族的困難，隻有自由民主可以給我們培養成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
——1947年8月24日
（原載1948年8月北平獨立出版社出版《獨立時論》一集）
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1948）
■我很深切的感覺中國的高等教育應該有一個自覺的十年計劃，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
我說的“學術獨立”，當然不是一班守舊的人們心裏想的“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遠法歐美”。我決不想中國今後的學術可以脫離現代世界的學術而自己尋出一條孤立的途徑。我也決不主張十年之後就可以沒有留學外國的中國學生了。
我所謂“學術獨立”必須具有四個條件：一，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擔負，不必向國外去尋求。二，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與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做專門的科學研究。三，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工業問題、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等，在國內部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可以幫助社會國家尋求得解決。四，對於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能和世界各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擔負人類與學術進展的責任。
要做到這樣的學術獨立，我們必須及早準備一個良好的、堅實的基礎，所以我提議，中國此時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劃，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
這個十年計劃也可以分做兩個階段。第一個五年，先培植起五個大學，五年之後，再加上五個大學。這個分兩期的方法有幾種好處。第一，國家的人才與財力恐怕不夠同時發展十個第一流的大學；第二，先用國家力量培植五個大學，可以鼓勵其他大學努力向上，爭取第二期五個大學的地位。
我提議的十年計劃，當然不是隻顧到那五個十個大學，而不要那其餘的大學和學院了。說的詳細一點，我提議：
一，政府應該下大決心，在十年之內，不再添設大學或獨立學院。
二，本年憲法生效之後，政府必須嚴格實行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的規定，“教育文化科學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全國人民與人民團體，應該隨時監督各級政府嚴格執行。
三，政府應該有一個高等教育的十年計劃，分兩期施行。
四，在第一個五年裏，挑選五個大學，用最大的力量培植他們，特別發展他們的研究所，使他們能在已有的基礎之上，在短期間內，發展成為現代學術的重要中心。
五，在第二個五年裏，繼續培植前期五個大學之外，再挑選五個大學，用同樣的大力量培植他們，特別發展他們的研究所，使他們在短期內發展成為現代學術的重要中心。
六，在這十年裏，對於其餘的四十多個國立大學和獨立學院，政府應該充分增加他們的經費，擴充他們的設備，使他們有繼續整頓發展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各地最好的大學。對於有成績的私立大學和獨立學院，政府也應該繼續民國二十二年以來補助私立學校的政策，給他們適當的補充費，使他們能繼續發展。
七，在選擇每一期的五個大學之中，私立的學校與國立的學校應該有同樣被挑選的機會，選擇的標準應該注重人才、設備、研究成績。
八，這個十年計劃應該包括整個大學教育製度的革新，也應該包括“大學”的觀念的根本改換。近年所爭的幾個學院以上才可稱大學，簡直是無謂之爭。今後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著研究院的方向去發展。凡能訓練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與研究生做獨立的科學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學。凡隻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盡管有十院七八十係，都不算是將來的最高學府。從這個新的“大學”觀念出發，現行的大學製度應該及早徹底修正，多多減除行政衙門的幹涉，多多增加學術機關的自由與責任。例如現行的學位授予法，其中博士學位的規定最足以阻障大學研究所的發展。這部分的法令公布了十六年，至今不能實行，政府應該早日接受去年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建議，“博士候選人之大學或獨立學院自行審查考試，審核考試合格者，由該校院授予博士學位。”今日為了要提倡獨立的科學研究，為了要提高各大學研究所的尊嚴，為了要減少出洋鍍金的社會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學位授予法，讓國內有資格的大學自己擔負授予博士學位的責任。
這是我的建議的大概。這裏麵我認為最要又最簡單易行而收效最大最速的，是用國家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大學的計劃。眼前的人才實在不夠分配到一百多個大學與學院去。（照去年夏天的統計，全國有二十八個國立大學，十八個國立學院，二十個私立大學，十三個省立學院，二十一個私立學院，共計一百個。此外還有四十八個公私立專科學校。）試問中國第一流的物理學者，國內外合計，有多少人？中國專治西洋曆史有成績的，國內外合計，有多少人？這都是大學必不可少的學科，而人才稀少如此。學術的發達，人才是第一要件。我們必須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們造成最適宜的工作條件，使他們可以自己做研究，使他們可以替全國訓練將來的師資與工作人員，有了這五個十個最高學府做學術研究的大本營，十年之後，我相信中國必可以在現代學術上得著獨立的地位。
這不是我過分樂觀的話，世界學術史上有許多事實可以使我說這樣大膽的預言。在我出世的那一年（一八九一），羅氏基金會決定捐出二千萬美金來創辦芝加哥大學，第一任校長哈勃爾（W.R.Harper）擔任籌備的事。他周遊全國，用當時空前的待遇（年俸七千五百元），選聘第一流人物做各院係的主任教授，美國沒有的，他到英國歐洲去挑。一年之後，人才齊備了，設備夠用了。開學之日，芝加哥大學就被公認為第一流大學。一個私家基金會能做到的事，一個堂堂的國家當然更容易做得到。
更數上去十多年，一八七六年，吉爾門校長（D.C.Gilman）創立霍鏗斯大學，專力提倡研究院的工作。那時候，美國的大學還都隻有大學本科的教育。耶魯大學的研究院成立於一八七一年，哈佛大學的研究院成立於一八七二年，吉爾門在霍鏗斯大學才創立了專辦研究院的新式大學，打開了“大學是研究院”的新風氣。當時霍鏗斯大學的人才極盛一時。哲學家如杜威，如羅以斯（Ropce），經濟學家如伊黎（Ely），政治學家如威爾遜總統，都是霍鏗斯大學研究院出來的博士。在醫學方麵，當霍鏗斯大學開辦時（一八七六），美國全國還沒有一個醫學院是有研究實驗室的設備的，吉爾門校長選聘了幾個有研究成績的青年醫學家，如倭斯勒（Osler），韋爾渠（Welch）諸人，創立了第一個注重研究提倡實驗的醫學院，就奠定了美國新醫學的基礎。所以美國史家都承認美國學術獨立的風氣是從吉爾門校長創立大學研究院開始的。一個私人能倡導的風氣，一個堂堂的國家當然更容易做得到。
所以我深信，用國家的大力來造成五個十個第一流大學，一定可以在短期間內做到學術獨立的地位。我深信，隻有這樣集中人才，集中設備……隻有這一個方法可以使我們這個國家走上學術獨立的路。
——1947年9月18日定稿
（全文載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報》）
自由主義是什麼（1948）
■孫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國成語：“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不知哪一種是真的。”其實“自由主義”也可以有種種說法，人人都可以說他的說法是真的，今天我說的“自由主義”，當然隻是我的看法，請大家指教。
自由主義最淺顯的意思是強調的尊重自由，現在有些人否認自由的價值，同時又自稱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裏沒有自由，那就好像長阪坡裏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裏沒有諸葛亮，總有點叫不順口罷！據我的拙見，自由主義就是人類曆史上那個提倡自由，崇拜自由，爭取自由，充實並推廣自由的大運動。“自由”在中國古文裏的意思是：“由於自己”，就是不由於外力，是從外力裁製之下解放出來，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國古代思想裏，“自由”就等於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於自己”，都有不由於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淵明的詩“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這裏“自然”二字可以說是完全同“自由”一樣。王安石的詩：“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這就是說，這片瓦的行動是被風吹動的，不是由於自己的力量，中國古人太看重“自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輕外麵的拘束力量，故意回向自己內心去求安慰，求自由。這種回向自己求內心的自由，有幾種方式，一種是隱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壓迫，一種是夢想神仙的生活行動自由，變化自由正如莊子說，列子禦風而行，還是“有待”，“有待”還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事人無待於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淨土，都含有由自己內心去尋求最高的自由的意義。我們現在講的“自由”，不是那種內心境界，我們現在說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壓迫的權利，是在某一方麵的生活不受外力限製束縛的權利。
在宗教信仰方麵不受外力限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麵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麵，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是一些先進民族用長期的奮鬥努力爭出來的。
人類曆史上那個自由主義大運動實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隻是解除某個宗教威權的束縛，自相矛盾自由隻是解除某派某派思想威權的束縛。在這些方麵……在信仰與思想的方麵，東方曆史上也有很大膽的批評者與反抗者。從墨翟，楊朱，但桓譚，王充，從範?b，傅奕，韓愈，到李贄，顏元，李恭，都可以說是為信仰思想自由奮鬥的東方豪傑之士，很可以同他們的西方同誌齊名媲美，我們中國曆史上雖然沒有抬出“爭自由”的大旗子來做宗教運動，思想運動，或政治運動，但中國思想史與社會政治史的每一個時代都可以說含有爭取某種解放的意義。
我們的思想史的第一個開山時代，就是春秋戰國時代就有爭取思想自由的意義。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師老子。就是一位大膽批評政府的人。他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同時的鄧析是批評政府而被殺的。另一位更偉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間派”，他對於當時的宗教與政治，都有大膽的批評，他的最大膽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麵：有教無類，“類”是門類，是階級民族，“有教無類”，是說：“有了教育，就沒有階級民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