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與自由 （1959）
—1959年11月20日胡適在台北《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說詞
雷先生！《自由中國》社的各位朋友！我感覺到剛才有位來賓說的話最為
恰當。夏濤聲先生一進門就對我說：“恭喜恭喜！這個年頭能活到十年，是不
容易的。”我覺得夏先生這話，很值得作為《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十周年的
頌詞。這個年頭能活上十年，的確是不容易的。《自由中國》社所以能夠維持
到今天，可說是雷做寰先生以及他的一班朋友繼續不斷努力奮鬥的結果。今天
十周年的紀念會，我們的朋友，如果是來道喜，應該向雷先生道喜；我隻是擔
任了頭幾年發行人的虛名。雷先生剛才說：他口袋裏有幾個文件，沒有發表。
我想過去的事情，雷先生可以把它寫出來。他所提到的兩封信，也可以公開的。
記得民國三十八年三四月間，我們幾個人在上海；那時我們感覺到這個形勢演
變下去，會把中國分成“自由的”和“被奴役的”兩部分，所以我們不能不注
意這一個“自由”與“奴役”的分野，同時更不能不注意“自由中國”這個名字。
我想，可能那時我們幾個人是最早用“自由中國”這個名字的。後來幾位朋友
想到成立一個“自由中國出版社”。當初並沒有想要辦雜誌，隻想出一點小冊子。
所以“自由中國出版社”剛成立時，隻出了一些小冊子性質的刊物。我於4 月
6 日離開上海，搭威爾遜總統輪到美國。在將要離開上海時，他們要我寫一篇《自
由中國社的宣言》。後來我就在到檀香山途中，憑我想到的寫了四條宗旨，寄
回來請大家修改。但雷先生他們都很客氣，就用當初我在船上所擬的稿子，沒
有修改一字；《自由中國》半月刊出版以後，每期都登載這四條宗旨。《自由
中國》半月刊創刊到現在已十年了。回想這十年來，我們所希望做到的事情沒
有能夠完全做到；所以在這十周年紀念會中，我們不免有點失望。不過我們居
然能夠有這十年的生命，居然能在這樣困難中生存到今天，這不能不歸功於雷
先生同他的一班朋友的努力；同時我們也很感謝海內外所有愛護《自由中國》
易明白的。我引用這兩句話，第二天在報上發表出來，被共產黨注意到了。共
產黨就馬上把它曲解，說：“胡適之說這兩句話是有作用的；胡適之想拿這兩
句話來欺騙民眾，替蔣介石辯護，替國民黨辯護。”過了十二、三年，毛先生
又引用了這兩句話。所謂“理未易明”，就是說真理是不容易弄明白的。這不
但是我寫《容忍與自由》這篇文章的哲學背景，所有一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製度，
都可以說建立在“理未易明”這句話上麵。
最近出版的《自由中國》創刊十周年紀念的特刊中，毛子水先生寫了一篇
《〈自由中國〉十周年感言》。他在那篇文章中又提到一部世界上最有名的書，
就是出版了一百年的穆勒的《自由論》；從前嚴又陵先生翻譯為《群己權界論》。
毛先生說：這本書，到現在還沒有一本白話文的中譯本。嚴又陵先生翻譯的《群
己權界論》，到現在已有五六十年；可惜當時國人很少喜歡“真學問”的，所
以並沒有什麼大影響。毛先生認為主持政治的人和主持言論的人，都不可以不
讀這部書。穆勒在該書中指出，言論自由為一切自由的根本。同時穆勒又以為，
我們大家都得承認我們認為“真理”的，我們認為“是”的，我們認為“最好”
的，不一定就是那樣的。這是穆勒在那本書的第二章中最精彩的意思。凡宗教
所提倡的教條，社會上所崇尚的道德，政府所謂對的東西，可能是錯的，是沒
有價值的。你要去壓迫和毀滅的東西，可能是真理。假如是真理，你把它毀滅掉，
不許它發表，不許它出現，豈不可惜！萬一你要打倒的東西，不是真理，而是
錯誤：但在錯誤當中，也許有百分之幾的真理，你把它完全毀滅掉，不許它發表，
那幾分真理也一同被毀滅掉了。這不也是可惜的嗎？再有一點：主持政府的人，
主持宗教的人總以為他們的信仰，他們的主張完全是對的；批評他們或反對他
們的人是錯的。盡管他們所想的是對的，他們也不應該不允許人家自由發表言
論。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教會或政府所相信的是真理，但不讓人家來討論或批
評它，結果這個真理就變成了一種成見，一種教條。久而久之，因為大家都不
知道當初立法或倡教的精神和用意所在，這種教條，這種成見，便慢慢趨於腐爛。
總而言之，言論所以必須有自由，最基本的理由是：可能我們自己的信仰是錯
誤的；我們所認為真理的，可能不完全是真理，可能是錯的。這就是剛才我說的，
在七八百年以前，我們的一位大學者呂伯恭先生所提出來的觀念；就是“理未
易明”。“理”不是這樣容易弄得明白的！毛子水先生說，這是胡適之所講“容忍”
們想一想。我想有許多有權有勢的人，所以要反對言論自由，反對思想自由，
反對出版自由，他們心裏恐怕覺得他們有一點危險。他們心裏也許覺得那一班
窮書生拿了筆
杆在白紙上寫黑字而印出來的話，可以得到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好感，得到
一部分人的同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這個就是力量。這個力量就是使有權
有勢的人感到危險的原因。所以他們要想種種法子，大部分是習慣上的，來反
對別人的自由。誠如殷海光先生說的，用權用慣了，頤指氣使慣了。不過他們
背後這個觀念倒是準確的；這一班窮書生在白紙上寫黑字而印出來的，是一種
力量，而且是一種可怕的力量，是一種危險的力量。所以今天我要請殷先生和
在座的各位先生想一想，究竟誰是有權有勢？今天在座的大概都是拿筆杆寫文
章的朋友。我認為我們這種拿筆杆發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輕自己。我們要承
認，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因為我們有權有勢，所以才受到種種我們認為不
合理的壓迫，甚至於像“圍剿”等。人家為什麼要“圍剿”？還不是對我們力
量的一種承認嗎？所以我們這一班主持言論的人，不要太自卑。我們不是弱者；
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不過我們的勢力，不是那種幼稚的勢力，也不是暴力。
我們的力量，是憑人類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
友，不要把我們自己看得太弱小；我們也是強者。但我們雖然也是強者，我們
必須有容忍的態度。所以毛子水先生指出我在《容忍與自由》那篇文章裏說的話。
不僅是對壓迫言論自由的人說的，也是對我們主持言論的人自己說的。這就是
說，我們自己要存有一種容忍的態度。我在那篇文章中又特別指出我的一位死
去的朋友陳獨秀先生的主張：他說中國文學一定要拿白話文做正宗；我們的主
張絕對的是，不許任何人有討論的餘地。我對於“我們的主張絕對的是”這個
態度，認為要不得。我也是那時主張提倡白話文的一個人；但我覺得他這種不
能容忍的態度，容易引起反感。
所以我現在要說的就是兩句話：第一，不要把我們自己看成是弱者。有權
有勢的人當中，也包括我們這一班拿筆杆的窮書生；我們也是強者。第二，因
為我們也是強者，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我們絕對不可以濫用我們的權力。
我們的權力要善用之，要用得恰當：這就是毛先生主張的，我們說話要說得巧。
毛先生在《〈自由中國〉十周年感言》中最後一段說：要使說話有力量，當使
事有是非”十個字，是很不容易的。如要想達到這個自由，恐怕要時時刻刻記
取穆勒《自由論》第二章的說話。我頗希望殷海光先生能把它翻譯出來載在《自
由中國》這個雜誌上，使大家能明白言論自由的真諦，使大家知道從前哲人為
什麼抱著“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