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確實受到空前的重視。雖然建國後文藝批評經常成為政治運動的輿論工具。但在一般情況下，文藝批評得到了正常發展，同時推進了創作的發展，也提高了文藝批評自身的水平。建國初期周揚的《評〈紅旗歌〉》、《從〈龍須溝〉學習什麼？》，馮雪峰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我們文學發展上的意義》、《論〈保衛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陳湧的《孔厥創作的道路》、《劉白羽近年的小說》和評《暴風驟雨》，都是當時文學批評的重要成果。通過對於這些體現了文藝新方向成功作品的評論，對於新文學創作起了指導作用。在此之前，1949年春末到同年冬初，王朝聞以"致友人書"為副標題，在京津報刊發表了52篇文藝短論，企圖"幫助同行掌握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體現新文藝方針的原則"。因為密切聯係創作實踐，結合具體作品，使文藝欣賞與思想評價相統一，親切生動地闡釋論證了《講話》的精神，受到了好評，1950年結集出版為《新藝術創作論》，一直受到文藝界和讀者的喜愛。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已經著名的文藝批評家邵荃麟、張光年、林默涵、何其芳、陳企霞等，依然是文藝批評戰線的主將，同時又產生了一代新的文藝批評家，如陳湧、蕭殷、侯金鏡、馮牧、黃秋耘、鮑昌、唐因等。他們都寫出了一些有較高質量的作品評論。這些評論的共同特點，正如張光年關於侯金鏡的評論所概括的，"都是帶著對新創作的喜悅和保護的心情寫出來的"，"一遍一遍地咀嚼這些作品，從中發現多少帶有新的特色的東西"，"重視作品的思想性和社會作用，善於把思想、生活與藝術三者糅合起來加以分析和評論"（張光年：《侯金鏡文藝評論集·序》）。在這方麵應該特別提出來的是茅盾。他在解放初期連續寫了《略談工人文藝運動》、《從話劇〈紅旗歌〉說起》、《讀〈新事新辦〉等三篇小說》等評論，他認為這些建國初期還是萌芽狀態的作品"不是一件小事，這是中國文學史上全新的一章的起點"，為此傾力愛護、關懷、扶植。後來不少新人新作，由於他的發現、評論而確立了文學上的地位。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特別是糾正文藝從屬政治和文藝批評的兩個標準的命題，使文藝批評有重大的轉折和長足的進步，由政治裁判、思想評價而進入思想與藝術統一的審美批評。老一代批評家周揚、張光年、陳荒煤、馮牧等，汲取著曆史的血淚教訓，毅然披斬在文藝批評前沿，為文學的曆史轉折歡呼推進。一批銳意突進的年輕文藝批評者，脫穎而出，給文藝批評注入了新的血液。
回顧建國30年文學理論批評的曆程得失，不難得出這樣的印象和結論：經曆了曲折坎坷,有慘痛的教訓,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隨著偉大的曆史轉折，文學理論批評工作開始了新的曆史進程。